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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
崔保国
  2005年06月01日10:10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摘要】本文着重考察媒介生态学的起源和发展,对媒介生态系统等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界定,提出了媒介生态系统结构的“六界”说。并对媒介生态学的建构和发展提出提出来一些具有启发性和前瞻性的观点。 

  [关键词]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环境,媒介生态学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庄子《逍遥游》 

  一、为什么“媒介是条鱼” 

  媒介是什么?是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书籍、杂志;是通讯、网络、计算机;是手机、是信纸、是工具、是机器、是CCTV、是新闻集团、是时代-华纳……是信息传播的中介。不!媒介是条鱼。 

  当我们把媒介放在社会大环境下观察的时候,媒介更像是条鱼。这条鱼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庄子《逍遥游》中所描述的鲲鹏:“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小可以小得置于掌上,甚至让你肉眼看不见。我在给学生讲解传播学时,常常把媒介比作鱼,信息资源比作水。信息的传播就好比鱼把水和养分从嘴里吸入,经过传播者的选择加工成为信息内容产品,再经过不同的传输渠道传给受众,最终形成的反馈和影响还又回到水里。 

  按照孔德划分社会学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把信息传播的研究划分为传播静学和传播动学。传播静学是指对传播现象的结构性分析,一个传播现象的静态分析就象剖析一条鱼的解剖图;传播动学则是把传播现象放到社会大背景中去动态地观察,就象一条静态的鱼又突然动起来,活蹦乱跳地游弋在江河湖海中。社会中有无数的媒介,象无数条鱼,每天在吸进呼出,循环往复地做着信息处理与信息传播的工作,在维持社会信息系统的大环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有大鱼,有小鱼,有大鱼吃小鱼,也有小鱼吃大鱼。 

  媒介和自然环境一样成为一个庞大的环境系统,由媒介系统每天提供的信息,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成为像水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媒介这条鱼也与其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生死相关。生态环境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如同大自然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环境一样,媒体的生态环境也存在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系统。媒介生态学是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延伸和发展。 

  以往的传播学理论说到底还是对传播现象的一个静态分析,至于对传播的动态研究,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我们国内都是一块尚待开掘的研究领域。正如邵培仁教授所指出的“当代大众传播学关注的是微观的传播过程及其各传播要素之间的工作关系﹐而不太注重大众传播中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间和它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态关系﹐更没有积极探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 [1]。”媒介生态学这个概念的提出,给了我们研究当代传播现象和动态传播的规律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似乎给面对瞬息万变的媒介陷入困惑的大众传播研究投来一道曙光。 

  为什么我们把媒介看作是条鱼,这里面有几层意义: 

  首先,我们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生命有许多为无生命物质所不具备的特性。能以极高的效率储存信息和传递信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自我复制能力;以不可逆的方式进行着个体发育和物种的演化等等。 

  其次,媒介是始终处在一种运动状态的事物。媒介传播现象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信息系统中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综合运动与传递。 

  最重要的是,我们既然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就要以生态的观念来看媒介,就要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要保护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媒介的大量死亡,就像漂在水面的死鱼。实际上,很多媒介已经死掉了,只不过是在某些外力的作用下死而不僵而已。 

  那么,既然我们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的生态环境下进行考察,媒介生态的研究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我们展开媒介生态研究的时候,对媒介生态研究的渊源和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确认。比如:最早开展研究的学者有哪些?有什么观点?用什么研究方法?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还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生态与环境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媒介生态系统是怎样的构造?什么是媒介生态平衡?什么是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研究有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下面我们着重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二、媒介生态学的起源与发展 

  1、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 

  应该说,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国内传播学界的有识之士似乎有不谋而合的共识,邵培仁教授最早发表了媒介生态研究的论文“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论文开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张国良教授也开展了媒介生态方面的课题研究;童兵教授在论及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媒介生态的概念 [2],张立伟等的“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 [3],表现出媒介实物研究方面的专家也对媒介生态问题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媒介生态颇有见地的观点和研究。这种研究意向和研究意识,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似乎有一种默契。但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需要深入探讨。 

  2、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 

  从全球来看,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在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又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当然,不可否认由一群多伦多大学的媒介学者们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多伦多学派在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早期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和著名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是这个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也应该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当然其代表人物还包括Eric Havelock 以及Edmund Carpenter 等人。但是,美国的媒介生态学者却把芒福德看作是比英尼斯等更早的先驱者。美国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有关“媒介生态”理论的第一部著述是美国学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 [4]。在这本书中,尼斯卓姆将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技术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同样地,另一位美国学者昆斯(Kuhns)也将芒福德(Mumford)作为他编篡的“主要媒介生态学者名录”的第一位。因此,他们倾向于将芒福德看作是整个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芒福德也被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这两位学者提到,被称为是最早介绍媒介生态的概念和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影响的人。 

  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并不象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的群体。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奈尔.波斯特曼(Neil Postman)和尼斯卓姆(C. 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Louis 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 库克(John Culkin)、皇后学院的Gary Gumpert 和 Charles Weingartner、曼哈顿的Tony Schwartz等等。纽约大学的奈尔 波斯特曼(Neil Postman)是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纽约大学一门课程的学者 [5]。虽然芒福德的确将媒介与传播学、文化、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研究,但实际上,他无论是在媒介研究领域还是在传播学领域都没有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众传播和城市化是大众社会研究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谈到技术,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对多伦多学派的媒介技术理论是有影响和关系的。 

  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研究范围包括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圈等层次。“生态学”一词是德国媒介学家E.海克尔1869年提出的;eco-源自希腊文,意思是“家”或“生活场所”,-logy意思是“学问”。海克尔在其动物学著作中定义生态学是: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后来,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进一步概括为物质流、能量流及信息流。20世纪30年代,已有不少生态学著作和教科书阐述了一些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论点,如食物链、生态位、生物量、生态系统等 [6]。至此,生态学已基本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 

  芒福德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仅仅只是将生态学作为了一种隐喻,但芒福德却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为了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而在芒福德之前把生态与人类文化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学者是戈德斯(Geddes)。戈德斯的思想对于芒福德和英尼斯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戈德斯(Geddes)是一位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等诸多领域。戈德斯的“人类生态”的观念在芒福德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兴趣范围的确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7]。“人类生态学”是戈德斯(Geddes)思想中被人们常常提及的一个。 

  多伦多学派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同样也受到了戈德斯的影响,戈德斯对那些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人物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戈德斯(Geddes)也通常被看作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之间联系的桥梁。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论题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8],并且成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一书的中心主题 [9]。甚至有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是戈德斯而不是芒福德或英尼斯 [10]。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英尼斯和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环境的概念都已经产生并且明确了。 

  不少学者往往对媒介生态学的一些论点有所误解,草率地以科技决定论一词来作否定。例如,传媒生态学创始人之一的麦克卢汉的理论,从六十年代起,就一直受到西方马克斯主义学派学者的抨击,不断的攻击其理论没有考虑到传媒的政治经济背景,缺乏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认识媒介。当然,这些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之批评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些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是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不是传播的问题。 

  3、国际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进展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研究各种媒介的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媒介生态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大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例如﹕在人类还没有文字之前,他们是如何处理信息的?对当时的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信息?基于什么理由他们会如此定义?当时的人是如何去建立其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什么是他们的历史观和知识论?文字的产生、新媒介的产生对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有什么样的冲击? 

  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与凯萨.曼孔卢姆(Casey Man Kong Lum中文名:林文刚)是现在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Lance)的研究着重在媒介生态思想的研究;凯萨(Casey)的研究着重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并且他的研究以中华传媒与文化研究为中心,以各种传媒的发展和其符号、信息特性为依据,来分析历史、政治、社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们在2002年4月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一本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该专辑中的七位学者主要围绕媒介生态学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11]。 

  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日本也很早就受到关注,六十年代,最早提出“信息产业”的梅倬忠夫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展开对信息社会的研究的。不过,日本学者倒是一直没有准确地使用“媒介生态”这个概念,而更多地用的是“媒介环境”,由于信息科学和社会信息学在日本比较盛行,使得日本的媒介研究也多少带有信息科学的色彩。在媒介环境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的社会情报研究所和在九十年代末成立的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其中,2001年出版的由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裕合编的《媒介环境原典1851-2000》 [12]一书是比较有价值和份量的媒介环境研究著作。 

  三、 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1、媒介生态系统(media ecosystem)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生态系统一词是由英国植物生态学家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的 [13]。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围或区域内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种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组成。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生物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并处于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样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就是生态系统 [14]。 

  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媒介的广告资源环境。媒介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和区域也在变化,变得移动化和虚拟化。媒介变了,环境变了,媒介与社会、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媒介生态系统的变化会影响到媒介的工作方式和受众的接受方式。媒介生态系统变化也会导致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系列变化。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大小不一,多种多样。小如一滴湖水、培养着细菌的瓶皿、小沟、小池、花丛、草地,大至湖泊、海洋、森林、草原以至包罗地球上一切生态系统的生物圈。媒介生态系统具有多种层次,多种结构,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划分。按照人类活动范围可分为村落、城市、区域、全球、宇宙等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一般以城市或区域来划分。应该是基于某个区域或城市范围内的媒介个体、媒介种群以及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我们经常把“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概念混淆在一起,难以分辨。那么,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媒介环境则是一个相对中观的概念,有时这两个概念又是交叉的,我们采用“媒介生态环境”这个概念也许更恰当。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环境科学研究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媒介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生活环境和传播环境。对于媒介自身的生存发展来说则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它在宏观上研究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研究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前者着眼于媒介环境的整体,而后者侧重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很相近,但前者突出人类在媒介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2、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 

  媒介是多样化的和大量的,媒介生态系统的划分方法也是多样的。地球上的媒介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书籍、通讯、网络、计算机等;每天运行在邮电系统中的邮件有数以千亿计;每天发行的报纸也数以亿计;人类拥有的电话有数十亿部;更有数十亿台电视供人们收拾节目;数亿台电脑连着因特网在不停地进行着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媒介的种类则更多,它们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结构,它们的传播方式也变化多端。 

  由于媒介变化太快,媒介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我们可以按照媒介的发展分为早期的“新闻媒介”到“大众媒介”,到“传播媒介”,再到“信息媒介”的概念,还可以按内容分为新闻媒介、娱乐媒介、通讯媒介和网络媒介;也可以简单地分为纸质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报社是媒介,报纸也是媒介;电视台是媒介,电视机也是媒介;到底哪个是媒介呢?看来,每种媒介的分类方法都有不周全之处。 

  在媒介生态学中,我们可以参照生物学家的办法来划分媒介系统。生物学家根据生物的发展历史、形态结构特征、营养方式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等,将生物分为若干界。当前比较通行的是美国R.H.惠特克于1969年提出的5界系统。中国生物学家陈世骧于1979年提出6界系统 [15]。 

  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媒介系统划分法是:我们可以按照媒介在社会信息系统的传播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把媒介生态系统划分为六界: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储存媒介系统、信息传播媒介系统和信息接收媒介系统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有时会使这六界媒介系统之间相互转变和融合。 

  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 一界 二界 三界 四界 五界 六界 

  媒介系统 媒介符号系统 媒介资源系统 媒介管理与规范系统 信息处理媒介系统 信息传输媒介系统 信息接收和储存媒介系统 

  科技 数字化 网络化 宣传部 硬件、软件 光纤、卫星 芯片、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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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声、文 广告、收视 广电局、电讯局 卫星电视台 卫星折射器 电视机、芯片 

  图、声、文 广告、观众 文化部 制片厂 电影院 胶片、VCD 

  图、文 购者、读者 新闻出版署 出版社 书店 书 

  3、媒介生态学的主要任务 

  第一,探索全球范围内媒介生态变化的规律。媒介生态环境总是不断演化的,媒介形态变异也随时随地发生。为使媒介生态环境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避免向不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就必须了解媒介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基本特性、结构形式和演化规律等。 

  第二,揭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同媒介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信息系统,媒介系统为这个巨大的信息系统的运转提供了支持和保障的子系统,其中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内容资源的生产等。人类通过生产和消费信息的活动,不断影响社会环境也不断影响媒介系统。环境既是媒介的产品的消费者,又是媒介的资源。正如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L.DeFleur and Ball─Rokeach)指出的:媒介生态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目标﹐另一方面在于资源。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它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16] 人类生产和消费信息资源的过程是异常复杂的,但必须使社会的信息资源足够丰富和信息传输渠道保证畅通,整体的社会环境才能保持相对平衡。因此,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必须列入媒介环境发展的内容,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必须考虑传播规律和媒介生态环境的要求,以求得人类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探索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媒介生态环境变化是由媒介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因此,必须研究信息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化以及进媒介形态的各种变化。同时,还必须研究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同社会信息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可为人类提供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环境、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生态危机。 

  第四,研究媒介生态危机和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发达国家对应信息危机和媒介生态问题的研究包括几个方面:60-70年代主要是信息爆炸和信息污染的治理;80年代侧重研究信息安全和信息犯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媒介产业的数字化和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媒介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媒介生态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和管理手段,从区域媒介生态环境的整体出发,利用信息系统分析和媒介生态的规律寻找解决媒介生态问题的最优方案。 

  任何媒介的生存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同类媒介之间有互助有竞争,不同媒介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竞争关系。媒介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资源与社会环境。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对周围环境和条件的各种需要,如受众资源、传播技术、广告资源和传播制度等。各种媒介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表现为媒介的特性。因此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范围,除媒介系统与媒介种类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类型的社会信息系统。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问题都成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四、关于媒介生态学发展的思考 

  2002年11月,笔者去美国参加全美传播学大会,并应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学术活动,与几位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学者兰斯(Lance Strate)和凯萨(Casey Man Kong Lum)等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我发现我们与美国学者之间对媒介生态研究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他们的立足点是从人出发,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但丰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广很杂;而我们国家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目前的切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以下是笔者关于媒介生态学研究地发展和趋势的一些思考。 

  1、 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如果我们需要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范围进行确认的话,是否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studies)是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的种类、系统结构、功能、行为以及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媒介生态学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可能把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人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运作规律以及人与它的相互关系;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的研究则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研究媒介与此之间的互动问题。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接近于前一种研究,日本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也侧重于这种研究;而我国学者对媒介生态学关注和研究则更倾向于后一种研究。 

  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分支学科的展开有多种架构。比如,按所研究的媒介类别分,有报业生态学、电视生态学、网络生态学等。也可以按媒介所处的环境类别分,有国内媒介生态学和国际媒介生态学,美国媒介生态学、欧洲媒介生态学、亚洲媒介生态等。还可以按媒介生态发展的历史分,有古代媒介生态研究和当代媒介生态研究等。还有一些应用性分支学科:如媒介经营生态、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环境管理、农村媒介生态、城市媒介生态等。 

  2、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媒介生态学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数学、信息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前进。媒介研究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观察描述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等是在媒介研究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媒介研究的发展史上,这些方法成为一定时期的主要研究手段。 

  现在,这些研究方法与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综合而成现代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呈现出由定性研究趋向定量研究,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分析。统计调查和计算机的应用,使媒介生态学者有可能更广泛、深入地探索媒介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对复杂的传播现象进行定量分析,从中找出规律。 

  3、媒介生态学的创新与拓展 

  媒介生态学研究逐渐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发展,一方面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进入微观领域,涉及个体媒介的传播、经营、管理等各个层次;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系统又越来越全球化,研究也在走向宏观;微观和宏观各层次之间又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具有综合性。 

  研究深度在不断加深。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理论的了解也不断深入。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观点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而芒福德的“技术就是容器(container)”的观点对于我们则比较陌生 [17]。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与工具和武器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不同,技术即容器的观点与媒介环境和技术系统这些观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工具、武器和机器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容器”的特征,从而扩展为建筑和城市的特征。这种理论在芒福德对女性器官延伸的论述中得到体现。芒福德将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拥抱”、“容器的容器” [18]。 

  4、关于学科的交叉 

  媒介生态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日益显著。例如,由媒介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看,媒介生态学是传播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交汇点;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来看,媒介生态学又是心理学与统计学的交汇点;在方法论方面,研究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离不开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更离不开数学的方法和信息技术;在理论方面,生态系统的概念基本是借鉴生物学,而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研究角度则可说是社会学、经济学等共同交叉的研究。 

  在《艺术与技术》 [19]这本书中,芒福德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人类的技术发明与其他生物的有组织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多的类似之处:蜜蜂按照工程学的原理来筑巢,电鳗能够产生电压很高的电击,蝙蝠早在人类之前就懂得使用它们的雷达在夜间飞行”。在《技术和人类发展》这本书中,他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观点,认为科技是生物器官的一个部分。芒福德认为科技和生物学的融合在后现代文化中既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提出来的,科技和生物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是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结果。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不是工具、工业或劳动,而是语言、艺术和游戏 [20]。 

  5、媒介生态系统的保护 

  世界上的媒介生态系统都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社会经济生产系统与媒介生态系统相互交织,实际形成了庞大的复合系统。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它在大众传播中的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保护媒介生态,否则我们将会受到惩罚。 

  媒介生态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保持媒介生态平衡的方法和规律。综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整体概念,就像系统论所提到的那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是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控制论却是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通过传播和反馈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加强对社会信息系统的认识,搞清媒介生态系统结构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从生态整体出发,对媒介生态系统“人为地施加有益的影响,调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达到系统最优结构和最高功能,以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最大的生态效益。[21]” 

  6、确立我们的媒介生态观那么,我们怎样对待媒介生态呢?确立怎样的媒介生态观呢。媒介生态的基本观念有一些是人类共通的,比如生态系统的理念,互动的理念,生态平衡的理念等。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对于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邵培仁教授曾提倡要树立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他认为,不这样就会破坏媒介的生态资源,进而危害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最终也使媒介失去了自身的奋斗目标和用来与社会进行交换的资源。[22] 

  芒福德在他的颇有争议的“庞大机器”理论也提到媒介生态的观念问题。“现代的权力国家实际上仅仅只是古代“庞大机器”政权——军队系统的升级和放大而已,只是一部完全由人组成的劳动机器而已,只是组织人力去修筑金字塔的埃及法老而已”。芒福德指出古代与现代庞大机器最为重要共同特征是“隐藏在古代和现代庞大机器之下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加强权力的规模与扩大控制范围,而毫不顾及生命的需要与意义”[23] 。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反抗着这种意识形态。 

  在我国,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已经积累了一批成果,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借鉴和启发。但是,我们未必一定要走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路子,北美的研究思路与理念和我们之间有不小的差距,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媒介生态学研究正在探索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媒介市场正企盼着文明的媒介生态。童兵教授对我国媒介生态状况的改变充满了乐观:“随着入世后保护期的缩短,政府角色的逐步转换,中国新闻法制同国际法的接轨,受众对传媒需求的变化,一个文明的媒介生态和更为开放的传媒市场的新格局必将在人们的期盼中呈现。目前这种前景已端倪初现” [24]。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要有保护媒介生态的意识。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要以生态的观念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总之,媒介是条鱼,是有生命的东西,很神奇,也很脆弱。不是木头,不是石头,不是机器,不是工具,你记住了:媒介是条鱼! 

  注释: 

  [1] 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 

  [2] 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http://www.a.com.cn/ 2003-1-6 

  [3] 张立伟 李之侠 杨飚 邓斌:“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http://chinese.mediachina.net/index 

  [4] Nystrom, C. (1973). 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viersity. 

  [5] Lance Strate and Casey Man Kong Lum, Lewis Mumford
 and Ecology of Technics,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8, Number 1, Spring 2000. 

  [6] R.达若著,张绅等译:《生态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1。 

  [7] Novak, F. G., Jr. (Ed) (1995). Lewis Mumford and

 Patrick Geddes: The correspondence. London, EnglandL 

Routledge. 

  [8] Mumford, L.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9]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10] Kierk, G. S. (1983). The nature of Greek myth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11] Lance Strate and Casey Man Kong Lum, Lewis Mumford

and Ecology of Technics,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8, Number 1, Spring 2000. 

  [12] 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裕 编:《媒介环境原典1851-2000》,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4月。 

  [13] 蔡晓明、尚玉昌 编著:《普通生态学》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4] 涂长晟:“生态系统”,《中国大百科全书》2002年版。 

  [15] 陈阅增 葛明德:“生物学”,《中国大百科全书》2002年版。 

  [16] [美]德弗勒﹑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页。 

  [17] Mumford, L. (1967).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18] Mumford, L.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19] Mumford, L. (1952). Art and technics. p.17,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 Mumford, L. (1967).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21] 孙彦泉﹑蒋洪华:《生态文明的生态科学基础》,《山东农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22]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23] Mumford, L. (1970).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I:

The pentagon of power.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24] 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http://www.a.com.cn/ 2003-1-6 


  来源:中华传媒网

(责任编辑: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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