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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專家研討:"中國式大片"提振民族精神

2019年10月18日07:32 |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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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國式大片”提振民族精神

電影《中國機長》劇照。資料圖片

電影《攀登者》劇組在第22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式上亮相。新華社發

【文藝工作座談會五周年·從“中國式大片”看信心和定力座談會專題報道之二】

培根鑄魂,激發情感共鳴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 仲呈祥

今年國慶檔《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三部影片熱映造成一種電影文化現象,對於當下文藝繁榮發展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中國式大片是建設電影強國的需要,因為一個國家的電影必須要有自己的大片。大片是標志性的,代表著這個國家電影文化的思想和審美的水平。它是人民所需要的,時代所需要的。三部影片的共同創作宗旨是培根鑄魂﹔共同創作經驗是守正創新。這再次証明:隻要我們認真學習、領悟、踐行習近平總書記五年前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和關於文藝的系列重要論述,面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就一定能攀登新高峰,中國電影藝術就一定能開創新局面。

新時代的中國文藝,宗旨在培中華民族精神之根,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之魂。《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都以可貴的文化自信堅持以文化人,以藝養心,培根鑄魂,給觀眾以激越向上的精神正能量。譬如《攀登者》以1960年和1975年中國登山隊英雄兩度攀登珠穆朗瑪峰創造前所未有的人間奇跡的史實為題材,著意刻畫登山英雄自強不息、排除萬難、所向披靡的民族志氣和為國爭光精神,激蕩起今日廣大觀眾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自豪感,於驚天動地的攀登鑒賞中吸取了寶貴的精神營養。這三部影片都要達到一個目的,即讓觀眾通過欣賞電影獲得思想的啟迪和精神的美感。我們不反對電影要有視聽快感,但是這種視聽快感要通過感官達於心理,從生理的快感上升為精神的美感,這才是電影成功的關鍵。三部影片堅守這樣的精神高度、文化內涵和藝術品位,理所當然地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歡迎。

無論是《我和我的祖國》以幾位知名導演的短片集結表達共同主題“我和我的祖國”的結構方式,還是《中國機長》和《攀登者》的敘事技巧,都是在守中國電影優秀歷史傳統之“正”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因而彰顯出為廣大觀眾喜聞樂見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受到普遍贊賞也就在情理之中。

這三部影片從沒有離開過中國電影的表達方式,沒有盲目套用西方電影模式,也沒有把到國外拿獎當成最高目標,所以它們被稱為中國式大片。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都應該講清楚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這三部影片的故事完全中國化,它們繼承了新中國成立后《青春之歌》《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等電影的創作傳統,也繼承了改革開放以來現實主義電影傳統。

以堅定的文化自信培根鑄魂,守正創新,三部影片的成功經驗值得珍視,值得普遍推廣,以推出更多提振民族精神、表現家國情懷的“中國式大片”。

從“現象級”向“常態化”躍進

中國文聯電影藝術中心主任、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 饒曙光

時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獻禮片成為今年各界關注的重點。2019年國慶檔中,《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在內容上各異其趣,分別以人、天、山為表現重點,創下了逾50億元的票房新高,成就了史上最強國慶檔。影片在契合主流價值觀的同時,突出了“共同體美學”特征,拓展了“重工業電影”的發展之路,更實現了精神指標、思想指標和價值指標上的突破。

社會學家滕尼斯把“共同體”歸納為三種基本形式,即血緣共同體(源於親屬關系)、地緣共同體(源於鄰裡關系)和精神共同體(源於友誼或同志式的精神關系)。《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在內容層面嵌入了三種“共同體”,並進而達成情感共鳴,價值與文化認同。

營造精神共同體是影片最常用的方式。《我和我的祖國》中因為對國家的信仰,不同時代的國人都貢獻著自己的力量﹔《中國機長》則用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機組的順利返航,詮釋了航空人員的職業精神和人類對生命的敬畏之情﹔《攀登者》以“為國登頂,寸土不讓”為口號,演繹了中國登山隊為祖國而挑戰極限的榮耀。仁愛、自強、團結、犧牲等源遠流長的民族精神,都被整合到影片之中,這種精神圖景和具體文本的結合,因此可以深入觀眾的內心並且打動感染觀眾。

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為,中國人“生於斯,長於斯”的理念將人和地的因緣固定了,地緣共同體亦是通過人和地的故事來達成共鳴。《我和我的祖國》設計了《奪冠》篇、《回歸》篇、《北京你好》篇、《白晝流星》篇等具有明顯不同地域色彩的故事,分別展示上海的擁擠弄堂、香港的珠江風情、北京的奧運盛況和四子王旗的廣袤無垠,這樣的差異化表達能吸引相應的觀眾進入不同的地緣共同體中。除了影片中的地緣景觀能夠讓觀眾產生代入感之外,合理的故事邏輯和人物情感才是加深觀眾沉浸的關鍵。取材於上海弄堂的《奪冠》,在一個狹小的弄堂裡,居民們為了見証女排奪冠瞬間而齊心協力﹔《回歸》則通過華哥和蓮姐一家在香港的生活和回憶,凸顯了“東方之珠”的變化和香港人民對回歸的渴望。

誠如電影理論家、美學家鐘惦棐先生的觀點,電影美學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與觀眾的關系問題。獻禮片重視並契合主流社會、觀眾的心理及願望。《我和我的祖國》由7個平均時長不超過半小時的故事組成,這種敘事節奏非常符合網絡“短平快”特性,跟主體觀影人群的觀看習慣貼合。而隨著短視頻和直播平台的興起,它們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媒介事件和文化現象。《中國機長》非常巧妙地在乘客人物群像中,設計了一個直播自己行程的女主播,觀照到了時下的熱點。

中國電影和本土觀眾的關系和情感互動,採取多種方式與觀眾進行溝通交流,決定著中國電影的核心競爭力。今年國慶檔獻禮片的熱潮便有賴於此種“相對共識”的達成——影片在基於“共同體美學”的內容表達體系時,吸引觀眾真正關注和加入“共同體”之中,而不是停留於迎合。事實已經反復証明,一味地迎合隻能引起觀眾的排斥和反感。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電影在與時代共振中呈現出迥異的階段性特征,形成了以“守正創新、通變集成”為特征的美學品格和演進趨勢。中國電影必須在守正、創新、通變的基礎上集歷史和現實力量之大成,以滿足人民群眾對電影多樣化和差異化的需求。今年的國慶檔在為祖國獻禮的“主旋律”中有了“多聲部”協奏。雖然類型趨勢和商業運作突出,但要達成電影藝術上的“和弦”,僅有這三部影片是不夠的。中國電影正處於由“產業黃金十年”邁向“創作黃金十年”的關鍵節點。應以此次國慶檔為起點,總結經驗,推動中國電影從“現象級”向“常態化”躍進,實現中國電影事業的可持續繁榮發展。

塑造與當下情感呼應的人物精神

電影劇作家、評論家 趙葆華

今年國慶檔幾部主旋律大片引發強烈的觀影熱潮,成為街談巷議的電影現象和社會文化現象。單是《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三部主旋律題材的電影,迄今票房總數已過61億。這些電影讓人們欣喜地感受到,主旋律題材電影已成為中國電影的主潮、中國電影產業的支柱。中國電影產業正成為國民經濟大發展的生氣勃勃的力量。更讓人們贊嘆的是,這些國產主旋律題材電影,引發強烈的愛國熱潮和崇尚英雄的熱潮,成為振奮與提升國民精神的引領力量。

今年國慶節檔的主旋律大片何以成為爆款?何以能創造社會效應和市場效應的奇觀?何以能取得如此驕人的成績?明確它們的特點和亮點,成為推進中國電影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可資借鑒的經驗。國家興則電影興。這些電影得以橫空出世一般,是因為它具有強大的內驅力。由於國家在世界格局中不斷走向強大,舉國上下迸發出來的愛國熱潮和奮斗向上的民族精神激發了電影主創團隊的創作激情。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這個重大節點上,這些主旋律大片應運而生,趁勢崛起。

這些主旋律大片之所以獲得成功,從藝術規律上來說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們做到成功的藝術表達,在講好中國故事上下功夫,成功地做到創新表達、深度表達和感人表達。以往的主旋律題材創作趨冷的原因在於,停留於素材本身、原型本身、英模事跡本身,沒有有力表達出與當下社會情緒強烈呼應的人物精神。這些創造奇跡的主旋律大片共同之處在於,它們熱情高唱愛國主義贊歌,牢牢把握並生動呈現個人與時代與國家互動的力量。電影《我和我的祖國》七個小故事,雖取材於共和國成立70年來的經典歷史瞬間或者重大節點,但整部影片一以貫之的是平民書寫,舉重若輕的藝術表達。以小人物反映大時代展現大情懷。濃濃的愛國主義精神,感人的愛國情懷,貫穿全劇,渾然一體,成為這部作品強大的精神力量和情感力量。影片所呈現的七十年前的開國大典,七十年來的中華奮起中華振興,讓觀眾強烈感受到,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走向繁榮富強。這是這部電影深刻有力的題旨。

注重藝術表達核心點是做好藝術轉換。英模題材主旋律作品,以往的通病是拘泥於英模人物的事跡,沒有做好藝術轉換,沒有塑造出令人信服令人感佩的藝術形象。影片《攀登者》沒有照搬真人真事,而是感人地呈現主人公方五洲等人九死不悔一往無前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悲喜命運和精神世界。影片描繪他們是在踐行國家的托付,承擔中國使命,這些英雄們把使命看得高於一切,由是煥發出震撼人心的性格力量、精神力量和行為力量,由是產生巨大的藝術感染力和精神震撼力。《中國機長》同《攀登者》一樣,擺脫了以往英模題材單純地書寫好人好事的套路,以及滿足於呈現真實人物真實事跡的套路,而把英雄事跡轉換成具有藝術征服力的故事。這兩部作品在呈現驚天動地的大災難中,展現英雄人物感天動地的大作為,在大災難大考驗中開掘出英雄們的大情懷大境界。《中國機長》主人公劉長健等人憑借感動人心的職業操守和英雄品格,將被風暴裹挾的飛機安全著陸,保護了全體乘客的生命。小空間與大氛圍,天上與地下,靜與動,互動交替,生動呈現出英雄們的形象和情感世界。

這些作品共同的藝術品格藝術題旨是: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這是對以往銀幕上迷戀於小兒小女、小魔小妖、小情小調的創作傾向,作有力地反撥﹔同過往銀幕上熱衷於娛樂狂歡、熱衷於呈現高情感強刺激重口味的創作傾向,作有力地反撥。這是對中國電影創作主潮積極健康的引領。

普通人微視點與國家大敘事的融合

《電影藝術》執行主編 譚政

今年上半年,業界一直在擔憂國慶檔觀影人次下降。此前或是因為碎片敘事或是與現實貼得太近,國慶檔影片最初也沒有贏得很多人的信心。而最終國慶檔實現票房和口碑的雙豐收,主要是依靠《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三部主旋律獻禮影片實現的,這無疑為中國電影的未來提供了非常樂觀的想象空間,而這三部影片的有益嘗試也為豐富中國主流電影的敘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自中國電影踏上十余年高速增長的大道時,中國電影的敘事類型和品質便一直隨著中國電影市場的擴容而日益提升,除了傳統的武俠片、神話片(奇幻片)借助更大的資本和數字特效、為觀眾提供更加驚艷的視覺奇觀得到更好的發展外,警匪片、當代軍事動作片、科幻片一些新類型也開始填補市場空白,並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尤其應該肯定的是對於表現革命歷史題材的主流大制作,比如《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決勝時刻》,這些電影一直在豐富和提升中國電影的敘事形態。《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也在以各自的特點為主流電影的敘事貢獻經驗。

首先是這三部影片找到了普通人的微視點和國家層面的大敘事巧妙融合的敘事形態。《我和我的祖國》光片名就很能吸引觀眾,因為這個“我”是小我,是芸芸眾生中普通的每一個人,呈現的是新中國成長過程中的經典時刻,是普通大眾的共同記憶,輔以精致的敘事、群星的加盟演繹,名導的聚合執導,所以它的影響力成幾何式爆發,雖然是碎片式敘事,但因為是“我”的記憶、“我”的經歷,自然會變成“我”的感動,最終在社會上成為“我”的共情。這部影片不是一般的影片,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獻禮片,從而普通人的敘事與國家層面的大敘事巧妙融合,更順利地進行了一次成功的以普通人敘事為基礎的國家形象塑造與傳播,進而更使影片具備不凡的意義。參與意義建構的還有《中國機長》《攀登者》,因為它們講的也是普通人的故事。

其次,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獲得了更大的敘事空間。在中國,電影消費越來越成為老百姓非常重要的文化消費,欣賞口味是多種多樣的,但有一點卻不容否認,就是觀眾會用非常嚴格的標准去衡量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作品,尤其是角色的原型及其家屬衡量的尺度會更加嚴苛,以至於很多項目無法完成拍攝。《中國機長》《攀登者》均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眼下雖然也有部分觀眾用真實的尺度去否定其虛構的敘事部分,但大部分觀眾還是接受了藝術再創造的部分,尤其是《中國機長》。或許這些影片的成功,會讓觀眾對電影的藝術加工採取更加寬容的態度。某種程度上這也是預示電影創作生態的健康成熟,甚至預示社會公民素養的整體提升。

《我和我的祖國》碎片式敘事在主流市場取得票房和口碑成功,這在全球市場也是少有的。其實從《建國大業》到《我和我的祖國》,從明星會聚到名導會聚,是敘事形態的另一種提升,更重要的是這種碎片式敘事為商業片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運作模式。

這幾部影片的熱賣也說明一個現象,即普通觀眾中一直涌動著一股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時間節點更是強化了這種情緒,《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的上映,及時讓這些情感得到了酣暢的抒發和宣泄,從而助推產生了史上最強的國慶檔。此外,這幾部影片的集體成功,說明電影“內容為王”還是根本,更說明眼下67060塊銀幕是中國電影發展的強大基石。上半年,筆者就提出“6萬多塊銀幕是硬通貨”,隻要有合適的作品,市場即刻會反彈,暑假的《哪吒之魔童降世》的逆勢狂飆以及國慶檔獻禮片的集體成功,鮮明地印証了這一點。隻要成本控制適當、內容精致,輔以對位的營銷以及恰逢其時的檔期,收獲一定頗豐。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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