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在抗日战争时期，范长江曾“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前线采访，写出了不少名留青史的新闻作品，并做了大量抗战工作。在时局危难时刻，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挺直了知识分子的脊梁。

　　上海沦陷后，武汉成了抗日宣传中心。为了团结记者，提高新闻工作的质量，加强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学习和交流，1938年3月30日，范长江联合徐迈进、恽逸群等人在汉口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并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建立分会，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孟秋江，抗战初期崛起的名记者，为《大公报》战地特派员。当时与范长江齐名，井称“两江”。参加过南口、平型关、徐州、中条山等战役的报道，所写《在南口迂回线上》《大战平型关》等战地通讯，提供了不少有关抗日将士浴血奋战的第一手材料，给读者以很大激励。

　　孟秋江在《大战平型关》的通讯中提出的“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据事实说实话的一个原则”，赢得了广大抗日将士和读者的赞赏。孟秋江在家书中说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个变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方大曾笔名小方，出生于外交官家庭。“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他以相机和文字为武器，为抗日救亡而奔走，留下了很多反映抗日题材的摄影作品。

　　1937，他担任上海《大公报》战地特派员，在河北蠡县寄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之后，消失在前线，成为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的第一名战地记者。他用25年短暂光阴，写就了一个人生传奇，被誉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报道“卢沟桥事变”第一人。

　　谢冰莹在抗战中以笔为枪，为国统区报纸撰写新闻通讯，报道战事。在战争间隙，坚持写日记，发通讯，将一位女性的激情发挥到极至。这样的女记者和报告文学家，在20世纪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位。

　　1937年，她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赴沪宁一带工作。1938年4月24日，她又到山东采访，写出了振奋人心的《踏进了伟大的战壕——台儿庄》，其中有这么一段令人难忘的警句：“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失守！台儿庄，你伟大光荣的战史，将与日月同辉，与民族永存！”

　　抗日战争时期，陆诒多次奔赴前线、后方进行报道，足迹遍及中国各个主要战场，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蔡廷锴、吉星文、冯玉祥等，是抗战时期出色的战地记者。

　　陆诒从淞沪到热河、百灵庙，到卢沟桥、台儿庄、太原、风陵渡直至缅甸曼德勒，跟着抗战烽火一路走。什么特殊待遇都谈不上，就是嚼窝头、宿野地、爬兵车、冒枪弹，结果写下一系列优秀作品。陆诒总结出的经验是：“做记者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交一万个朋友。”

　　1935年，上海各界组织抗日救国会时，曹聚仁被推选为11名常务委员之一，在会上他慷慨陈词：“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他换上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源源不断地撰写战地通讯。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

　　1947年，曹聚仁和战地记者、摄影记者舒宗侨编著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用20余万文字、数千张珍贵的新闻照片留下了大量日本侵华罪证和中国人抗战事迹，差不多是第一部内容完备、见解独到的中国抗战史著。

　　舒宗侨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还未毕业的时候就在上海刚刚创办的《立报》当记者，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成为苏联塔斯社记者，辗转于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采访，写出了大量反映抗日战争实况的报道，拍下了大批照片。

　　舒宗侨1942年参与创办的《联合画报》被称为抗战期间对敌展开攻心战的最有力的“纸弹”。作为战时宣传品，《联合画报》由美国空军时时空投到国内沦陷区，为突破日本实施的信息封锁，传递盟国战场反法西斯战争的消息，激励国民的抗日斗志，挫败日军士气起到了重大作用。

　　1937年抗日爆发后，前往华北前线，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9月采访平型关大捷；10月参加八路军，成为人民军队第一个专职新闻摄影记者。他曾在文章《摄影与救亡》中写道“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1938年春，一个名叫项俊文的文艺青年从浙江金华家乡出发，到达延安后改名雷烨，他兼任各报刊的记者。1941年1月25日，冀东丰润县潘家峪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惨案，雷烨赶赴现场，强忍悲痛，举起手中沉重的相机，拍摄下一组经典的冀东潘家峪惨案照片。

　　1943年4月19日，当雷烨正在平山曹家庄写图片说明时，画报社驻地突遭日军袭击。沙飞让两个警卫员带雷烨立即离村。雷烨三人向山下去看到大岭沟的乡亲们，看到部队休养员的同志，连连告他们有敌情快安全转移。而他们自己道路不熟，20日晨与敌人狭路相逢，雷烨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壮烈殉国，结束了29岁的生命。

　　何云，笔名何文、王再然、露沛。《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他曾说过：“一个铅字就等于一颗子弹。”为了用报纸来鼓舞广大军民反“扫荡”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何云竭智尽力，呕心沥血，成为敌后根据地新闻战线的一员骁将，敌后新闻事业的一面旗帜。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扫荡太行山。在敌寇大举扫荡的情况下，何云率领报社同志继续工作，坚持在反“扫荡”中出报。28日黎明，何云在辽县大羊角附近遭遇敌人，壮烈牺牲，时年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