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开经济述评先河

2008年01月16日09:24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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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笔杆子’。这比喻有缺陷。难道他们是无生命、无个性、无头脑的‘杆子’吗?不,他们是有生命的‘笔’。他们不仅在奔波、记录、报道,他们更在思考、探索、追求!他们是‘思考的笔’!”

                                                      ——艾丰


  “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

  《21世纪人才报》记者撰写的《中国财经记者难当重任》一文这样评价艾丰:

  中国的第一代财经记者……代表人物是艾丰,这一代财经记者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风起云涌,大家渴望进行经济上的改革,但全民缺乏基本的经济观念和常识,因此,这一代财经记者的作品更多的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第二代财经记者则……

  1986年底,艾丰担任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当时的经济部是由工商部和农村部两个部门合并而成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亲自参加了经济部成立大会。艾丰在会上发表了如下就职演说:

  今天是经济部成立的日子,其实也是一个结婚典礼。一个工厂的小伙子(指当时的工商部)娶了一个农村的大姑娘(指当时的农村部),证婚人就是钱李仁同志。结婚以后还要两地分居——办公室还不能合到一块。

  感谢报社领导的信任,让我担任经济部主任。我认为,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对全国经济有一个总体把握;二、在若干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三、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用三个条件衡量我,第一个条件不具备,第二个条件也不具备,第三个条件,虽然我是学新闻的,但由于前两个条件不具备,所以最多只具备半条。三个条件只具备半条,显然是不合格的,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及早补足条件。


  这也就是他集中精力研究经济问题的起点。

  艾丰虽然年过40才开始潜心研究经济问题,转轨财经报道,但是凭着他的专注以及悟性,很快就成长为一个出色的财经记者。不仅如此,由于他在体裁、内容和方法方面勇于突破,经济报道取得了极大的独创性成功。

  蹩脚的经济报道记者,报道往往写得“内行人不愿看,外行人看不懂。”艾丰说:“为什么‘内行人不愿看’呢?就是因为记者没有抓住经济工作中关键的或要害的问题。自己首先没有钻进去,没有弄懂,怎么可能把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反映好?”

  抓住“经济工作中关键的或要害的问题”,然后通过自己的调查、思考,再把这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解构剖析,提出启发性甚至指导性的办法,这是艾丰的拿手好“戏”,这也是艾丰的报道备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京向何处去”

  1979年4月的一天,艾丰去北京市城建部门采访,想写一组反映北京城市建设成就方面的报道。在一间办公室里,北京市城市规划局的四位处长等候在那里,一见面他们就说:“欢迎!听说记者来,我们各处都开了会,大家叫我们把意见集中起来,希望你能写个内参向中央反映。至于成就方面的材料,在谈完这方面的情况后,你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好,只要有新闻价值,不管是适合公开报道还是适合发内参,我都想了解。”

  “北京作为全中国的首都,城市建设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怎么定位,向哪个方向发展,把这些问题先搞清楚至关重要。可是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目前还不明确,关键在于工业和城市的关系没处理好,大量地在城区内建设污染严重的企业项目。如果北京没有了蓝天碧水,只有废渣、废气,只有膨胀的人口、拥挤的交通……”

  无意中就撞到了一条大大的“活鱼”!艾丰听了他们的反映后,第一个想法就是碰到了好题材,尽管是“说反话”的题材,但艾丰却认为,作为一名记者,应该如实地反映情况,不应粉饰太平。听了几位处长的全面介绍之后,艾丰为此又采访了企业、机关等许多有关单位,认真倾听各界人士对北京如何发展的各种看法。经过深入调查后,他写了内参,题目很吓人,叫做《北京向何处去》。当时这篇文章的初稿措辞比较激烈,而且点了许多单位的名,后来,经艾丰进一步加工后改了题目,加强了分析,即形成了《首都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问题》一文。

  内参刊出以后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应遵循的四条方针,即“四条指示”。北京定位不要作为经济中心,应该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当时的经济概念就是工业):

  要把北京建成全国、全世界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建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城市;要使经济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方便、安全,经济建设要适合首都的特点,重工业基本不要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艾丰写的内参对中央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采访陈云。中举话筒者为现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

  艾丰认准了的事就会“咬定青山不放松”,他开始把重点放在研究城市建设问题上,主要是想搞明白中国的城市究竟该如何定位,如何规划好自己的发展蓝图,才不至于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从1981年到1983年间,只要是城市建设研讨会,即使是没有报道的任务,艾丰也尽量参加,以至于一来二去竟也成了“专家”。通过阅读、摘记、分析和归纳,艾丰不仅对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状况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在下面三个问题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一、我国城市建设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实际问题和认识问题有哪些?二、这些问题是怎样逐步形成的?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和突破口在哪里?

  1982年12月24日,艾丰借参加和报道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的机会,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他写的述评《重视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副题是《改革城市体制,解决“条条”“块块”矛盾,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述评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几个亟须关注的问题:

  城市在四化建设中居于什么样的战略地位?

  建设城市只是发展工业吗?

  城建就是盖房子吗?

  城市发展只与城里人有关吗?

  ……


  这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随便写上去的,应该说,它们都集中反映了我国城建中的实际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正是把城建单纯地理解为发展工业,使一些城市(包括北京)变得人口膨胀、环境污染;正是把城建单纯看成盖房子,忽略了城市的基本设施,使一些城市能源紧缺、交通困难……

  文章不仅提出问题,而且对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首先从哪里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并把矛盾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

  每个居民都可以感受到住房、交通、能源、污染、人口等方面的尖锐问题,城市的“超负荷运转”,“市长管厂长,厂长管社会”的体制,“城市规划墙上挂,不如首长一句话”、“挖挖平平平平挖,平平挖挖挖挖平”、“有楼住不进,有线电不通”等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这篇述评发表那一天,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还在举行,会议秘书长拿着报纸,在全体会议上全文宣读。与会者不仅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且参加会议的一些城市的领导同志和城建工作者,还在寻找报纸,要带一份回去。

  追踪报道城市建设可以说是步步为营,不达目的决不收兵。随后艾丰又在《人民日报》接连发了《城市在呼唤改革》、《不只是骨头和肉的关系》、《是整体才有活力》以及《小城镇是个大问题》等一系列有关城市建设的经济报道,在媒体上大声疾呼,直接推动了北京及其他城市建设的健康发展。

  尤其是他撰写的1983年8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开创首都建设的新局面》,现在读来仍发人深省:

  人们常说,搞建设如同在祖国大地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作城市建设这幅“画”,要用钢铁、水泥、砖石、玻璃,一旦“落笔”,便难更改。因此,建设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规划,随意“涂抹”,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北京缺水问题述评

  艾丰回顾自己从事经济报道的历程时,自豪地说:“经济报道包括其他写作,我一直在力求创新突破,中国媒体上的经济述评是我着力最多的一种体裁。对如何写经济述评,不谦虚地说,我有不少首创。很多人没有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在我以前,所谓的述评就是综述,把一些东西堆到一块。而我把述评变成了新闻、通讯、评论为一体的一种综合体,就使其变得可操作性很强、政论性很强,知识性和趣味性也很强,成为集中强势的一种综合体。”

  艾丰有两本新闻作品选集,1985年以前的作品选集名为《思考的笔》(1987年出版),1985年以后的作品选集的书名就是《经济述评自析集》(1994年出版),可见他将经济述评放在了自己写作中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思考的笔》一书的自序中说:“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笔杆子’。这比喻有缺陷。难道他们是无生命、无个性、无头脑的‘杆子’吗?不,他们是有生命的‘笔’。他们不仅在奔波、记录、报道,他们更在思考、探索、追求!他们是‘思考的笔’!——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来由。”这种思考、探索、追求,在作者的第二部作品集《经济述评自析集》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这部集子收录了艾丰48篇主要为述评体裁的作品,在每篇作品的后面基本上都有一篇作者的“自析”,目前被新闻界认为是研究经济报道特别是述评式报道的范本。

  依笔者之见,追根溯源,艾丰真正的第一篇这种“四像”又“四不像”味道的述评式作品,是在1982年2月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北京缺水问题评述》。它堪称艾丰突破新闻报道写作旧模式的一个代表作。

  艾丰在山区待过,对那里的缺水状况有着切肤之痛。那里的农民过着非常艰难的缺水生活,一盆水要用几次,先洗脸、洗碗,然后再做猪食用水。农民们平时不洗脸,城里来的知青不能洗衣服,洗衣服要带进城,或者到很远的水库去。最干旱的季节,他们甚至用树叶把一滴一滴泉水引进水桶……可是一到城里,人们对水的浪费却随处可见。有着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艾丰觉得这件事必须呼吁一下,于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悉心研究,方才命笔。

  这篇报道所讲的问题和材料,客观来讲是人们经常都可以看到的,但是艾丰写来却扣人心弦。开篇时艾丰列举的事实就很让人触目惊心:

  你可知道:为了保证北京供水,密云水库去年秋季已经停止向天津送水,为此,国家不得不花大量投资,引黄济津,到天津的水每方合一元多钱。

  你可知道:为了保证城市和工业用水,京郊水库从去年6月就停止给农业供水,为此,郊区1981年粮食减产16亿多斤。大兴县芦城公社因缺水稻谷减产一半。社员说:“一吨水,到我们这儿就是一吨稻谷。”

  你可知道:北京市一年用水量为47亿吨,而1981年6月至今年6月这个年份,只有可用水32亿吨,欠缺三分之一。

  北京市水利局领导同志告诉记者:郊区84座水库,绝大部分没有蓄上水;十三处一个流量以上的大泉已经干枯。我们驱车田野,亲眼看到干沙刺目的河床和无水亮底的引水渠道。史书上有过记载的十三陵九龙池,如今是乱石一片;元初郭守敬“白浮引水”的白浮泉,现在只能从干燥的沙土中挖出那些当年口吐清泉的石雕龙头。

  北京有些地方已经尝到了缺水的苦头,自来水变成了“夜来水”。人们把锅放在龙头下面,夜里锅一响,赶忙起来接水,满楼叮当乱响,呼号喊叫,影响第二天上班。住楼的人不得不添置水缸。甚至管水的市水利局大楼,去年夏天有一度二楼都上不去水。

  件件事实告诉我们:必须重视水,必须重新认识水,不然,是要受大自然惩罚的。


  接着艾丰对水作为一种资源从三个角度,即数量角度、质量角度、使用角度来加以概括,并且用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进行了论述:数量——“无限的循环掩盖着有限的数量”;质量——“低廉的价格掩盖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用——“各自取用掩盖着水资源是一个整体”。于是,人们就感觉深刻了,包括一些专家们也称赞艾丰:“这些内容都是我们知道的,有许多就是我们跟他谈的,但他这样一写,我们都感觉很新鲜。”

  这篇作品的特色,就是把确凿无疑的情况和事实,充满感情的描写和呼吁,冷静深刻的分析和归纳这三者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了,既给人感性的激动,又给人以理性的认知。这篇只有两千多字的作品,一直被人们牢牢地记着,特别是在北京缺水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人们仍然记得这篇发自二十四五年前的作品。

  多侧面报道

  艾丰谈到“经济述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时,把它归结为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多侧面要求新闻报道的多侧面,而述评这种体裁,最适合体现多侧面报道的思想和要求。1987年他专门写了一篇新闻学论文《论多侧面报道》,主要提出了如下观点:

  一、在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的今天,记者的任务是两条——报道和解释。新闻价值既来自报道,也来自解释。所谓解释就是要求有深度报道或解释性报道。

  二、要改变过去把新闻报道简单地分为“表扬稿”、“批评稿”的报道办法。那样的分类,说好的一概说好,一点问题也不说,客观上必然发生“拔高效应”;说坏的一概说坏,一点“好话”也没有,必然产生“过重伤害”。应该写一种综合性的多侧面的报道,根据事实情况做多侧面的报道和分析,才可以避免新闻报道中由于报道方法不当产生的片面性。

  三、对已经约定俗成的写先进人物的“缸杯法”作出分析。艾丰认为,一个大缸里面含有半斤糖,喝起来有点甜,但不太甜。我们用提炼的方法,把水分去掉,把一缸水浓缩到一个杯子里,里面还溶有半斤糖,这时再喝起来,就会甜得“齁”人。没有喝过缸里水的外人,不会提出问题,认为水就是这么甜;喝过缸里水的人就会提出疑问,认为杯里的水不是缸里的水了。一个先进人物多年做的好事,我们打破时空把它们凝练在一起,就会产生这种“缸杯效应”,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报道方法上加以改进。

  艾丰之所以更喜欢使用经济述评这样的体裁,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艾丰说,新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探讨新闻的改进和改革,不能不首先注意研究现实生活的发展和变化。 常听见这样一种说法:“现在的人不像五十年代那么单纯了。”其实,人的“复杂化”,正是“生活复杂化”的反映。这种变化,也很难用单纯的“好”、“坏”两个字来评价。

  怎么办?只有改进我们的报道思想和报道方法,用多侧面的报道去反映多侧面的现实。表扬的报道中,为什么不可以有批评?批评的报道中,为什么不可以有某些肯定的部分?介绍某单位经验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对未来做某些预测和展望?其实,多侧面的报道把表扬、批评,肯定、否定,介绍、推荐,商榷、探讨等多种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克服新闻报道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

  评述式的报道,是最易体现多侧面的一类体裁。从报刊史上看,它也是我国报刊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这篇大家公认的好新闻,就是评述式的。有人担心评述式新闻会失去客观性,记者的“宏论”可能招致读者的“讨嫌”。如果由此担心而提高警惕,防止这类毛病发展,那是对的;如果由此担心而不敢使用这类写法,甚至排斥这类体裁,那恐怕是过于绝对了。

  评述式的写法还有一个长处,它可以把指导性、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以至学术性融为一体,便于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增强报道的可读性。

  对于报纸来说,在它同广播、电视等诸多传播工具的竞赛中,评述式的报道更是它占有优势的重要手段,许多有眼光的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

  要写好经济述评,必须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宏观思维素养。艾丰有一句名言:“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艾丰对此解释说:“要当好一个记者,我认为,具备宏观意识是很重要的事情。”“‘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当然主要是讲记者的责任感,但也应该包括宏观意识在里面。因为总理是想全国的事情的。”

  什么是记者的宏观思维呢?顾名思义就是记者从全局和整体出发,用高屋建瓴、综合系统的方法来思考问题,并将其放入更加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和社会系统之中进行透视的思维方式。

  艾丰1987年4月1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经济述评《理一理思路》,就是在宏观思维烛照下的可喜成果。

  1987年春天,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城市改革,可以说又到了步履维艰的关键时刻。以往先是对企业扩权让利,后来又“包”字进城。但是“包老爷”在城市的表现远远不如在农村,并没有惊现一“包”就灵的神奇。到了这时,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变得很不一致,更重要的是对改革如何进行下去,许多人陷入迷茫之中。艾丰敏锐地感到,搞清思路已是当务之急。经过认真调查和反复研究,艾丰适时写出了《理一理思路》一文。在引题中艾丰开宗明义:

  改革途中,各种现象,复杂纷呈,收收放放,进进退退,松松紧紧,成功喜悦,牢骚争论……要深化改革,当前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那就是——理一理思路。

  至于如何理思路,文章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分了三段,写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解决我们改革的基本框架(“总体构想——运动会的比喻”);框架搞清了,就要解决如何实施的问题(“实施步骤——怪圈的突破”),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实施原则清楚了,就要解决第三个问题,即目前从哪里突破的问题(“经营承包——螺旋式认识”)。

  凭借自己对重大理论问题和读者心理的宏观把握,结合深刻的历史意识,艾丰准确地抓住了城市体制改革遇到困难的实质,简练有力地回答了人们心中的种种疑惑,文章见报后收到良好传播效果。“理一理思路”,也很快变成了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一句常说的话:“现在需要理一理思路了。”

  体现多侧面报道思想的述评,往往使记者更能够触及一些敏感问题。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最敏感的话题是“分配不公”。当时首都一家大报及时抓住这个问题,准备在报纸上展开一场大讨论。但由于前三期发表的都是一面之词,领导怕引起社会更大的不满,就建议该报暂时停止了这个专栏。这时艾丰说,好,我们的机会来了。于是他以多侧面报道思想为指导动手写了一篇同样题材的述评,并且采取了特殊的模仿大专辩论会的方式,文章的题目就叫做《社会公平的辩论》,分上下两篇发表在1988年7月11日和12日两天的显著版面上。看看这篇述评的四个小标题:

  “辩题之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谁先富?甲:谁对社会贡献大谁先富。乙:富的机会是客观演成的,我们不能指定谁先富。”

  “辩题之二:怎么衡量收入差距上的公平程度?甲: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不符合它就不公平。乙:初级阶段实行多种分配原则,不能只是一把尺子、一个标准。”

  “辩题之三:当前应该强调的是社会公平还是社会效率?甲:应该强调社会公平,因为不公平现象已经搅乱了人心,影响了社会效率。乙:大锅饭刚刚开始打破,已见到积极效果,切不可在公平的压力下,让平均主义回潮。”

  “辩题之四:在社会公平问题上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甲:必须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扭转不公平局面,特别要解决‘官倒’问题,否则会给改革造成严重障碍。乙: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必须做具体分析,分门别类采取对策。一些不公平现象是改革中难以避免的,只能在改革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

  作者在最后写道:“甲乙双方,哪方正确,哪方谬误?或者各有可取,各有偏颇?记者难以作答。只有‘聘请’广大读者做评判员了。”

  这篇十分尖锐的述评,不仅没有受到批评,而且受到了肯定。当时主持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特别给报社打来电话,说:“艾丰这篇东西写得很好,是否让人改编成相声?”

  述评这种体裁可以依靠记者的分析体现新闻报道的预见性和超前性。从艾丰的述评中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发表于1990年11月10日的《从疲软说到房改》就是其中一例。

  述评的开头说:“房改是说了好几年的老热点,‘疲软’(注:指市场疲软)是近一年的新热点。把‘疲软’和房改联起来,是现在的一个时髦话题。现送上几点观察。”

  第一个小标题——“观察之一:居民银行存款究竟是‘笼中虎’还是‘圈中羊’?”

  第二个小标题——“观察之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生产。研究我国市场,如果不研究我国的消费,将会抓不住要领。”

  第三个小标题——“观察之三:花钱最多的一种消费,住宅的商品化可能成为启动市场的一大动力,房改现在就应该加速。”

  结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可以说:‘是时候了,让我们来大力促进房改吧!’”

  这篇述评关于消费的观点,到1997年或1998年才被全社会所认可,那时中央已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对策的核心。

  这篇述评中论及的关于房改的观点,到1998年才变成了现实,它成了我国经济这些年来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支撑点之一。

  艾丰善于用整体联系的眼光看待事物,在对待个别现象时总是将其放在大环境中进行思索。这样,就可以帮助读者看到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因而更有指导意义。《坚实地站在大地上——1991年人大、政协两会纪实之一》就是这样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会议报道。

  艾丰跳出以往会议报道表面热闹而内容贫乏的圈子,站在“从建国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大约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这样的会议大背景下,抓住了“你也许会感觉到会议的气氛略少庆典式的热烈,而更多务实中的冷静”这个要害性的观察角度,提出了“成熟的人是沉稳的”这一观点,顺此思路,由历史进程深入剖析了“急性病”的危害与根源,从而引出了“坚实地站在大地上”这一会议精神。

  总书记关注访日通讯

  有一篇获1990年全国新闻奖二等奖的作品颇能体现艾丰用宏观思维把握问题的功夫,这就是艾丰自称“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一位日本朋友的忠告——访日通讯之一》。

  那次是艾丰随同访日代表团去离东京很远的一个地方参观超市,路上,陪同的日本朋友林信太郎和他讲了一席话,主要话题是有关技术引进和自力更生的问题。

  当艾丰谈到日本在对中国输出技术方面过于保守时,日本朋友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起步初期,日本在引进技术方面也存在技术受到封锁的问题,但日本并没有完全依靠进口美国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来发展自己,而是自力更生。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一直没有引进外国技术的丰田公司,靠自己的研制开发不仅最终位列日本七大汽车企业之首,而且还兼并了曾经引进技术的另两家汽车公司马自达和三菱。中国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林信太郎20世纪60年代来中国时,他有些大吃一惊——当时日本要求引进瑞士的手表技术遭到拒绝,而中国当时竟已经买进了1000台瑞士的先进设备!但让林信太郎失望的是中国并没有产出一流的手表,关键在于管理和人员素质的不到位。林信太郎曾怀着好奇心仔细观察过中国这家手表厂生产的零件,结果发现,元件切削得不错,但上面粘有油污,当他建议工人把油污洗掉,工人倒是清洗了,原来的油污没有了,但是另外的地方又粘上了油污!

  艾丰听后,当时就感慨万千,日本朋友把引进与消化的关系问题讲得太透彻了!

  具有新闻敏感又同时具备宏观把握能力的艾丰,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条妙不可言、可遇而不可求的好新闻。因为外国朋友作为一个旁观者,点出了中国企业发展进程中的致命弊端!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于是回国后写访日通讯时,没有过多修饰和改动,只是把当时的记录整理了一下,就完成了。

  艾丰说:“没想到,此文1990年5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后,立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江泽民、李鹏和薄一波等中央领导看到报道做了批示,表示赞许。这篇文章以及中央领导的批示一同被印发,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下发给了中央及各省市领导。

  说来大家可能不相信,除了《新闻采访方法论》一书获吴玉章奖之外,艾丰的单篇新闻作品,只有这一篇《一位日本朋友的忠告——访日通讯之一》获得了全国奖,其他几乎没什么获奖作品。而就是这篇作品在评奖过程中也有点小插曲:这篇报道在当年(1990年)的全国新闻奖好新闻评选中,初评时是定为一等奖的,评委们一致为这篇稿子叫好。结果到终评时,担任评选委员会主任的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邵华泽,觉得一等奖数量受名额限制,“僧多粥少”,而人民日报社一下子就有两篇作品获一等奖,不太合适,“提意见”说,最好撤下来一篇。于是就保留了一篇社论获一等奖,把艾丰的降成了二等奖。

  评奖完毕归来,邵华泽专门向艾丰解释了评奖时的情况,希望艾丰谅解。艾丰说:“二等就二等吧,获几等奖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我写的这篇作品的自身价值已经被体现出来了!”

  

(责编:张立君(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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