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毛主席》连载五——

第五章 鼓足干劲与压缩空气

吴冷西

2010年08月25日08:0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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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我在2月间接连主持起草了几篇较重要的社论,如《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等。从这时起,人民日报的宣传向“左”倾斜。

  同样根据南宁会议精神,我主持人民日报编委会制订了全面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二十三条纲要,对宣传中央路线方针政策、评论工作、新闻报道、版面和标题、干部队伍、同各地省、市委的关系,等等都提出了要求,其中有些是适当的合理的,有些则是要求过高、过急。我赶在成都会议之前把这二十三条纲要报送毛主席,请他给予指示。

  成都会议

  成都会议于3月9日召开,那是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举行,各部部长和省委书记住在四层楼的宾馆,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这次跟南宁会议一样,也是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到会的中央有关各部部长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只有个别省委书记到会,其余的将参加在武昌召开的会议。

  武昌会议(4月1-9日)可以说是成都会议的下半部,主题都是传达和讨论南宁会议的精神,各省汇报本省的规划。也可以说这两个会议是南宁会议的继续。

  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那气势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他一开头就提出现在我国进入技术革命时代,但接着又两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大剥削阶级和两大劳动阶级,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他指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出现及其原因,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正在创造中,还有待证明;

  他分析教条主义在我党历史上所造成的危险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要继续反对教条主义;

  他大讲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大讲矛盾的互相转化,大讲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吹掉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40条和促进会这三个东西,担心会不会再来一次反冒进;

  他提倡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相结合,特别是批评京戏《法门寺》里贾桂式的“奴才习惯”,表扬《西厢记》里普救寺和尚惠明挺身突围请援兵,欣赏《红楼梦》里凤姐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风格,称赞《苏报案》中邹容写的《革命军》把满清帝制批得痛快淋漓和章太炎指名大骂光绪帝“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的气概,并列举古今中外著名人物,说明总是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总是后来居上,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有六不怕的精神。

  这次会议上,除了印发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工作报告及有关决议草案外,毛主席还亲自批示印发了《华阳国志》、《都江堰》、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五六十首、明朝人的入蜀诗十八首、《苏报案》等等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摘录。

  会前我送给毛主席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也由毛主席批印给会议了。

  干劲要鼓足

  毛主席在会议的第一天讲话(3月9日)时即谈到:“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二十三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这同他在南宁会议时专门写信要刘建勋和韦国清同志抓好报纸一样,毛主席很重视办好报纸。

  在会议过程中,有一次在散会的时陆。可能是3月20日,毛主席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我赶上前去问毛主席: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毛主席想了一下回答说,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很显然,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讲话的上述主要之点,也是人民日报宣传报道的纲目。特别是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约在3月15日左右)谈到总路线时,提醒我说,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做《鼓起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毛主席的这些话,连同他后来谈总路线开始形成的话,给我深刻的印象是宣传要强调鼓劲,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气可鼓而不可泄。

  还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是毛主席在3月22日讲话中谈到“提高风格,振作精神”时,批评陈伯达过去死也不肯办一个理论刊物,胆子太小,这次才振作精神,下决心办。另一件是毛主席在3月25日讲话中批评卫生部,说他们替人民日报写的关于除四害的社论,写了很久还是没有写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毛主席说,卫生部不卫生,思想上并不相信四害真的可以除掉。后来还是胡乔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写成了,社论也写好了(按:指人民日报2月13日的社论《一定要在全国除四害》)。这两件事都说明办报纸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他在批判教条主义时,还指出人民日报过去学真理报,照搬洋教条一套,连标题也模仿,不独立思考,像一岁孩子一样,处处要人扶,否则就丧魂失魄,没有主见,没有独创,连中国人办报的好传统(如讲究版面的编排和标题等)也丢掉了。后来才有所改变。

  留有余地

  当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也多次讲到办事要留有余地。本来,南宁会议议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曾规定: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基本改变面貌。到了成都会议,毛主席一开始就提出究竟要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他开始设想: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争取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请各省研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毛主席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他还说,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是被前面所说的关于解放思想、提高风格、敢于创新等等大量的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还说,希望各省第一书记,恐怕还要加一个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放一点出来,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吴冷西同志,我们谈过几次,要他学大公报的张季鸾,到处串门子,打听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场,参加这样的会议。中央的报纸也好,省市的报纸也好,总主笔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务工作里头,必须解放一点。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少管一点事,少管一点就能多管一点。

  成都会议可以说是继续南宁会议的批判“反冒进”。毛主席看到会议开始阶段务实较多(主要是讨论“两本账”)后,提出会议最后几天务虚,整风,开思想座谈会。从3月24日上午起采取召开大组会议(差不多是全体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毛主席不出席。大家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的所谓“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不仅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柯庆施很活跃,连插话讲了三次,总是带着教训人的口气),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总理、少奇同志、陈云同志、小平同志都谈了经验教训,彭老总也说很受启发。

  成都会议就是在大家检讨“反冒进”的空气中结束,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南宁会议,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前的思想准备会议。历史地看,经过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已经抬头了。这也反映在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上。

  过三峡、下武昌

  在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饭的时候田家英告诉我:毛主席说,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毛主席说他将去武汉,要我随他一道去重庆,下三峡,将在武昌议一议人民日报的问题。

  3月27日,我和田家英随毛主席乘专列从成都到重庆。这是过去蒋介石专用的专列,样式和布置都已陈旧。参加会议的中南和华东的协作区长们另乘专列先行。毛主席的专列当晚抵达重庆。

  3月29日,毛主席乘“江峡轮”从重庆出发。随毛主席乘船的除了警卫人员(由王敬先同志率领)和服务员外,只有田家英和我。原来计划同毛主席一起到武昌开会的一些省委书记已乘客轮先行出发。我和田家英估计,毛主席意在畅游三峡,借以稍事休息,排遣一个月来连续开会的劳累。据毛主席的服务员告诉我和田家英,毛主席正在填一首词,铅笔写的,尚未完成,放在床头,可惜他匆忙间没有记住。

  “江峡轮”29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但闻隐隐涛声。30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冀。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详见拙作《五不怕及其他》)。

  武昌会议

  4月1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听取他们(主要是河南的吴芝圃和安徽的曾希圣)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大体上每隔一天开半天会,其余的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并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毛主席在听各省汇报时,作了很多插话。

  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

  在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

  在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时,毛主席分析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

  毛主席又讲了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加上一个右派。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这里又一次流露了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想法。

  省委对人民日报的意见

  4月7日上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会上,我先介绍了起草这个纲要的想法,希望各省委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九个省、市(上海)委书记都提了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是:

  1,对毛主席和中央的意图,人民日报得风气之先,希望能及时告诉各省报和省委,同时在报纸上用评论的形式加以宣传。过去人民日报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反右斗争时做得比较好。

  2,人民日报宣传大好形势的主流不够,而对支流则讲多了,特别是对一些群众有意见而又难于解决的问题(如职工福利、房子、两地分句居等等)讲多了。

  3,最近一个时期的宣传,希望在压缩空气时注意避免影响士气,避免泄气,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4,第七版的理论文章,希望能正确阐述中央同志提出的理论问题,把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加以理论阐述,对争论的学术问题应适时反映并且要表明态度。

  5,报纸的版面,希望能照顾全国各省,避免各省登报不平衡。

  6,过去报纸对有些省工作中的问题,批评不够实事求是,至今仍有意见。

  7,报社派驻各地记者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过去有些记者对问题看不准,抓不起,也写不清,希望能继承全国解放前的好传统,可以考虑由省委一位常委兼任记者站或新华分社的社长。希望能编印毛主席写的一些新闻、社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当天下午开会时,毛主席问柯庆施: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柯庆施只简单说,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吴冷西都记下了。毛主席说,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把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毛主席还说,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40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仍留在武昌东湖湖滨别墅休息,我和田家英也停留了几天。那时的湖滨别墅,同后来重建的东湖宾馆不同,是一栋石头建筑,并不很大,坐落在东湖岸边。毛主席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湖边散步。

  大概是4月11日上午,毛主席早饭后散步回来,叫我和田家英一起同他在湖边凉棚下闲谈。毛主席问到,柯庆施主持的会议上,各省委书记谈了些什么意见。我根据记忆,把上述意见作了扼要的汇报。我还谈到,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是有几个省委对人民日报1955-

  1956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曾为此作过决定)时批评他们省里的某些工作有意见,一度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还旧事重提。毛主席说,对省委提的意见,要作分析。对的要接受,认真改进。你们认为不对的可以提到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然后向有关省委作必要的解释。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评,你们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省委的某项工作中的缺点,人家有意见是正常的,何况你们的批评有时不免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你们的批评应当十分慎重,事实力求八九不离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听听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批评一般工作中的缺点,你们编辑部自己负责,当然也不要鲁莽从事。无论如何,你们要经常告诉记者、编辑,要搞好同各省委的关系,这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关系,不是庸俗化的关系。

  应注意之点

  接着,毛主席又谈到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主席说,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较为密切的意见。接着,毛主席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印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后来新华社编印了毛主席写的新闻和评论的文集。)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在北戴河会上,也没有就此做出决定。看来这是因为形势变化太大太快所致。)

  毛主席在谈话中又一次催我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并且要我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就下去一两个月,回来就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我在五六月间去河北、河南调查研究,虽走马看花,也很有收获。

  南宁会议是一个劲反“右倾”的,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劲,其间虽然也谈到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但声音微弱,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责任编辑:程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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