新華社北京1月15日電（記者高潔 張馨文）45歲的導演陸慶屹將鏡頭對准自己的家庭，歷時四年，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四個春天》，故事從 2013 年春天一直橫跨到 2016 年春天。導演以自己南方小城裡的父母為主角，用略顯“質朴”的鏡頭記錄下了時間在家庭中的流逝，緩緩雕刻出一個家庭近二十年的溫柔變遷，以及他們如何以自己的方式面對流轉的時間、人生的得失起落。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由表及裡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影片中一覽無余。

　　這部用家庭DV拍攝而成的影片成本低廉，但在淘票票和貓眼的評分中都超過9分，豆瓣電影的評分更是高達8.9分。在陸慶屹看來，每一個家庭都有詩意，盡管這裡的詩意並不一定意味著美好，也可能是凝重，甚至有可能是困難重重。一個人、一個家庭要怎麼度過生活中的挫折？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必須得“強”。“這種‘強’可能是直面挫折的堅強，也可能是一種持續的、一直能夠面對問題去積極解決的決心。”陸慶屹說。

　　也許正是影片中這種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打動了不少觀眾。溫柔的父母為陸慶屹豎立了一種標杆和一個底線，陸慶屹在影片中也將父母對生活的克制傳遞出來。

　　回想起自己的青春叛逆期，陸慶屹忘不了母親對自己的四個忠告：第一，不要麻煩別人﹔第二，不要為難別人﹔第三，不要犯罪﹔第四，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有些孩子覺得跟父母有代溝，其實不如放下一點小小的自我，每個人都有自尊心，互相碰撞后就會出現問題。但是如果互相之間收一點，中間有個緩解，可能這個時候你就能體諒到對方了。”陸慶屹說。

　　在外漂泊的游子看不到父母獨自在家生活的艱辛，隻看到每次迎孩子回家時臉上洋溢的喜悅。在這部紀錄片裡，影片的脈絡就是孩子歸來和離去的時間軸。離家的游子如同歸去來的燕子，燕子來時那剎那的欣喜和燕子歸去時那隱忍的克制在影片中輪番上演。

　　孩子不在的時候，留守的父母就用勞動和音樂填滿自己的生活，他們總能找到自己的興趣。母親喜歡親手制作，總是戴著老花鏡坐在縫紉機前踩踏板，自己的兒子還沒結婚，已經將孫子穿的鞋做好了﹔父親喜歡搗鼓音樂、剪輯視頻、逗逗蜜蜂，時常擺弄他的各式樂器，也會坐在電腦前用剪輯軟件，剪家庭錄像、剪音樂視頻。在電影中有一個鏡頭是父母分別坐在相鄰的兩間屋子裡，一個在踩縫紉機，一個在點鼠標，兩個人不在一個空間裡，卻好像沒有界限。

　　在陸慶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普通人的日常，家裡的飯，地裡的菜，那些日常的東西因為帶著導演童年、少年的記憶所以感動了導演自己，導演沒想到的是，還有那麼多人會對它產生強烈興趣。

　　影片中的音樂也是增彩的部分，各種山歌小調，充盈著父母的生活。母親年輕時對山歌的記憶，她這輩子都忘不掉，和老友一起回憶當年對過的山歌，那旋律自然流淌出來。音樂在飯桌上、在山路間、在病房裡、在葬禮上，兩人用音樂訴說思戀、祝福和想念。正是有音樂相伴，父母的生活脫離了單調和無聊，陸慶屹認為也正是這些愛好充盈了父母的生命力。

　　影片中，姐姐因重病去世使故事發生了轉折，原本的溫情被悲情替代。面對“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劇，兩位老人沒有崩潰大哭，他們對傷痛始終克制，耐心地安撫照顧重病的女兒。女兒去世之后，二老除了在家裡，待得最久的地方就是半山腰上女兒的墳前。他們頻繁地在女兒的墳旁打理，鬆土種花、喃喃自語，有時會在這裡待上一整天。

　　這些情節，讓影院裡的觀眾顏面抽泣。父母對彼此和子女濃濃深沉的愛意，沒有一味陷入陰霾。在女兒去世兩年后的某個日落，二老在女兒墳前哼起女兒愛唱的歌，在女兒的墳前起舞歌唱。

　　“有一個影院經理跟我說，元旦之后很多人就沒心思看電影了，大家有很多事情要忙，這是市場經驗。但我欣慰的是，從現在的反饋來看，看的人大多是喜歡的。很神奇。”對於電影票房的預期，陸慶屹坦然回答說其實當初都沒有想到可以上映。這個片子最主要是對父母承諾的完成，也是給父母的一個禮物，甚至是對自己離家三十多年的一個交代。

　　“我們無法控制生離死別，但是自強的父母不會輕易屈服，這也許就是我們從上一輩人身上學到的生活態度。”陸慶屹說。（參與採寫：任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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