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方法论”成名的根基

2008年01月16日08:55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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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说我没有新的发现,那么你写这本书干什么呢?搞学术必须有这种勇气,必须把学术成果的推展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违心的谦虚保护自己的所谓形象。——艾丰

  

  ● “经济哲学家”的由来

  “资本运营”这一概念,最早由艾丰在中央大报提出并推广开来。

  1994年,首都新闻界组织了一个采访团到江苏春兰集团公司调查研究,并召开了“春兰之谜”研讨会,艾丰主持了这次会议。他一开始就向春兰集团老总陶建幸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1990年春兰的产值是一个亿,1993年年底达到了50亿元,产值增加了50倍。不错,春兰空调卖得不错,但是如果只靠卖空调和卖空调赚的钱扩大再生产,4年就翻了50倍,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是暴利。希望你作出解释。”

  陶建幸掰着手指头就算起了经济账:“为了把企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想了好多办法。我们的空调卖得多了,原来的空调厂不适应,就需要建第二个空调厂。建这个空调厂需要1亿元的投资,但我们公司的自有资金当时只有1000万元,还差9000万。于是,我们就把资产投资当做一种经营方式来运作了。我们提出这样的条件:谁投资3000万,三年之后不仅把投资还清,企业还给他10%的股份。这种办法很有吸引力,很快有三家愿意投资,这样就凑了1亿元,把第二个厂建好了。由于当时春兰空调的市场很好,三年之后,三家投资如期还清,并把30%的股份给了他们。从春兰的角度看,三年前投资1000万,三年后握有1亿资产企业70%的股份,也就是变成了7000万……”

  陶建幸胸有成竹、滔滔不绝地说了两个小时,中间还夹杂着一些讨论。

  艾丰倾听着,更深入地思考着。陶建幸的回答可以说用事实澄清了大家心中的问题,但怎样把春兰的经验凝练起来呢?

  艾丰后来回忆说,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思考过程。从不了解情况,到掌握情况;从掌握情况,到理出条理;从理出条理,再到把握其中的内涵;从把握其中的内涵,再到凝练出恰当的理论概念。这一切要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内完成,谈何容易!思维在紧张地运行着,猛然间,他奇想突发,不知道怎么脑中就蹦出一个词来——“资本运营”。对!就是它了。想出这么一个词,连他自己都有些激动了。

  到最后总结的时候,艾丰抛出了自己的观点,讲起话来也越发神采飞扬:

  “依我看,陶总管理企业的确是有独到之处,春兰的成功经验,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认为,就是资本运营。”

  资本运营?这是一个当时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词。因为很长时间以来,资本是一个带有某种禁忌的词汇,它几乎是剥削的同义语,资本主义要打倒,资本当然就应该列入被消灭范畴。现在居然用它来概括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经验?!

  “企业当然要搞产品,要经营资产,要涉及金融,要打造品牌,但这一切,在陶总的头脑里,都在资本运营这个总的理念下进行。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接着,艾丰根据春兰的具体实践,概括出了资本运营的五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叫产品经营。企业不是为了搞产品而搞产品,搞产品是为了赚钱。第二种形态叫做资产经营。企业不仅要经营产品,还要把资产当做产品来经营。上面说的建第二个空调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资产经营的成功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快的发展。第三种形态叫做房地产经营。地方支持春兰的发展,批给它很多的地。这个地随着发展就增值了,地产增值就等于资本增值,之后再和人家合作,就有了更多的资本。第四种形态叫做金融经营。金融经营包括在金融机构中投资,还有股票、期权、债券等。第五种形态叫做无形资产经营。无形资产包括商誉、网络、专利、品牌等。

  研讨会结束以后,艾丰把春兰的经验以资本运营为主题写成了新闻报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文章发表之后,他还是觉得不过瘾,总觉得这件事不能到此为止,“资本运营”既然作为一个理论性的概念提出来,就需要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阐述。于是他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对中国企业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轨迹作了分析。这个轨迹大概是:从产品生产到产品经营—从产品经营到资产经营—从资产经营到资本运营。既然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只有抓住这个核心,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才有可能抓住企业管理的核心。说穿了,企业是资本运营的主体,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企业管理的提升方向,其实都是为了企业更好地运营资本,抓住了资本运营才算抓住了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牛鼻子。基于这样的考虑,艾丰又提笔写了题为《谈企业管理的改革和提升》的理论文章,作为内参发表。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的注意。他在文章上做了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建议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公开发表。很快这篇文章放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发表了。

  文章发表以后反响很好,好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艾丰同志你还有这方面的专著吗?你的这个文章写得很好,就是太简单了,我们企业觉得很重要,所以想多了解一些。”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党委书记看了以后自认为没完全看明白,就专门拿着这篇稿子坐飞机到了北京找艾丰探讨。

  1997年,艾丰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之后,又组织了武汉运用资本运营搞活国有企业经验的系列报道,提出“资本运营是搞活国有企业的一把金钥匙”,又从宏观和中观层面阐述了资本运营的内涵。

  现在,资本运营已经成了经济学中一个使用很普遍的词汇了,后来又写进了中央文件。其实,在艾丰那里,诸如“资本运营”这样的研究成果还有不少。他在1993年最早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他在1995年全面阐述了“农业产业化”;他从1993年开始,始终坚持不懈地阐述和宣传实施“名牌战略”的重要性和名牌战略的内涵;他根据“中国质量万里行”的实践经验,提出要建立质量的市场保证体系,在法律上解决“上溯一级责任”的问题;他提出“特色经济”、“中观经济”的概念;提出加快我国城镇化和重视小城镇建设的问题;提出用东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这些见解不仅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而且先后进入了中央决策范畴。

  我们要思考的是,身居新闻岗位,并非职业经济学家,艾丰为什么能够首先提出这些前瞻性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战略的概念呢?

  这就要探求他的方法论。艾丰对方法论研究有独特的癖好。199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五大的时候,陶建幸作为十五大代表参加了大会,并且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间隙,当时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艾丰在报社宴请陶建幸。席间,艾丰对他说:“现在都认为资本运营是我提出来的,其实是我从你那里偷来的。”他用一个“偷”字,虽然带有一定的幽默感,但包含着对实践者的尊重。陶建幸回答说:“不能这么说,做是我做的,但总结是你总结的,最多是咱们的共同创造。”最后两人对“共同创造”达成了共识。这段对话可以代表艾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艾丰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战略方面的有分量的新见解和新提法,都是从实践者那里“偷”来的。他更风趣地说,记者就应该当一名“神偷手”,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人家还高兴。艾丰说的“偷”当然是一个幽默的戏说,实际上在他的方法论中第一条就是面向实际。他曾经这样告诉别人:无论是研究新闻、经济,还是哲学,他的主要方法都是面向实际,从实际中发现问题,从实际中总结概念,从实际中上升理论,最后理论回过头来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一般的理论工作规律,而且在中国就更加应该如此,因为中国的改革做的是前无古人的事情,不可能有人写出现成的理论给我们拿来就用。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对此也有一番评论:“艾先生之所以能在经济领域里有所作为,关键是方法论对头,

  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到点、到位……”

  说到这个问题,笔者很自然地联想到艾丰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们的一段对话:

  一次,在四川绵阳召开“长虹发展战略”的研讨会。董辅礽、萧灼基、王珏、魏杰等许多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都参加了。会议期间,在饭桌上,艾丰调侃道:“你们的头衔都是著名经济学家,我混到现在还只是著名记者,出席今天的场合不像你们那么名正言顺。在座都是权威,你们说说艾丰同志是不是著名经济学家?”大家一听都笑了:“你怎么提这个问题?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是著名经济学家!”这时,魏杰突然站了出来,严肃地说道:“我不同意,我看你不是经济学家。”大家一愣,问道:“那你说是什么?”魏杰哈哈一笑:“要我说啊!我说你是著名的经济哲学家,你是指导我们经济学家研究的。”顿时,整个饭桌笑成一团。

  ● “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

  魏杰的话,当然有语出惊人的目的,但也并非全是戏言。艾丰确实喜欢哲学,有比较扎实的哲学根底。1991年艾丰获得范长江新闻奖之后,他的研究生时期的同学李德民写了一篇介绍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句以调侃语气说出的话:“新闻是他的妻子,哲学是他的情人。”

  艾丰有两本“方法论”方面的著作。一本为《中介论——关于改革方法的思维》,1993年出版后,首都哲学界和河北(艾丰的家乡)学术界专门开过三次研讨会研讨这本书,大家的评价很高。其中阐述的“一分为三”的观点,已为社会所熟知。魏杰教授当时曾在研讨会上发表《中介论》的读后感,说《中介论》曾经帮助他解决了三个经济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另一本则是获得我国社会科学最高奖的著作《新闻采访方法论》,这本书也被同行称为“新闻哲学”。

  ◎1991年,艾丰获我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

  时光回溯到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文革”后第一次招收新闻专业研究生,艾丰以40岁的最高“限龄”搭上了这班车,考取了,并且成为研究生考试成绩文科第一名,新华社还专门为此发了消息,说首届研究生招生发现了人才。艾丰对此解嘲地说,40岁当了研究生,还是人才?他的大学同学留校的都带研究生了。

  然而艾丰一入学就遇到了烦心事:开学初,教育主管部门认为这些研究生都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培养的干部,说干脆就叫干训班算了,到时给个结业证书什么的,不给研究生毕业证书。经过研究生院领导和学生们的争取,总算答应给毕业证书,但不给学位,理由是新闻根本就没有什么学问,还给什么学位?后来又经过反复争取,总算同意给学位了,但是,对新闻学的认识问题在社会上并没有解决。

  “新闻怎么就没有学问呢?有实践就有学问,况且新闻是对社会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实践,说‘新闻无学’,我不同意。说我国目前新闻学研究还比较年轻,基础还比较薄弱,这是现实,我承认,但说新闻不可能有学问,我不敢苟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新闻采访方法论》就是针对这种看法的‘发愤之作’。”事隔多年,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艾丰仍有不平之气。

  的确是“发愤之作”!当年他一边学习研究生课程,一边动笔写作此书。老岳母得重病住院,艾丰要照看她,好多章节都是在病房里头写的。他一边看护岳母,一边写书,幸亏那时还年轻,精力旺盛,这本书从1979年到1981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

  一门学科,要从经验上升为科学,就必须对其特定事物运动的规律进行理性的抽象。而理性抽象的第一步,便是建立基本的概念。很多人谈采访的艺术、采访的体会、采访的方法,但是,很少有人提出:什么是采访?

  艾丰提出来了:采访是新闻记者(包括业余报道者)为进行新闻报道所进行的了解客观情况的活动。这个定义纳入了采访活动的三个要点:谁——记者,为了什么——新闻报道,做什么——了解客观情况,三者结合,缺一不可。从这一概念出发,推出了采访的基本任务:迅速地了解到典型的有新闻价值的真实事实。从这一目的出发,又定义了记者采访的基本方式是社会活动。

  就这样,《新闻采访方法论》从采访这个概念出发,沿着采访运动的客观过程,同时,也是沿着理性的逻辑,层层深入,对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材料,什么是角度,什么是立场,什么是客观公正,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严谨的定义和深刻的揭示,并且根据这些分析,提出了实用的10种基本采访方法。

  《新闻采访方法论》1982年一出版,立即受到新闻界的强烈关注和极大欢迎。第一次印刷53万册,两个多月销售一空;第二次印刷2万册,一个月内又全部卖完。

  1987年底,《人民日报》著名女记者柏生找到艾丰,对他说:“最近在评社会科学著作的最高奖——吴玉章奖金,里边有新闻这一项。我接到了两本书,要我推荐,我看了看,这两本书都不如你的书。要不把你的书推荐上去,我看还有希望。”艾丰犹豫了一下,说:“也好,试试看吧!”柏生很高兴:“我看肯定能评上。要评上了,艾丰,你可一定得请客。”艾丰嘿嘿一笑,乐了。

  评奖结果出来了。《新闻采访方法论》与郭沫若、吕叔湘等大师的著作为伍,获得当时我国社会科学著作的最高奖——首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在新闻界,与艾丰一同得奖的,还有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同这些“学术方家”相比,艾丰这个40多岁的“老记者”在其中却是资格最嫩、年龄最小的,他自己确实有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之感。

  至今,《新闻采访方法论》已再版和印刷十余次。其间,艾丰又奉献了这本书的姐妹篇《新闻写作方法论》。有关人士估计,这两本书的发行总量已经超过50万册以上。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新闻领域从业的人,包括那些在各个领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人,不知道艾丰的这“两论”尤其是《新闻采访方法论》的人是不多的。这本书至今仍为大学新闻专业学生参考教材,而且是新闻从业者的必读书。换言之,读新闻专业,你就不能不读艾丰,以至于有记者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张征教授讨教“怎样提高报道水平”时,得到的竟是简单的一句话:“把艾丰的书好好看看就行,那里面有东西。”

  回过头来,我们不妨看看艾丰在申报吴玉章奖金时的“申报理由”。他是这么说的:

  第一条,中国采访学研究最高水平。因为以前的采访学都是经验总结性的,而鄙人的采访学是把它上升到了学术体系。

  第二条,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苏联的采访学我是大学学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我也翻译过,不过如此而已。我的著作采访思想和案例不仅有中国的,而且涵盖了全世界的,而我超出他们的部分是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第三个理由是,本书虽然是新闻学著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若干新见解,就是说提出了新的东西。如本书第一次订正了“第一手资料”的概念,纠正了中国词典的谬误,修正了美国和英国最权威词典的不足。又如我从哲学的角度上对“事实”这一概念,对“现象和本质”这一哲学范畴都做了有自己创见的深入分析。


  这三条自我推荐理由,时至今日可能还会让有些人读来极不舒服。因为在中国人的思维中,谦虚谨慎才是美德,即使你肚里有十分的货,那你也得称它不足一分的价值。对此,艾丰也是了解的,所以他在“申报理由”中特别补充了这样一句:

  各位评委看到我上面的申报理由,可能认为我很不谦虚,但本人对学术领域谦虚的理解就是如实地描述事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这也就是他的学术风格。一次,一位新闻界的同行对他说:“我看你的《新闻采访方法论》,先看的前言,一看里面的口气很大,说看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冲着这几句话我就买了,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艾丰笑着说:“你中了我的‘计’了。我认为,任何新的东西问世,都首先是自吹自擂,这是规律。因为所谓新东西,就是你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所以你必须告诉大家,我发现了你们没有发现的东西。如果你说我没有新的发现,那么你写这本书干什么呢?搞学术必须有这种勇气,必须把学术成果的推展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违心的谦虚保护自己的所谓形象。”

   ● 《中介论》为改革辩护

  他的另一部方法论著作《中介论》是一部专门的哲学著作。该书写作于1992年,第一版出版于1993年。

  一位新闻工作者为什么要写一部哲学著作呢?基础、背景、动机是什么呢?

  从1956年入党以来,历次政治运动艾丰都在第一线亲自参加了,众多的政治风浪艾丰都切身感受了。他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党,包括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都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像1958年大跃进、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这样的大错误呢?客观上,我们是在做前无古人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供我们借鉴;主观上,基本的原因就是思维方式上的问题,也就是哲学问题。不错,我们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但艾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武器”,而是“武库”。所谓“武库”,就是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武器,根据不同的任务就选择不同的武器。武器拿错了,也会犯错误。以1949年为界,中国共产党已经由一个“造反的党”,转变为一个“执政的党”,中心工作也已经由革命战争转变为经济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的哲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有所侧重、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极其重要的南巡讲话,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艾丰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借这个机会,冷静而深入地思考了许多理论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极大地解放了他的思想,同时,他也有一个惊喜的发现。用现在的观点来总结历次政治运动,他发现,如果那个运动“左”了,他就被批判为“右”,如果那个运动“右”了,他就被批判为“左”。后来艾丰对别人说:“我没有高层作为自己的背景,也没有凭什么小道消息作为自己的参考,全凭自己的思考作出判断。能够做到这一点,说明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可取之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建立了写作《中介论》的信心。如果自己的思维方式一塌糊涂,还要写书,那是要害人的。”

  研究的突破点是对“一分为二”这一众所周知的哲学命题的思考。“一分为二”是一个正确的哲学命题,为什么按照这个正确的哲学命题去做事,常常把事情做错了呢?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还在纠正片面运用“一分为二”带来的偏颇。他指出,不要老是抽象地讨论姓“资”姓“社”。为什么总要抽象地讨论姓“资”姓“社”呢?就是“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在起作用,因为事物是一分为二的,那么自然不是姓“资”就是姓“社”了。

  艾丰在研究中发现,“一分为二”这一哲学命题是正确的,我们的偏颇在于理解和运用“一分为二”的时候,缺少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命题――“一分为三”。他发现,研究事物最终性质的思维方式是“一分为二”,而研究事物现存状态的思维方式则应该是“一分为三”。我们直接接触的客观世界都是“三”而不是“二”。方位上的上、中、下与左、中、右,规模上的大、中、小,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物体上的固态、液态、气态,物理上的正电(质子)、负电(电子)、不带电(中子),化学上的酸类、碱类、盐类,数学上的正数、负数、零,人称上的我、你、他,革命中的敌、我、友……都是三态存在。

  艾丰后来借用老子的话说明这个问题。他说:“老子《道德经》中说的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非常深刻,他用了四个数字,一、二、三、万,他没有省略三,并且说三生万物。我们过去的错误就是把三省了,成了二生万物,这就错了。”

  在搞清“一分为三”的内涵之后,他又为“一分为三”做了两个重要的定位。

  第一个定位:在辩证法中的定位。他认为,“一分为二”是革命辩证法的核心,在革命年代强调“一分为二”是对的。“一分为三”是建设辩证法的核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年代,就要强调“一分为三”。

  第二个定位:在路线政策中的定位。他认为,改革开放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哲学基础是“一分为三”,所以《中介论》的副题就是“改革方法论”。市场经济的性质是什么?如果按照“一分为二”的思维,它只能姓“资”,因为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几百年。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搞市场经济了。但如果按照“一分为三”的思维,市场经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它是“三”,它是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经济形态,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可以搞市场经济了。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的真正内涵。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国防大学的一位教务长读了《中介论》之后,主动和艾丰约谈。见面后第一句话就问:“你写《中介论》,觉没觉得有政治风险?”艾丰回答道:“有。”“风险在哪里?”“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我说改革不是革命;第二条,我提倡公私融化论。”

  接着他对第一条风险做了这样的解释:“中央领导讲改革是革命,我说不是革命,似乎是唱反调。其实,中央领导讲的完整的语句应该是‘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革命’。有一个‘一定意义上说’的限制词,这很重要。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是把改革和革命当做并列的词汇来加以使用的,可见改革在他的心目中也不是就等于革命。在《中介论》中,把社会发展归结为三态:发展态、改革态、革命态。所谓革命态就是对现存主体的完全否定。所谓改革态,虽然也会发生许多质变,但并不是对现存主体的否定,而是对现存主体的肯定和加强。所以,片面地强调改革就是革命,就会导致社会动乱,不管你的主观意图如何。”

  从阐述“一分为二”提炼出“一分为三”关系的“二三论”出发,艾丰又扩展到“层次论”。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分层次的,生产关系也是分层次的。三个层次分别为:所有制层次、体制层次、运行层次。体制改革主要是改变体制层次,而体制层次是中介层次。他在书中对于股份制有这样的论述:

  当我们对庞大的、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作层次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它的中介部分作深入分析以后,我们就会有豁然开朗之感,也就有了学习资本主义并扬弃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以股份制而论,既然它是中介层次的东西,既然它是适合现代化大生产的东西,而同时它又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让它“嫁”给社会主义并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现代化大生产所用呢?

  从直观的形式上看,不是社会主义而应该是资本主义更害怕股份制。因为股份制对单个的资本家来说,毕竟是一种“公有”或“共有”的形式,但是“聪明”的资本家们在实践中看到了它只是一个中介层次,并没有被它的表面形式所吓倒,大胆地采用了它,结果是改善了资本主义。现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实行股份制的时候,遇到了方向相反而心情类似的情况。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国有制的情况下,实行股份制,从直观的形式看,是一种“私有”或“化公为私”的形式(起码部分是如此),从公的“彻底性”来看,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如果我们是从中介的层次来看股份制,我们的胆子就会大起来。我们不仅从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现代化大生产的中介物的角度说必须利用它,我们还可以从它“嫁鸡随鸡”的角度来让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但在1992年或1993年的时候,还有着相当大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担任中国汽车总公司总经理的顾尧天看到《中介论》很赞赏,特别把这本书向中央最高领导推荐,他拿着这本书作推荐的时候,当面向对方朗读的就是这段话。

  以后若干年,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对股份制做了充分肯定,证明了当时的这些论述有相当超前的预见性。这个预见性来自艾丰哲学观点的力量。

  讲到“公私融化论”,有一个小故事。1994年,中央电视台借人民日报社的一个会议室做录像采访,请若干著名经济学家谈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中午11点40分,录像快结束的时候,艾丰由于偶然的原因,误闯进正在录像的会议室。他一看当时的阵势,连忙道歉。电视台的同志笑着说:“我们找你没找到,你自己找来了,正好,你来谈一段。”面对这个“突然袭击”,艾丰有些紧张,但推脱不过,还是在镜头前谈了七八分钟。他谈的其实就是《中介论》中“融化论”一节的主要内容:

  我们过去在基本指导思想上有偏颇,集中表现在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基本的思路是兴无灭资,兴公灭私。“文革”中又提出“斗私批修”。这样的思维看起来方向很明确,其实在落实的时候,就遇到了问题。首先什么是“私”,内涵外延都不清楚。是私有制,是私心,是个人利益?而个人利益又有合理的、合法的个人利益和不合理的、不合法的个人利益之分。其次,把公私放在一起,从哲学上说往往就是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宏观和微观应该是协调的关系,不应该是彼此互相斗争的关系。马克思讲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时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个人能够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就是说,那个“公”之所以好,是因为每个“私”在其中也能够得到好处。“私”的状况在这里成了衡量“公”的状况的标准。第三,“公”很伟大,但“公”最大的缺陷是往往缺少合格的代表,“私”好像很卑微,但它总有具体的代表,有可操作性。让很伟大但没有合格代表的“公”与好像卑微但有可操作性的“私”彼此斗起来,除了两败俱伤之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我们的国有企业过去的问题就是以“公”斗“私”,那么,“私”就联合起来斗“公”。一些国有企业的“虚盈实亏”就是典型的表现。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把公私关系一致起来……

  ◎艾丰与经济学家杜润生晤谈。

  艾丰讲完之后,在座的经济学家们都很赞赏,一位经济学家笑着说:“你的讲话给今天的讨论做了总结。”

  艾丰写作《中介论》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从“一分为三”获得突破之后,先写了“二三论”一节,接着写了“层次论”、“存在论”、“变化论”、“融化论”、“中性论”、“过程论”、“中观论”、“媒介论”、“载体论”、“协调论”等,共11个章节。用一个什么概念做全书的名称呢?他脑子里冒出来一个“中介论”的词汇。“中介”作为哲学概念,黑格尔用过,马克思用过,列宁也用过,但他们都没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加以系统的论述。而艾丰觉得,只有用“中介”这个概念才能把各个章节中贯穿的东西表达出来、提升起来,在哲学上有继承,又有创新。

  是艾丰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中介”作为一个哲学的最基础的概念和范畴来加以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的思维方式加以运用。《中介论》问世,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哲学界为之连续开了三次研讨会。不少学者称赞这本书“由中介这一概念阐发中介思维,在哲学上是成立的”,“难得的是把哲学研究和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理清了我国社会生活中改革、市场经济、股份制等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中介论应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表达方式通俗易懂,为哲学界吹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有的哲学研究者甚至认为,20世纪是人类对抗的世纪,21世纪应该是人类协调的世纪,“中介论”应该是21世纪的哲学。

  ●  新闻是妻子,哲学是情人


  如果谈到艾丰的思维方式,他是以融合为特征的。对艾丰的成就,很多人“眼热”。有人曾经问过艾丰:“老艾,像经济学和新闻学这么专业的学科,对别人来说,要深入一个领域可能都很困难,而您是怎么横跨新闻和经济这两大领域并能同时成为这两方面的专家的呢?”艾丰微微一笑:“我主要是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依托于自己的哲学功底,利用了新闻文化的素质,然后开拓经济领域。”

  他说:“新闻是千变万化的东西,新闻工作是以万变应万变的职业,而哲学是自然、社会、思维最普遍规律的学问,学好哲学,就有可能收到‘以不变应万变’的效果。

  “新闻是浅层次、高频率、多次重复的工作,这对深入研究问题很不利。但从研究问题来看,新闻工作也有三个优势。第一,综合。新闻工作可以接触社会方方面面的事情和方方面面的人物,许多问题是要综合才能看清和说明的。第二,超脱。俗话说‘屁股指挥脑袋’,地位的局限,使一些研究者带上片面性,不能抓住事物的全貌和本质。而记者的‘屁股’是‘猴屁股’,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于是可以冲破地位和部门的局限。第三,主动。狭义的记者是没有研究任务的,于是他可以不受外来压力主动地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依托这三个优势,新闻工作者完全可以在研究问题上做出自己独特的奉献。

  “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它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在了解客观情况的时候,它必须善于抓住要害,而不是面面俱到,‘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尔’。第二,在形成自己成果的时候,它必须注意传播的效果,要很容易被人家接受和理解。这两点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使记者的研究抓住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而作品又容易被上下左右所接受。”

  以哲学为基础,新闻、经济,再加上广义的社会文化的多重结合和融合,这就是艾丰思维方式的特征,也是他的方法论的特色。这也许就是李德民评论艾丰“新闻是他的妻子,哲学是他的情
人”的真谛了。

(责编:张立君(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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