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鬧隻屬於電影宮？

　　從“平遙元年”伊始，跑過全球各大電影節的“老江湖們”就紛紛贊嘆，賈樟柯真厲害，談妥了古城內舊柴油機廠這麼一大片空間，並找來金主投資、改造，打一開始就實現了北京、上海、香港、柏林都不能擁有的“電影宮”概念，五個影廳和一個露天劇場，彼此之間做到了跨步即到的理想距離，完全不必疲於趕場。

　　早上8點半，平遙電影宮票務中心的當日排片表上，已經將《熱帶雨》《氣球》等熱門場次劃掉，售罄換完。廳內乃至外面是長而有序的隊伍，隻得在唉聲嘆氣間立誓：“上好手機鬧鐘，明早6點半就過來。”而張藝謀一場名為“為了電影的每一秒鐘”的大師班，隊尾更甩出大門幾百米開外，主辦方不得不臨時做出調整，將場地從500座的最大影廳“小城之春”，移到可容納2000人的“露天站台”。就連小眾到巴西導演門多薩這樣的影人在論壇空間舉辦的分享活動，地板上都能“坐”到寸土不剩。

　　這麼看來，剛剛舉辦第三屆的平遙國際電影展實在太受歡迎了，讓那麼多影視院校的學生都集體跑來，把電影宮當課堂﹔讓網絡上相輕的文人，終於在現實裡“低頭不見抬頭見”﹔讓懷揣電影夢的小制片人，隨手都能堵到國際各大影展的選片人和產業大佬。

　　然而，電影宮之外呢？

　　自費前來的觀眾、自媒體和產業電影人，因為擔心影展期間古城內外住宿緊張，早早通過各大平台預訂房源，可一到火車站，就有店家主動上前拉客，進到多達700家酒店客棧的古城內，幾乎每家都挂著“今日空房”的牌子，五六十塊錢就能住進有著大炕的院落大房。電影展的宣傳橫幅和旗幟，隻挂在電影宮門口，更多的店家，如若不是有影迷或影人入住，壓根兒就不知道影展開始了。“肯定遠比不了國慶春節黃金周，那時古城裡肯定沒房，甚至也沒攝影節來的人多，山西的好多學校會布置看展寫作文的功課，家長都會帶著孩子來看照片。”我住的客棧的老板娘說。

　　即便影展創辦人賈樟柯，再是想通過免費交流、露天放映，把公眾拉近大銀幕、集體欣賞電影，影展也始終只是集中在電影宮內的“小圈子”狂歡，與外面的4萬古城老百姓和更多的平遙百姓並無太大關系。第一屆“平遙元年”舉辦時，外面小賣部的店主拉著影迷問，“范冰冰是不是來了？”而當向他們提及賈樟柯時，本地人還納悶，“那人是誰？”而今，小店和客棧的經營者，倒是通過新聞宣傳知道了賈樟柯其人，卻依然沒幾個願意進免費開放的電影宮內逛一逛的，反而會同情遠道而來又不逛逛大院的影迷，“你們好辛苦，每天早出晚歸的。”

　　文藝片吃多了也會膩

　　電影節電影確實和電影院電影有著巨大的鴻溝。產業人士，不管是參投的還是親制的，也越來越理解和重視這一鴻溝的存在。午飯時間，附近的餐館裡，常能聽到感慨：“連續看了好幾部了，沒一部有商業可能。”“你的朋友圈都贊了，更說明沒票房了，要的是你姨媽表舅小學同學都問你，那個電影怎麼樣？才行。”能自虐般的連看這些影展電影，我想他們不單是在為工作而耗費心血，本身也一定是文藝片影迷，卻又清楚文藝片與大眾審美之間的距離。

　　沒有任何採訪報道和談買賣任務的我，更難得一次地強迫自己，創造了一天刷七場的個人紀錄。按每部電影一個半到兩小時長度計，也就是一天把14小時擱在電影院裡了，比工廠還辛苦，還是自願“加班”。至於效果，那一天結束時，朋友讓我迅速回答都看了些啥？我隻說出了最后那部的名字，而中間至少有三部電影在放映途中，我睡著了。

　　影展自然是屬於文藝片的天地，然而正如大魚大肉饕餮多了膩煩，頓頓青菜蘿卜，也會營養不良。至少這次影展，絕大多數電影都有著文藝片經常具備的特質（問題）——慢。銀幕上心事重重的角色們，以比正常生活慢兩到三倍的速度行走、說話、抽煙、睡覺……以至於當我看到其實真就隻有網大質素的白銀案改編的作品《追凶十九年》時，反而會被裡面正常甚至是有點緊張的節奏，吸引進這個從表演到影像都很一般的故事中。

　　此次平遙電影展，並沒有太讓影迷翹首期待的全球首映，卻也出現了《熱帶雨》《日光之下》這樣集體叫好后一票難求的驚喜之作。非華語作品整體上偏少、偏弱，也讓影迷和國外影展選片人更多地關注了在平遙亮相的最新華語電影。

　　外語片中，英語電影更是稀缺，讓影展愈發像好萊塢之外的小眾狂歡。不像華語片和其他小語種電影都會配上英文和中文字幕，偶有英語對白多一些的電影，如《某種寂靜》，就隻剩中文字幕了。當然，這曾經也是戛納、威尼斯、柏林等著名老牌電影節的放映情形，即放映英語電影時，隻配本國語字幕。在非英語國家觀眾抗議多年后，近來歐洲三大電影節終於也不再照顧以英語為母語觀眾的習慣，一律配上英文，畢竟絕大多數人的英語並沒有好到能擺脫字幕的程度。平遙在這方面或可更進步一些。

　　高性價比的影展

　　讓影展隻屬於影迷其實也沒什麼不好，就像廣場舞基本上隻屬於中老年人。偶有小伙跳進去的效果，會如同平遙當地老百姓進電影宮看藝術片，聽著鄉音就讓人欣喜。

　　早起排長隊依然一票難求，說明影展的影響力，產業人士乃至主贊助商陌陌的工作人員抱怨自己都拿不到票，也証明著票務方面做到了公平、公正，完全沒有某些電影節多年前那種單位分票沒人來看、影迷卻不得而入的痛心場面。

　　電影節購票或以觀影証換票的長隊現象，在其他國際電影節上也是常見的，畢竟除了聖塞巴斯蒂安有著兩座可容納千人的影廳（劇院）外，其他電影節鮮有如此容量的放映場所。威尼斯和柏林兩大電影節換票，經常也得排上一小時，而戛納因為不對觀眾開放售票，就隻有熱門影片入場時才會排起長龍。

　　在APP發達的當下，排隊難題也不難解決，並非隻有苦等一條路。好榜樣就是聖丹斯電影節。那兒的每一場放映都會有20到50張不等的“等候期票”，在開場前2小時放出，為維護先到先得的原則，觀眾可以下載一個Sundance手機APP，注冊后在心儀影片開場前兩小時，搶票進入“Ewaitlist”隊列，通常情況下，排號數在前30位的都有望進場。接著，搶號者還得在開映30分鐘前到達排隊區，才能根據手機上的排號，臨時用現金或工作証購票或換票入場。

　　其實，相較其他國際電影節，平遙的排片並不算很密。“輕輕鬆鬆看電影，多點時間去聊天，干嗎要搞得像打戰一樣緊張”，著名影展公關Richard Lormand曾在開業那年贊許道，然而這個輕鬆看片的好人，卻不幸於一年前因病英年早逝。

　　而今，“軟件”更是從品質到視覺上都實現了升級，多出了兩家電影書店和更多同時滿足中西胃口的餐廳，菜價也就比外面貴上幾塊錢。對比聖丹斯500美元起步的酒店和平遙50元人民幣一晚的客棧單間，即便考慮到國民收入的差距，平遙影展的整個食宿行，也比歐美電影節都更親民。而影廳質量、服務能力和觀影討論氣氛又幾乎毫無差距。

　　帶著這樣的幸福感，我去了電影宮斜對面的一家澡堂子，窗口上寫著“成人6元，兒童3元”。推門進去，就是賈樟柯《小武》裡澡堂的格局和氣氛，就差在熱水裡高唱《心雨》的小武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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