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漩涡之中,书生之累--传媒--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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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漩涡之中,书生之累

李  辉

2012年05月23日15:2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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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政治的一生

  邓拓是以书生角色投身于社会革命、卷进政治漩涡的一种类型。书生气质自然不是他的全部,但恰恰因为他带有书生气质,他才能够与众不同地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他独特的东西,才会产生那么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才会有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文化创造。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去见邓拓夫人丁一岚女士准备谈论邓拓时,她却用了更多的时间同我谈论周扬。和一些老前辈一样,她不同意我用“仕途”这一世俗的观点来看待周扬,因为,他们都曾用全部热情拥抱着革命,而那时,吸引他们的不是权力,不是仕途。她还不能同意用“摇荡的秋千”来比喻周扬一九四九年后在权力和文化创造上的摇摆。因为,对于他们这代人,革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对领袖的无比忠诚,也是历史形成的,是无法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的。

  邓拓并不像被指责的那样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他也不是不懂政治的文人。相反,自投身于革命的那天起,他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在同时代的革命者中,他称得上是一个具有很高理论修养和政治敏感的人。

  青年邓拓喜爱写诗,但仅仅是兴之所至的偶然吟唱,他的兴趣在历史、哲学,而这才是政治斗争中最为重要的东西。他研究历史,不到三十岁,即出版《中国救荒史》,充分表现出年轻的他,有如此冷静的心境和目光。年轻而成熟的他,后来出现在抗战烽烟之中。读他的战友的回忆,不难看出,在当时的环境中,长期担任《晋察冀日报》社长的邓拓是如何出类拔萃,又是如何举足轻重的。他所表现出来的,绝不仅是一个文人的才能,而是一个政治家的才能和魄力。

  邓拓崇拜毛泽东。与一般人不同,他的理论修养和政治素质,使他不仅仅出自一种朴素的感情,而是基于理论钦佩之上的由衷爱戴。他被认为是最早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之一。他在一九四二年撰写的《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著之一,而由他主编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更是第一部毛泽东的作品选集。当他在极其艰难的战争条件下进行这些开创性的政治活动时,他已经在履行着“政治家办报”的职责。他非常清楚,今生今世的所有创造和所有价值,再也不可能与政治脱离。政治热情不会淡去,发自内心地对毛泽东的崇拜,也不会淡去——哪怕最后选择自杀时,这一点依然没有改变。

  “书生办报”与书生之累

  《人民日报》是与邓拓政治生涯紧密相关的地方。从一九四九年开始担任总编辑,到一九五八年因不断受到“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批评与嘲讽而离去,邓拓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十年。从时间上看,这与他战争年代的十年新闻生涯是一种自然延续,但彼此的感受却有所不同。他的忠诚、他的热情、他的认真乃至才华,在错综复杂变化异常的政治风云面前经受着考验和磨砺。

  一九八八年,我参与《人民日报》报史的资料整理和梳理工作,重点是介绍《人民日报》与“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的关系,这就有机会查阅一些当年的原稿和清样。我看到,那些决定着胡风命运的材料、文章,都是由邓拓最后签发付印的。看他校改的清样,看他匆匆写下的同意付印的批示,我当然无法了解他挥笔时心中真实的想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这样的事情上,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他绝对不会将个人的想法或者情绪体现在报纸上,丝毫也不会。人们记忆中的邓拓,是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在忠诚地坚持着党性原则。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然而,他的被误解、被指责甚至被嘲讽,恰恰因忠诚而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是因为在反右运动前后不能充分理解“阳谋”而开始受到批评和冷落。他不能灵活地理解“引蛇出洞”的真实含义。于是,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月,当别的报纸积极“鸣放”时,《人民日报》却与众不同地发表不赞同鸣放的文章,同时他还阻止了报社许多人的鸣放。后来,他默默地承受了“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批评,可有的人却因为他的缺少“政治谋略”而避免了成为“右派”的厄运。

  政治家办报的素质和原则并没有改变,对领袖的忠诚也没有改变,但是,邓拓无法适应新的变化。走进五十年代,政治操作过程不再与从前相同,现实生活的形态不再容易把握,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明白,在他这里,以往种种对政治的理解,对原则的确定,居然一下子失去了效能。他的政治修养和素质,他的性格,还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个被动地旋转的风标,或者索性变为一个浅薄的、毫无操守的政客。

  以书生气质办报,邓拓自然会感受到精神之累。

  在《人民日报》也开始鸣放之后,邓拓曾以“卜无忌”的笔名发表过一篇《废弃“庸人政治”》的杂文,文章批评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认为这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他的这种批评的重要性和尖锐性姑且不论,从字里行间,我感觉到的却是他在工作过程中体会到的苦恼。表面上看似乎是宽泛地议论,但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放了进去:

  陆放翁在一首诗里写道:“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这是切中要害的警句。想想看,病人碰到了庸医,乱开药方,乱治一阵,小病变成大病,大病则呜呼哀哉,这条性命不是丧在庸医之手吗?一篇好文章落在俗子手里,他自以为无所不通,吹毛求疵,滥加斧削,岂不可惜?但是,当庸医负责治你的病的时候,你的性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当俗子做了编辑的时候,你的文章也不得不由他随便议论和取舍里了。

  我自己也患过病,也当过编辑,各种感受都有一些,说几句由衷之言,并非危言耸听。

  在《人民日报》为他举行的送别会议上,邓拓吟诵了那首著名的《留别<人民日报> 诸同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袁鹰先生,清晰记得当年大家聚会欢送邓拓的场景。邓拓在讲话结束时,念了上面这首七律。他一句一句地念着,有的略加解释。念到“文章满纸书生累”时,他特地提到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习气未能无”,语气之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袁鹰的记忆里,邓拓当时的神态安祥,感情真切,一如十年来他多次在那讲台上作报告时一样,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点怅惘的情味。

  邓拓不再办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新闻的“书生办报”传统,走向终结。

  “我真想留在寺庙里……”

  当更深的误解落在身上之后,邓拓的这种精神之累将使他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作为一个革命的“书生”所应尽到的历史责任。他离开了报社,却走进了他生命中的一个新的境界。

  作为书香世家的后代,邓拓获得的显然不只是诗词书画的技能训练,而是一种历史文化精神的熏陶。他被公认为才华横溢,多才多艺,但这远远不足以说明、描述他。丁一岚曾经对我说过,苏东坡、林则徐、郑板桥等是邓拓所敬仰和爱慕的历史人物。不错,这些人物都才华卓绝,但他们也几乎都有过怀才不遇或者被误解被冤屈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没有让他们消沉,他们在诗词书画里寄寓着忧思,他们依然关切着芸芸众生,忧国忧民的情结从来不会因为挫折而淡化。即将做出告别《人民日报》的决定之前,他曾经面对一座寺庙发出感慨:“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

  作为彭真的老部下和老朋友,邓拓属于具有务实精神的那种政治家。他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和接受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冒进。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的浮夸和狂热,更使他产生深深的忧虑。随之而来的全国范围的三年灾害,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政治、对经济的独立思考。他忠诚党的事业,也仍然崇拜和敬仰伟大领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能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或者甚至虚假地高唱赞歌。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从来不把一己利益放在首位的人。

  他责无旁贷地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不是以权力,而是以笔,以思想。在《燕山夜话》里,我们听到了那个艰难时代与特殊历史环境中发出的声音。他反对浮夸;他勾画空想家的可笑; 他主张实事求是的作风;他赞成真正的“百家争鸣”……

  在上下一致将大跃进后出现的灾害叫做“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唯有早在三十年代研究过历史、撰写过《中国救荒史》一书的邓拓,才能对现实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他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三联书店重印该书时,在“绪言”中写道:“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资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一九六二年八月,在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干部学习会上讲话时他更为明确地说:这几年的毛病,要从生产关系的其它环节上去做文章,生产关系的其它环节该调整的没有调整,使生产力遭到了破坏。

  更多的人,几乎要到“文革”后才能以如此清醒的认识面对中国的现实。而今天,又有多少人还能想起邓拓,知道他发出的这些声音?

  走进一九六六年,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猛烈批判正式拉开“文革”大幕。

  邓拓越来越难以承受全国上下齐声讨伐的巨大压力。当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戚本禹的批判文章,把“叛徒”的罪名加在他头上之后,他彻底地绝望了。像他这样一个革命者,种种批判能够承受,但唯独这样的罪名他难以承受。

  在做出自尽的选择时,他最后一次表现出对政治生命的看重。仕途不重要,所有的创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革命相依为命的关系。所有的痛苦和委屈他都能够承受,但唯一不能承受的是被革命、被他所跟随的党所摈弃。那份准备递交北京市委的思想汇报,已经写了好多天,如今却再也无法写下去,它最终变为了遗书。人可负我,我绝不负人;党可以一时误解我,而我却不能不向党表明自己的清白——这正是卷进政治漩涡的这一位书生所持的观念。

  既然语言的辩解已经失去了作用,他只能够选择以死明志,并留下了一封革命色彩依然鲜艳、对领袖的崇拜依然强烈的遗书。

  谁能想到,他竟会用这样一个方式,最终将文人傲骨与政治家的责任感、名誉感相结合,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一个书生的最大的悲剧由此产生,从而,他也就成为了后人不断解读的历史对象。
(责任编辑:程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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