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贾君鹏事件的三重视角 (2)

　　我们的大众传媒如今常常自甘“哄客”身份，这种状况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首要原因是在现存体制下所形成的媒体从业者身份认同危机。这种认同危机主要表现在，记者的社会职业身份与政治所要求的身份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媒体从业人员产生身份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另外，媒体从业者新闻专业主义水准不足和遭遇市场权力的挤压，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中国媒体的理念启蒙时代，一方面是引入了西方的专业主义理念，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实践中，则是以媒体的所谓“市场化改革”为引导——事实上，媒体的市场化本身就是一种对西方新闻自由的想象。但在媒体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这种以市场化改革为先导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一开始就带有娱乐化的宿命。

　　于是，我们不幸形成了“热闹新闻学”的传统，记者习惯于以草根的名义扎堆起哄；于是，只要不问本质、只图热闹、只看规模（而且是表面的规模）的伪统计学视角在新闻界盛行一时。在这种“瓦釜效应”的强势激荡下，“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具象报道也能占据舆论的主导地位，“贾君鹏家族”、“贾君鹏推手”之类虚假新闻也能成为媒体议程的主角，正如有人所批评的，“那些连续报道‘贾君鹏’的报纸真的觉得这个帖子很有意义吗？还是根本就没用脑子去思考？过去纸媒是看不起网络的，觉得只有自己才代表着主流、权威，但随着互联网影响越来越大，纸媒似乎又在自我矮化，网上不管发生什么热门事件，总要去跟进报道，似乎不如此就是脱离时代。但要知道，互联网是个开放的平台，它上面有社会民生的真实反映，也有纯属无聊的哄客游戏，媒体要有自己的判断，你可以不做精英，但也不要盲目到去充当网络哄客的帮闲。”⑥

　　三、宏观视角：社会失范与文化呼告

　　回过头来，我们也许终会发现，贾君鹏事件的真正意义是在宏观的文化分析之中。长久以来，中国网络社会中，一直弥漫着社会文化的压抑感，譬如对知情权、传播权、消费权受到损害的憎恶，对网络内容及服务的不满意，对社会转型期阶层矛盾的愤懑，等等。多元混杂的、并且长期被压抑的情绪需要寻找一个话语的宣泄突破口。在现实中，受到体制等各方面的制约，人们难以享有一个可以发泄情绪的公共空间，难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公众意愿的表达受到政治等因素的抑制，而当公众情绪难以在现实中表达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寻求一种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这便是网络。

　　网民在网络中以言论的方式寻求着情绪的宣泄突破口。这种突破口，要么是讨论严肃话题，如7·5事件、躲猫猫事件、上海倒楼事件；要么就是以“打酱油”风格介入无厘头事件，用无所指的话语抒发自己的压抑感。笔者以为，贾君鹏事件的文化氛围庶几接近后者。在这里，“娱乐至死”，其焦点不在“娱乐”，而在于“心死”。

　　抽象一点说，如果“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确存在一种话语本质，那么，它只能是一种恐惧中的文化呼告：1.呼告缺位的复位；2.呼告遗失的寻回；3.呼告无能的有为。其背后，是普遍的社会失范而导致的影响焦虑。迪尔凯姆认为，“在失范状态下，社会不能调整人们正确认识自己的需要并用恰当方式满足自己需要的状态，社会中缺乏是非、对错的规则标准，个人需要急剧增长并失去控制，缺乏合适的方向和适度的界限。”⑦而默顿则曾经指出了社会失范的原因：“在一个快速变化和社会不平等广泛存在的环境中，社会成员由于所处阶层和地位的不同而存在差别，社会并没有给所有成员提供达成目标的合法手段，处于某种群体或阶层的社会成员在客观上不可能通过正当合法的手段来达成目标，即社会结构本身限制了某些社会成员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成功机会。”⑧这也是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正是这些困扰，造成了网民的一种无力感和被剥夺感，转而在网络上以一种话语狂欢的方式寻求着被压抑心理的释放。

　　众语喧哗的“贾君鹏”人群，或许对此不自知；报道“贾君鹏”的媒体，或许也不在意。但是，用历史的大尺度看，“贾君鹏”式的呼告，的确可以有其文化解释。只是，这种解释，大多不是微观的“贾君鹏事件”固有的，而是文化阶层在抽象中附会的。这也有点像是《等待戈多》，等待者不自知，被等待者不自知，反而是观看戏剧者有所知。这里，“缺席的在场者”（德里达语）的意义深于一切在场者，对事件的诠释，源自于人们对事件意义的自我解读，有时候也是学者对文化意义的自我想象。

　　对于“贾君鹏事件”，尽管我们可以有这三种解释模式，但也必须看到：事件的发生仍然存在偶然性——即使是“蝴蝶效应”，也需要一点运气，才能让贾君鹏事件蔚为大观。笔者刚才说及的这三个视角，或许它们与事件本身之间，并不能构成因果的必然联系，而只能是提供解释模式。就像胡塞尔一再指出的那样，我们面向事物本身，并非面向经验的、个别的事物，而是面向“现象”，面向各种呈现在意识中的观念和事物的表象。如果我们一定要从贾君鹏事件中得到有益的而非无聊的思索，那么就应该设想：这个帖子能够在网络上如此“疯狂”，它背后肯定也有着深刻的解释学意义。为了理解它的意义，我们必须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悬置起来，单独面向这一现象本身。

　　作为传播学者，这里我理应更加关注的不是集群事件或网民社会本身，而是媒体的社会行为。媒体的职责首先是从“无意义”中探寻“意义”，其次是从“有意义”中探寻“真意义”。在“贾君鹏”事件甫一发生后，有多少媒体在探寻“意义”和“真意义”呢？的确，有一些主流媒体在做深度思考，但更大量的媒体自甘成为网络的附庸和所谓网络舆论的抵押品，大量的新闻旨趣聚焦在其“非意义”的部分、甚至是虚假新闻的“伪意义”部分。如果说贾君鹏事件本身有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感，那么，该事件在媒体的指涉中，更成为了一种令人绝望的“意义的吊诡”。这一点，令人深思。按照经典的新闻学逻辑，新闻人应该是社会的智者，但今天，在历史与时代的双重挤压下，太多的新闻人，已经泯然于众人矣。■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网络社会的传播与控制”成果之一）

　　注释：

　　① 何忠洲：《玩家掀史上最大规模维权还我“游戏权”》，载《南方周末》，2009年7月16日

　　②　数据来自新浪科技：http://tech.sina.com.cn/focus/wowdlyz/index.shtml

　　③　刘琼：《网络：一个公共话语的狂欢世界？》，《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④　参阅百度百科“等待戈多”，http://baike.baidu.com/view/122621.htm

　　⑤ [美]伊恩?罗伯逊著，黄育馥译：《社会学》（下册）第747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⑥赖真：《论贾君鹏事件》，http://it.sohu.com/20090811/n265867053.shtml

　　⑦　王妮、任延涛：《转型背景下的道德失范与青少年行为失当》，《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3期

　　⑧　韩笑莲、王广郊：《社会失范理论——浅析迪尔凯姆和默顿的犯罪学思想》，《法制与经济》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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