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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和父亲

陈利云

2011年10月10日14:2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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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是三四十年代村里的老支书,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带领全村人挖地道、炸炮楼、搞突袭、救伤员……,十几年如一日,挣扎、奋战在血雨腥风中,那时的他,就是村里人的主心骨,就是大家心中的“党代表”。一次,在掩护村民撤退时,爷爷被敌人的炮弹炸聋了双耳。从那时起,43岁的他便一直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直到83岁辞世。小时候,对爷爷的这些革命故事,我是全然不知的,作为家里的最年长者,他就像一个“老顽童”,带着我这个“小顽童”,一起养猫,一起种花,一起抓蚯蚓喂小鸡,一起PK谁的饭量大,谁的口算能力强,一老一小爷孙二人似乎总能找到自得其乐的源泉。而令我和爷爷亲密无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自记事起,我便成了爷爷理所当然的传声筒、扩音器,于是,耳背打岔的笑剧便一次次在家中上演,且听——“今天村里放什么电影?”爷爷问。我附在爷爷耳边大声应答:“英雄少年”。“什么?孙猴拜年,那肯定很好看”。答非所问的对白,加上老人那着急又疑惑的神情,经常逗得全家人笑岔了气,乐弯了腰。但儿时的我却从未听爷爷讲过自己的“光辉”历史,或许因为曾经的故事中总是带着血腥,他不愿我幼小的心灵蒙受阴影,或许因为他觉得那些“旧事”本身就不值一提,更无需炫耀。总之,对儿时的我而言,爷爷就是最好的“玩伴”,生活在有声和无声世界里的我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互相“交流”,相互陪伴。直到长大了些,陆续从别人口中听到爷爷的一些“传奇”故事,温和慈祥甚至有些可爱的爷爷,渐渐在我心中变的高大起来,不仅因为战争年代爷爷的坚忍与顽强,更因为和平时期爷爷的平和与乐观,作为一名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共产党员,他用自己最平静而深沉的方式,让他的后辈懂得了,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怎样去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父亲是在爷爷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四十年代出生的他,虽然也赶上了一个战争的尾巴,但好在新中国的光明及时到来,使他得以在最需要知识的时候走进校园,不知是否继承了爷爷“领导者”的基因,从小学到大学,父亲一直都是班里的佼佼者,是同学中的“头儿”。大学毕业后,父亲从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一步步成长为中学校长、宣传干事、公社书记、农经部长、税务局长,虽然进步的阶梯并不快,官职做的也并不大,但也算一路坦途,几十年从政为官,有苦,有乐,有奋斗,也有艰辛,更有一些被传为笑谈的“奇闻异事”。

  记得那是上世纪八十年初的时候,烫发之风悄然兴起,父亲单位有一个年轻的女同志烫了个时髦的爆炸头,这可惹火了作为领导的父亲,他火冒三丈地责令那个女同志必须立即把卷发拉直,这个可怜的女下属,憋着一肚子的怨气,在理发店折腾了整整一晚,才把好不容易烫出来的一头卷发恢复原样,后来,这也成了父亲留给同事们为数不多的“笑柄”之一。

  如果说“烫发风波”还只是父亲对新风尚的一种迟钝反应,是不合时宜的一种落伍,是暂时的,是可以一笑置之的,那么他那令人生畏的铁面无私,便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种常态,是持久的,是不可等闲视之的。记得还是在我刚上初中的时候,一天晚上,父亲还没下班,家里来了一个叔叔,手里拿着一件黑色大衣,那是一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男士呢子大衣,斜纹、西服领、双排扣,在那白衬衫蓝裤子的“工装”年代,这样一件时髦的大衣,对很多家庭而言,根本就是一件奢侈品,对我家也不例外。那人骗妈妈说,衣服是单位发的,放下衣服便跑了出去。爸爸回来后,竟在大衣口袋里发现了几张百元大钞,在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甚至十几元的年代,那几乎就是爸爸妈妈半年工资的总和,拿着天上掉下来的这笔“巨款”,父亲勃然大怒,饭也没吃,连夜送还了大衣,无辜的妈妈,连同姐姐、哥哥也都惨遭斥责,那时的父亲,一改往日的温和与宽容,让人惧怕,令人生畏。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不少次,但都无一例外地被父亲拒之门外,为此,他赢得了不少赞扬之声,也不可避免地为自己招来了很多“仇恨”,于是便不断有贪污腐败、家财万贯的流言传出,对此,父亲只是一笑置之,即便面对一次次闻风而来的调查组,父亲也总能坦然面对。邪不压正,用在父亲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但我知道,表面平静的父亲内心肯定也是很不好受的,因为和传言中的“万贯家财”形成强烈反差的,恰恰是我们捉襟见肘的拮据生活。

  就在父亲“官运亨通”的那些年里,紧张的财政预算却时不时为我们这个家拉响“警报”,上有姥爷、爷爷、奶奶三个年迈的老人,下有姐姐、哥哥和我三个学生,三老三小逼得这别人眼里的“大官”不得不绞尽脑汁盘算着挣钱的活计,打苇薄就是他为家人选定的一项重要“副业”,并一度成为困难时期家中举足轻重的“财源”之一。我至今仍搞不清那时的苇薄具体是用来干什么的,只知道是农村砖窑里烧砖用的一种席子,那几年,房前屋后小山似的苇垛便成了我家最有代表性的标志物,打苇薄也成了我少年时代最深刻的劳动记忆。无论是周末还是平时,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无论严寒还是酷暑,总能看到父亲半蹲在苇薄上熟练操作的身影,他的手法娴熟,动作协调,就像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编织着一张张“致富”的苇席。那时,父亲不近人情的“威严”荡然无存,那时的他,只是一个为了生计操劳的中年人,是令我心疼的父亲。

  这就是我的爷爷,一个生在旧社会,工作在最基层,为了光明,为了新生,和黑暗抗争了几十载的老共产党员;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党的干部,一个虽有些守旧、古板但却绝对正直、忠诚的新时期共产党员。

  而今,我们的党90岁了,90年来,几千万如爷爷、父亲一样的共产党人,集合在鲜红的党旗下,为了使国家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单薄走向厚实,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腾飞,奋斗着,耕耘着。而今,作为生在红旗下、沐浴着党的雨露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虽未亲眼目睹战争年代爷爷英勇无畏的风采,也未跟着父亲享受到“干部子弟”的优越待遇,但我知道,如爷爷和父亲一样的祖父辈们,用他们的真诚与执着、无私与坚忍,为自己的儿孙诠释了“共产党员”四个字的真正内涵——那不是一个顶在头上的光环,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称号,她代表的是一份责任,一份危难之际的敢于担当,一份和平年代的无私奉献。作为一名普通的党报工作者,爷爷被炸聋的双耳和父亲被苇薄勒出的带着厚厚老茧的双手,总是浮现在眼前,让我不敢懈怠,唯有砥砺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投入的工作,尽心的付出,为了党的光辉事业,也为了作为党报人的那份责任与担当。

  
(责任编辑:程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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