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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头的林韦

钱  江

2012年06月15日15:5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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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韦是一位忠诚于人民的新闻记者,一个毕生追求真相和真理的人。他在前半生中经历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华北《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始终是人民日报的重要干部。他成长在人民日报,挫折在人民日报。晚年,他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负责人之一,是在思想领域影响很大的刊物《未定稿》主持人之一。他倾全力支持和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他的思想光华在晚年放射得更加耀眼夺目。

  他在积极的理论探索中因病倒下,但他的精神是不倒的。

  战火中的青春

  林韦,原名陈有明(曾用名陈耳东),1916年10月出生于山西沁县端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爷爷陈长安、父亲陈占和都没有读过书。林韦父母早亡,留下4个儿女,林韦是最小的,靠大哥陈春明种地做工支撑,两个姐姐年纪小小就下地干活了。林韦从小就聪明,大哥下决心供他上学,日子过得非常辛劳。

  林韦在沁县读书成绩优异,升学考试后同时被几个学校录取,他选择了不交学费的太原师范学校。1936年,林韦在太原师范参加牺盟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家后一度被捕入狱,还是牺盟会出面把他保了出来。

  抗战爆发后,林韦进入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11月入党,曾任抗大校刊主编。林韦富有音乐天赋,当时作曲家郑律成也在抗大,他们合作了多首歌曲。郑律成作曲集中有3首歌是林韦作词,郑律成谱曲的,其中《黎明曲》流传很广,林韦经常亲自指挥学员们歌唱。后来,一位名叫林琼的新四军战士在“皖南事变”后被俘,被投入上饶集中营,她在晚年回忆:“我们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一群革命青年,几乎天天都唱这首歌,因为充满战斗激情的歌词和曲调,是那样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精神!”(林琼《一支永远难忘的歌———悼念林韦同志》,《中国青年报》1990年8月22日3版)

  在抗大的学习是短暂的,1939年,林韦离开延安到华北敌后根据地工作,进入太行山区,先后任邢台教育科长、昔阳县委宣传部长、太行区党委宣传干事等职。在血与火的战争中,他和抗大同学李克林恋爱了,结成夫妻。

  1946年5月,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磐石奉命到邯郸,创办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林韦和李克林跟随张磐石走下太行山,来到邯郸办报,由此开始了这对夫妇的新闻人生。

  林韦在人民日报社当过编辑、记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商部主任、新闻部、理论部、农村部主任,后来是报社编委会委员。

  革命胜利后的理论思考

  林韦对山西沁县故乡怀有深情。1954年他回故乡,将大哥接到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此后把几个侄女也接到北京,供他们上学。由于养育了众多儿女和侄子侄女,林韦夫妇原本看来较高的工资摊薄了,他们家的生活谈不上很宽裕。

  林韦对生活的热爱毫不减色。建国后不久,他买了一架手风琴,时常在假日里兴致勃勃地拉上一段。但是,当年对歌词创作的热爱已被繁重的工作和理论思考取代了。充满理想的林韦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农村分配问题触发他的思索,为什么建国以后农村经济发展得很慢,农民始终没有解决粮食问题?最初,他对农业合作化充满赞扬热情,但很快发现了分配中侵占农民利益的现象很普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林韦性格直率,是一个愿意坦诚地提出不同意见的人。1956年9、10月间,他到山东采访,回京后说,现在农民吃不饱,是由于国家征购太多了。

  1957年,林韦担任理论部主任,受胡乔木之命,起草反击右派的标志性社论《这是为什么》。林韦对运动的看法显然与胡乔木不合拍,他的草稿被胡全篇改过,按妻子李克林的说法,“只留了一句话”。但起草此社论成为林韦一生的遗憾。不久,林韦调任农村部主任。

  报社农村部有几位思想活跃的记者,平时很有些议论,在“反右”中被揭发出来,濒临绝境。林韦认为,这些议论不是什么问题,不要往右派方面引。由于他的平和宽容,整个农村部没有打出一个右派。而当年不出“右派”的部门是屈指可数的。

  随后就是“大跃进”的1958年。6、7月间,粮食“卫星”产量批量见报,林韦曾相信这些报道是真的。但他很快通过第一手调查证明,这些“奇迹”完全是通过“并秧”、“并田”堆积出来的虚假数字,就表示不再轻信。他的妻子李克林也很快通过亲身调查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对人的生命价值提出了当时人们通常不敢说的一句话:“成绩再大,饿死人是事实。”

  他对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有不同意见,不认同张春桥的分配思想。他指出,张的文章有常识错误,怎么能说“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呢?恰恰相反,商品交换否定等级制。

  1959年春天,林韦从安徽采访回到北京,针对“大跃进”引发的工农业严重失调问题指出,现在的问题很严重,是进城以来最沉痛的一次教训。他多次表示,不相信去年(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5000亿斤的数字。他说,如果真有那么多粮食,怎么还会饿死人呢?

  他告诉同事,在安徽看到不少农民站在路边不干活,而且神色惨淡,有的人流泪。这是“虚夸”造成的,而大炼钢铁和粮食上的“虚夸”,和中央的压力有关。中央和省委层层往下压,下面顶不住,只好虚夸。林韦沉痛地说:“真没有想到,革命20年,却出现了一个饥饿的中国。”(2011年2月24日在北京访问何燕凌的记录)

  因庐山会议成为“反右倾”的第一对象

  林韦之所以能够这样说,与当时中央在准备召开庐山会议,解决“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有关。

  这时候,《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思想也比较活跃,在上庐山之初还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要求报社向他提供有关方面的材料。对庐山会议前期的情况,吴冷西不时打电话回来吹风,要编辑部做好相应的报道准备。

  与此相呼应,身为农村部主任的林韦在报社不同场合,谈论过对“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意见,在当时听来,竟有惊世骇俗之感。比如,他在谈到粮食问题时说,历史上任何皇帝都没有包办过六亿人民生活,我们比历代皇帝还愚蠢。这句话是否为林韦原话未见考证,但在“反右倾”运动中是当作林韦的主要错误白纸黑字印出来用于批判的。(2011年2月24日在北京访问宋琤的记录)

  彭德怀元帅庐山上书的内容,由吴冷西“吹风”告诉了报社编委。林韦、李克林夫妇事后都坦言,当时没有发现什么彭总的信有问题,而且觉得他提的意见很好。

  没有想到,庐山风云突变,彭德怀意见书受到领袖批判,彭德怀还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随即在全国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吴冷西在庐山上被算入“俱乐部”成员,领袖把他保了下来,然而他一下山回到报社布置运动,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他在报社作了“反右倾”运动传达,其中说道:“有的同志大家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现在要分手了!”(李克林《记忆最深的三年》,《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54页)

  林韦遇到了艰难差事,奉命起草“反右倾”社论,批判彭德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山根据地,林韦就熟悉敬爱的首长彭德怀,现在要他下笔批彭,实在太违心了。根据后来的“揭发”,林韦对起草“反右倾”社论非常抵触,埋怨过“冷西同志意图交代不明”,结果胡乔木找林韦专门谈了一次。但是,这篇社论还是没有写出来。

  这下子,报社的“反右倾”运动,就把林韦圈定为斗争对象了。

  10月,报社的“反右倾”运动进入高潮,有专人收集林韦的“言论”,尽管都是只言片语,集中在一起还是很吓人的。从10月20日起,编委会连续举行扩大会议,对林韦进行揭发批判,火力非常猛烈。林韦的妻子李克林也是部主任级干部,同时受到批判。

  吴冷西将林韦的错误归结为:1、你说人民公社不能宣传。2、去年(1958年)年产五千亿斤粮食你不相信。3、对于全局工作“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看法”你不同意,“你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

  讨伐之声铺天盖地,重压之下,林韦违心地写了检查,坚强的男子汉为此痛哭一场。后来得知,他一生仅此痛哭这一次。妻子李克林哭成一团,“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尽了”。

  林韦被打成人民日报唯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于1960年春节后下放甘肃武山县柳树村劳动。(2011年2月24日在北京访问宋琤的记录)

  支持和宣传“实践标准”的《未定稿》

  柳树村的劳作是在劳累和饥饿中度过的,使林韦对中国农民的命运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在柳树村,他向胡乔木写信申诉,没有得到回音。他回到北京探亲,半夜里睡不着,叫醒妻子李克林说:“饿死人还不让说,难道我们许多同志流血牺牲就为了创造这样一个局面吗?”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是林韦命运的转机。1962年7月,《人民日报》对林韦进行甄别,认为1959年对林韦的批判错了,应予纠正,当年9月15日恢复了林韦的编委会委员和理论部主任职务。可是,“反右倾”运动深深伤害了林韦,还伤害了同事间的情感。平日里熟悉的朋友,运动一来竟然有那么多的“揭发”,有些批判甚至是低俗的捕风捉影。这使林韦想到,自己官复原职再和他们见面,彼此会不会觉得难堪?不久,林韦调任国家建委政研室主任,和新闻工作分手了。

  很快,“文革”风暴袭来,林韦遭遇又一番蹉跎。1967年8月10日下午,北京两个有名的红卫兵组织“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和《人民日报》的“造反派”联合批斗开国元勋彭德怀元帅。林韦被押来陪斗,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彭德怀。造反派要彭德怀回答:“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彭德怀凛然答道: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是对他有意见。造反派又问:你为什么搞军衔制,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彭德怀回答:世界各国军队都是这样的。铮铮铁骨彭德怀深深感动了林韦,他临近生命终点时读《彭德怀自述》,常常热泪盈眶。

  “文革”的终结激发了晚年林韦的理论热情。他于1978年底来到筹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协作组组长,归队投入理论风云。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创刊,黎澍任总编辑,林韦任第一副总编辑。他参加了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坚定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批判个人崇拜倾向。

  林韦主持了中国社科院院内刊物《未定稿》(1978年12月创刊)。这是一份追求思想解放,探索求新的杂志,最高发行量达到3万余份。更重要的是,林韦确定了《未定稿》的风格:“既然是未定的,就可以拿出来讨论,可以稍微胆子大一点,开放一点。”这份杂志培养了一批理论新人,受到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赞扬。(2011年2月25日在北京访问丁磐石的记录)

  林韦积极支持妻子、《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宣传。

  非常不幸,1982年5月,林韦参加会议时突发脑梗,失去了工作能力,不得不放下进行中的经济理论研究。他倒下了,理论界失去一位充满正义直声的长者。

  生命的最后时日,林韦在病榻上度过。他家雇了一位来自安徽的保姆,父母和姐姐在“大跃进”年代饿死了。她对林韦悉心照料,经常念叨说:“这老头是为我们安徽人说真话挨整的,是个大好人。”这位保姆一直伺候林韦,直到他1990年5月去世。根据林韦遗言,不举行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遗体捐献给医学科研。

  (本文写作中访问了林韦的老同事何燕凌、宋琤、丁磐石老师,他们提供了宝贵资料,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程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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