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报纸探源
--兼论《蜜蜂华报》产生的历史条件 
程曼丽
  2007年04月17日15:08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一、"中国近代第一报"--《蜜蜂华报》

  中国的近代报业发端于外报,《蜜蜂华报》即为嚆矢,这似乎早已成为学界公论。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指出:"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语其时间,以葡文为较早;数量以日文为较多;势力以英文为较优。……A Abelha da China(意译《蜜蜂华报》)发刊于一八二二年九月十二日。……"

  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中指出:"……最先在我国境内出版的近代化报纸,都是外国侵略者首先创办起来的。""其中,《蜜蜂华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一书指出:"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报刊,是葡萄牙人在澳门创办的。""《蜜蜂华报》……是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刊。"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指出:"在中国,近代化的报刊,是外国人首先创办起来的。""1822年9月12日创办的《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被认为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

  无须多加引证,《蜜蜂华报》--"中国近代第一报"的结论已是确凿无疑的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首先,百十年来,尽管中国近现代新闻业发展之长河奔涌不息,且日渐壮阔,它的源头(即这个"近代第一")的面貌却始终未见清朗。在上面提到的中国史学界公认的几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中,涉及《蜜蜂华报》的文字可说是寥寥无几:多的如《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不过300余字,少的只有十几字到几十字。如此简约的笔墨,充其量只能对这份报纸创办的时间、地点、创办人等基本要素写意般地作一个勾勒,而对它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它的形式、内容、特征;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等深一层次的问题,就不可能进行详细描摹了。但是,《蜜蜂华报》的地位毕竟很重要,缺乏对它的了解,"转型期"(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社会转变;古代报刊向近代报刊转变)中国报业发展的许多问题便无从探知与把握。

  其次,在对洋人办报这段历史进行考察时,我们的研究者更多主义注意的是其中的中文报刊(这是可以理解的)、英文报刊、法文报刊以至日文报刊,而对《蜜蜂华报》和在它之后出现的葡文报刊却很少留意,即便提起,也是将其打入"另册",仿佛它们对中国报业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葡文报刊因基本上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出版,与鸦片战争前后形势的变化关系不大,故暂不计入。"(1)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人们只须观赏长河入海的壮美景象就足够了,对它的源头大可不必究诘。

  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有机联系着的过程,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澳门是洋人在中国最早实行殖民统治和舆论控制的地方,恰恰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诞生了中国的第一份外报。对这份报纸忽略不计,我们就无从了解在壁垒森严的"天朝帝国",外报这个缺口是如何打开的,它又是怎样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地上繁衍生长的。缺乏这方面的阐释,中国近代报业的研究便始终留有一块空白,很难达到完善的程度。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一番"源头探险"。

  既然是"探源",那么,与《蜜蜂华报》以及那段历史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和"疑点",我们自然不会放过。

  比如,中国的第一份近代报刊,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外报为什么是由葡萄牙人,而不是由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或是西班牙人首先创办的?

  16世纪的葡萄牙(与西班牙)虽然是强大的海上帝国,并维持其海上霸权地位达一个世纪之久,但是到了17世纪,荷兰人后来居上,取葡萄牙而代之,成为世界著名的"海上马车夫"';英国虽然"出道"较晚,但是它凭借着自己在航海、贸易方面的实力迅速崛起,很快便压倒了那些"老牌"国家,成为世界头号海上强国。到19世纪30年代,在外国对华贸易总值中,英国所占比重高达75%,而此时的葡萄牙,已由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逐渐衰落下去,日薄式微了。

  另外,葡萄牙人虽然是通过地理大发现开辟的海路最早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并窃取澳门作为"晒货场"。但自那时起,就不断有其他国家的人来此栖身,西学东渐的先行者、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就是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曾共同筹划创办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伦敦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也是先到澳门,然后(米怜)才去马六甲办报的。早在《蜜蜂华报》创办之前,马礼逊已经"迫切感到了出版事业的需要"(2),曾试图在中国建立出版机构,创办报刊,并做了种种努力,但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又如,《 蜜蜂华报》为什么创办于19世纪20年代,而不是更早或更迟?

  如果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舶夷趋濠镜"(即澳门半岛南部)之日算起,至19世纪20年代,远航东来的葡萄牙人抵澳居留已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在此之前,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民间报房和民间抄报活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传递信息的活动)。排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这方面,澳门更是领先一步。据《中国印刷史》记载:"西洋教士一五九零年(万历十八年)起,在澳门使用西洋活字印行教会书籍,于是在中国领土内首次出现了西洋印本。"(3)

  这期间,澳门还出版了我国发行最早的"汉葡字典"、"华英字典",并印刷了许多介绍中国情况的书籍。可见,《蜜蜂华报》创办之前,中国(尤其是澳门)已经具备了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技术与物质条件。

  而在17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西方国家就出现了定期印刷的近代报刊(葡萄牙也不例外)。到19世纪初期,西方主要国家报业的发展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与水平。而受葡萄牙影响颇深的澳门,在此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没有一份报纸出现。

  此外,外文报刊在中国的大量涌现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而这时《蜜蜂华报》却早已停刊了。

  再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近代报刊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 这 就意味着,在皇室专权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可能产生具有民主色彩的近代报刊的。那么,《蜜蜂华报》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生长,中国报业史上的这种"超前现象"是怎样出现的?

  我们知道,清朝是报禁苛繁的一个朝代,清廷对新闻出版活动的控制历来十分严格。拿官报来说,谕旨和臣僚章奏那些应抄发,那些不应抄发,往往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对小报亦如此。如康熙五十三年公布的"各省提塘除传递公文本章并奉旨科抄事外,其余一应小抄,概行禁止";雍正六年公布的"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一概严禁,不许刊刻传播";乾隆十一年公布的"直隶、江南、浙江等省在京提塘,将不发之事件,钞寄该督抚等,似此行私报密,甚为浅陋,传谕申饬"(4)等,都是为了限制小报的刊布与发行,避免不利于统治者的信息得以传播。

  对外报当然也不例外。马礼逊和米怜原打算在广州办报,终因朝廷禁令难违,而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办在了马六甲。之后的《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天下新闻》以及一些英文报刊也都是在东南亚一带创办的。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马礼逊"们才以征服者的姿态在中国抢滩登陆。

  清廷报禁如此之严,同为洋人所办的《蜜蜂华报》为何独可逍遥"法外",从未受到朝廷的过问与责罚?须知当时澳门乃"天朝境地",为清廷政令所及(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才失去对澳门局势的控制)。

  ……

  要想探知中国近代报业的源头,上述问题不可不细察;要想了解转型期中国报业发展的特征与规律,上述问题亦不可不深究。

  二、《蜜蜂华报》何以能够在中国创办

  葡萄牙人窃取澳门为"晒货场"

  16世纪50年代,葡萄牙人最终实现了进入濠镜的梦想。至于他们是怎样进入濠镜的,中外史料的记载不尽相同。刊刻于1602年的《广东通志》中说:"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暂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写道:"岁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佛郎机(中国人泛称欧洲人为"佛郎机"--笔者注)夷船来舶广东海上。比有周鸾号'客纲',乃与番夷冒他国名,诳报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许通市。而每以小舟诱引番夷,同装番货,市于广东城下,亦尝入城贸易。"(5)

  葡萄牙人的记载略为详细一些。葡国船长索萨(Leonel de Sousa)1556年1月在给国王若奥三世的兄弟路易斯亲王的信中写道:"我在1552年乘坐商船前往中国,在业务上没有多大进展,因为葡萄牙人被侪于佛郎机之列,禁止利用中国的港口。"于是他就"命令在中国海上的葡萄牙人不要登陆,并且不要做任何与中国人对抗的事情。"接着,他与中国的海道副使进行了"和平谈判",谎称葡萄牙人不是"佛郎机"表示他们愿意像暹罗等国的商人一样,交纳20%的关税,并在"送礼"等方面花了一大笔钱。索萨等人的请求终于获得海道副使的"恩准"。

  关于同一件事,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克鲁斯(Gaspar da Cruz)1569年在他的《中国概说》(Tractado da China)一书中写道:自1554年起,有船长索萨,曾与华人互约,使葡萄牙人交纳税课,中国人则听其在诸港贸易。(6)

  上面引述的中、外文资料,在时间上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基本事实并未抵牾。据此可知,葡萄牙人是通过诳报国籍、贿赂海道副使汪柏等手段,才获得在濠镜互市的"通行证"的。

  约从1557年起,葡萄牙人勾结"牟奸利"的工商,从大陆运来砖瓦木石,"用强硬法盖屋成村",开始在濠镜非法定居。不逾年,坚固的西式房屋已"多至数百区",使濠镜出现了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对于这种明显违法的行为,中国的守澳官员因受其贿赂而未加制止;广东大吏则因朝廷累年以重金求取龙涎香,最后在濠镜等地才购得10余两,因而为使"夷商"挟香来市,也采取了姑息的态度。(7)这之后,散居于各处的葡萄牙人纷纷向濠镜集中,从而使濠镜成为洋人(葡萄牙人)在华唯一的居留地。

  由此可见,尽管明政府最终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市易"并居留,澳门的主权却始终属于中国(并非像某些西方书籍所记载的那样:葡萄牙人驱逐了盘踞濠镜的海盗,建立了殖民地)。既然如此,在澳葡人就要"仰我濡沫",服从中国政府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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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责任编辑:齐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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