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印记:86岁的特约记者顾执中

葛娴 陆宏德

2007年10月10日08:03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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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史料说明:《名人心影录》一书是1994年在北京出版发行。这本书由夏衍同志提写书名,著名作家袁鹰作序。该书真实生动地记述了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宋庆龄、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和知名的专家、学者、新闻界前辈(包括国际友人)有关新闻、学术、治学等方面的业绩、他们的重要活动,以及独到的见解。内容翔实,知识面广,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中,《宋庆龄与新闻界》这个历史篇章,曾由作者事先征得宋庆龄副主席生前本人的同意,并在她的关怀下完成的。《周总理和新闻电影》记载着跟随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的一批老新闻摄影师对周总理真切感人的回忆。《我热爱中国―马海德谈斯诺》真实地记述了世界名著《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当年如何到达陕甘宁边区等若干珍贵史料。《百岁老人马寅初》记载马老《新人口论》的问世,全国如何发动对他的《新人口论》的批判,以及他不向压力低头的坚定立场。该书还对我国考古学家夏鼐、社会学家费孝通、语言学家赵元任、译作家戈宝权和中国人民广播电视事业的开拓者梅益、新闻学家安岗,以及新闻界老前辈萨空了、吴克坚、赵超构、顾执中等作了详尽的报道。――葛娴(2007年7月9日)

  去年,白发苍苍的顾执中,已是85岁高龄了,居然兴致勃勃地应聘为新华社特约记者。他受聘之后,接连写了几篇通讯,内容生动,趣味盎然。他的第一篇署名新华社特约记者的通讯《知友重逢养老院》,登在1982年6月3日上海文汇报上。新华社特为此加了《编者按》,赞扬他“至今仍然十分热爱新闻事业”的精神。

  今年,在一个春色宜人的日子,我们去访问了这位新闻界老前辈。

  顾执中中等身材,戴副近视眼镜,虽病体初愈,但步履仍很稳健。

  “我正在编一本书。”他说:“我一生历尽坎坷,稿件大多散失,现在搜集到的,已不及十之一二,我把它们编成一本书,取名叫《余烬集》。”

  我们接过了他的书稿,翻看了一下。书中有社论、小评论与随感、研究与讨论、新闻报道、游记、纪念与回忆、杂文及诗共8类。

  一

  顾执中于1924年秋到上海《时报》工作。1925年,他当外勤记者的时候,正是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那一年,他立即到南京路上去采访,揭露敌人的暴行;1926年,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五卅惨案”的杀人凶手,在上海受到公开的审判,他又用他的笔,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世;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了,他又奔波在第一线,详尽地写出调查报告。1932年“一·二八"抗战开始后,他更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最前线的战壕里采访,迅捷地写出了大量的战地新闻。

  “我说说我所经历的一件趣事吧!”顾执中说:“1928年6月2日深夜,我在北京发了一个电报给上海《新闻报》馆。电文是:‘上海汉口路274号陈达哉先生:二弟拟于本日晚偕小妾离京,所有家务,托郭务远先生管理。’”

  谁能想到,这封电报会是顾执中发出的一条事关大局的要闻哩!那时,他是《新闻报》驻北京的记者。

  “我哪有什么小妾啊!”顾执中风趣地说:“这个电报中的‘弟’,是指张作霖;‘小妾’,是指张的眷属;‘郭务远’便是‘国务院’。陈达哉是《新闻报》的编辑,‘274号’,当然是《新闻报》馆的地址了。”

  这真是一封没有约好的密电了。新闻电报,为什么要这么发呢?原来,当时正是北伐战争紧张时期,5月底,顾执中刚从陇海线和津浦线上采访战讯回到北京。一到北京,他便又忙于从驻外使团和中外记者等等一些地方了解新的信息。很快,他预察到:张作霖在北京停不住了,要逃回东北。但是,这个消息是保密的,也看不出明显的迹象。他就跑到北京站去看动向。果然,张作霖的行李已经搬到车站来了。他想,张作霖逃跑,这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就赶回梁家园的新闻报北京办事处报告,打算给上海《新闻报》发电报。可是,电报局里有张作霖的新闻检查员,电报要经电报局发出。这样,非但通不过,还有杀头的危险。然而,又急需把这条新闻发出。

  “急中生智”,顾执中说:“我考虑了几分钟,便想出了一个花样,发出了上面讲的那份电报。”

  “因为,”他接着说,“陈达哉是一个头脑清醒的编辑,他又极注意北京的动静,所以我想,他定能猜懂我的意思。”

  果然如他所料,6月2日深夜电报发出,6月3日的《新闻报》上,就用大字标题报道了一条独家新闻:“张作霖偕眷属今晨逃离北京。”

  顾执中说:“对于形势的估计和分析,这当然是一个新闻记者在采访活动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但是,他还要机警、沉着、敏捷。新闻记者主要是写新闻,写不出独家新闻,没有分秒必争的精神,就当不好一个记者。”

  二

  “爱祖国,勇敢的战斗精神,这就是我们中国新闻记者的传统作风。”当人家问顾执中什么是中国新闻记者的传统的时候,他就用这句话来回答。

  中国新闻记者具有革命的传统作风。在反动政权的统治和压迫下,许多新闻战士,为了真理而牺牲了。

  “我有一个同事”,顾执中说:“他叫倪澜深,是新闻报的编辑。他常对人讲,我是不问政治的,我是个菩萨心肠,敌人和汉奸决不会来加害于我。哪里知道,他也被列入敌伪通缉黑名单,一个月后就被匪特绑架囚禁受毒刑,几个月后就死了。”

  那是1940年。帝国主义侵占上海以后,即勾结汉奸特务到处抓人。当时,在被通缉的一张83人的黑名单中,新闻记者就有23人,占到1/3以上。

  “我也是黑名单中受通缉者之一”,顾执中说,“许多很好的记者、编辑无辜地惨遭杀害。”

  谈起这些,顾执中很愤慨。他说,大家从血的教训中体会到,不拿起笔来斗争,不求得斗争的胜利,哪里有祖国的独立和自由,又哪里有自身的安全和解放呢?所以,他也拿起笔来战斗了。

  “有一次”,顾执中接着说;“军阀孙传芳在江西前线打了败仗,上海有一张中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叫《公论报》,那个报纸的总编辑谢福生,一天在报上刊登了孙传芳的一张照片,在照片下面排上一句话:‘The setting sun’(没落的太阳)。就为这句话,加上他平时不肯忍气吞声,他就立刻被关到狱中去了,吃尽了苦头,但他不屈服,表现了一个新闻记者的爱国之心和刚毅的性格。

  “1940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到新闻报馆去工作,途中遇到匪特向我开枪,击中我的右颈,血流不止,我急忙转向奔跑,才幸免一死。后来到医院取出子弹,如今还留下颈痛的后遗症。”顾执中边说,边让我们看他颈部的伤疤。

  顾执中强调说:“成批的报界知名人士,像邹容、邵飘萍、史量才等等,他们惨遭杀害了,是人所共知的,但是,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报界人士,他们同样也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像《大美晚报》的记者朱惺公、张似旭、程振章,《申报》的记者金华亭,《新闻报》的编辑倪澜深等等,当时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区,斗争更残酷,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痛恨反动统治的压迫,追随共产党,受到党直接和间接的领导,用他们的笔写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的功绩,同样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

  三

  顾执中不仅积极从事新闻实践,也非常热心新闻改革。他1957年5月31日写成的《报纸的发行问题》,就是其中一例。现在读它,仍然发人深思。

  在这篇文章里,顾执中说:“办报纸而不讲究发行工作,尽管把报纸搞得新闻好,社论好,副刊好,编排好和印刷好,然而只要这一环搞得不好,所有一切的好,都要彻底垮台。”

  这话切中了当时报纸不重视时间要素的要害。

  顾执中对我们说:“那时报纸好像存心要同读者作对似的。当党的‘八大’开会的时候,英、法侵略埃及的时候,读者越是焦急地要看报纸,报纸就像有规律地出得越迟, 8点,9点,10点,11点,中午,甚至午后2点,都不一定。这种迟缓大大地减少了报纸在宣传上的力量。有的读者可能先入为主的在暗中相信敌人的广播和谣言。”

  “那么你现在什么时候能看到当天的报纸?”

  “一般是在上午9点左右。”这位住在城南的老人满意地说:“现在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和政府召开重要会议,暴徒劫持民航飞机等等消息,我从报上很快就得知了。”

  顾执中感到满意,但他并不感到满足,因为报纸到达他手里的时间还是太迟。他认为邮局发行工作需要改革,报纸的出版工作也需要改革,否则,报纸无法同日益发展的广播、电视竞争。他在文章中还这样主张:《人民日报》每天至少出版两次,第一次应该在早上7:30以前,第二次应该在下午2点以前,把报纸送到读者手里。尽管这是20多年前提出的主张,然而他这种千方百计要使报纸取得最大宣传效果的改革精神,今天仍值得我们予以注意。

  顾执中对改革报纸的兴趣是非常广泛的。当我们谈到当前如何改革新闻时,他说;“报纸的改革要从报社领导这一头开始。如果报纸领导不指挥,不组织编辑、记者去挖掘,好的新闻从哪里来呢!”他对有的报社负责人自己束缚自己手脚的做法,感到不好理解。他讲了一件事。去年,他有一个上海朋友,在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发了一篇杂文。该报的一位领导认为此稿不好,对它进行了批判。他的朋友不服,把自己所有近作寄给了中央领导同志。结果中央领导同志说了话,他的朋友所受的不公正对待,才得以解决。顾执中说:“党没有限制新闻自由,管新闻的朋友却限制自己。把报社内部工作限制得这么死,这怎么能把报纸办活,取得最好的宣传效果呢?”

  四

  “根据你的办报经验,要把报纸办好,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们问。

  “人的因素很重要。”顾执中接着向我们谈起了过去《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新民报》的成功之处。他说;“这是同那些报社的领导人史量才、汪伯奇、汪仲伟、张季鸾、陈铭德会寻找人,善于使用人的才能分不开的。如果报社的领导人不会寻找人,又不肯爱惜和使用人的才能,要想办好报纸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们从爱惜人才,使用人才,谈到了如何培养人才。因为顾执中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而且也是一位有名的新闻教育工作者。他是1938年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创办人,而且一直是该校的校长。他领导的这所新闻学校,是一所灌输爱国主义新闻教育的学校。翦伯赞、艾思奇、柳湜、陈润生、张执一和郭沫若、许广平、田汉、华岗,都曾在那里讲过课和作过报告。学校除了要求学生学好所设的课程和实习外,还领导学生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等运动。在这所有26年历史的学校里,培养出了许多在抗日战争中,民主革命中,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尽了一些力量的人。

  “你当时怎么会想起办新闻学校的呢?”我们问道。

  “说来话长,”顾执中说,“我是从1923年起参加新闻工作的。工作几年后,我得知上海的中国报馆,在辛亥革命以后,编辑部中只有搞编辑的内勤,几乎没有摘采访的外勤。就是在这个时候《新闻报》和《申报》两大报中的外勤记者也不多。而我工作的《时报》馆中,只我一人是外勤记者。我想,历史的发展,中国报纸必然需要大批新生力量,特别是外勤记者的队伍,在不久的将来,必然需要大大补充。”

  “这是一个原因”,顾执中接着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新闻工作者,不管在任何方面,其在政治上的思想,还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急剧发展。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要担负起在政治形势发展中所负的使命,不学习怎么行呢?”

  正因为顾执中在培养新闻人才上有远见卓识,有点战略眼光,所以,他肯舍得花去自己一大半心血,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即使在国民党下令要封闭学校的情况下,他仍想方设法坚持把它办下去。

  “可是要不要新闻教育,在我们搞实际新闻工作的同志中,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有的人就不怎么感兴趣。”我们说。

  “这也不足怪。对于要不要新闻教育,这是一个争论很久的老问题了”,顾执中说,“远在抗战以前,就有人像戈公振先生等,认为是必要的,新闻教育是大有助于实际的;也有人像张季鸾先生,认为是不必要的,他以为一个人只要在文字写作上有相当好的基础,又有些丰富的常识,自然会搞新闻工作,有时可能一个没有在新闻学校学习过的人,比从新闻学校毕业出来的人,搞得更好。”

  “看来你是属于要新闻教育的了。那你是怎么看待不要新闻教育这部分人的意见呢?”

  “我认为,不需要新闻教育的理由是不充分的”,顾执中向我们举例说:“虽然人不进农业学校仍能耕田,然而我们还是需要农业学校;虽然不进工业和技术学校的人仍能在工厂和矿山里工作,然而我们还是需要各种不同种类的工业和技术学校,以彼例此,足见反对新闻教育的理由是肤浅的,不能成立的。更不容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地发展,如果我们不经过一定的系统的学习,要想干这干那,就不那么容易了。”

  顾执中重视新闻教育的思想,还表现在他对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关注。1957年,他曾主张我国应有独立的新闻学校,各地的综合性大学仍应有新闻系;今天,他又提出“中国新闻教育可以分工”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等学校,在培养新闻人才方面,可以各有分工,培养有自己特色的学生,以适应我国对内对外宣传的需要。

  现在,顾执中看到负责宣传和教育的领导,都很重视新闻教育,心里非常高兴。特别是他听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老同学正拟议在重庆恢复母校,在新闻教育方面为祖国贡献力量,他向我们表示了由衷的高兴。虽然他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不能再从事这项具体教育工作,但他决定待《余烬集》一书出版后,将全部稿费交给他们,作为该校复苏时所需要的经费。顾执中对我们说:“这车薪杯水,不足以济事,只略表我荩忱而已。”

  *  *  *

  顾执中曾自豪地说过,“今后,我的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教书和当新闻记者,……我要在这岗位上,向着—个最正确的方向,奋斗到死。”

  这话登在1946年1月31日上海《立报》上,是他阔别上海五六年后,亲友问他“要做些什么”时的答复。他的过去和现在,正是照着自己定下的诺言行动的。他每年要去外地旅行、采访。当他在上海旅行、采访时,他看到新闻界同行,有的已过八十高龄还在勤奋写作,有的七十左右了,仍在孜孜不休,努力工作。他深有感触地说:“看到大家奋发,更是对自己的鞭策,一定要以有生之年,力争做一个合格的‘记者’。”

  顾执中,可算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的新闻工作者了。

  (1983年9月)

    葛娴,女,中共党员。安徽人。192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1953年至离休,任《人民日报》记者、编辑、高级记者。


《名人心影录》封面字由夏衍所题写。夏衍(1900-1995),出生于浙江杭县,是我国“五四”以来最负盛名的电影剧作家、戏剧作家,中国革命文学艺术运动的活动家,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电影,戏剧,散文,评论诸多领域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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