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质量万里行

2008年01月16日09:47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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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质量万里行’活动,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培养一批坚持真理、坚持公道、为群众说话的人,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要敢于说真话,要实事求是。从这个起点出发,造成一个好风气。”

  ――薄一波


   采访朱镕基

  《朱镕基:天降大任》一文,刊载于《南方周末》2003年3月6日。在这篇24个版面的巨幅文章中,“幸遇伯乐,步入高层”章有一段关于朱镕基“超前7年提出宏观调控”的叙述:

  1986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有一篇对朱镕基的专访:《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专访发在右上角,上面还配有朱镕基的照片,照片上的朱镕基看上去显得年轻而清瘦。

  这是朱镕基作为政府部门领导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纲领……采访朱镕基的记者,是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艾丰。

  据艾丰介绍,在这之前他有过和朱镕基远距离接触的经历,已经听到有人评论朱镕基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思路,二是敢讲话。那次采访证实了这一说法。“可惜,我当时在经济上还是外行,没有对他做深入的求教和观点上的交流……”

  艾丰说:“中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是在1993年的6号文件,他提前了7年就有所酝酿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宏观调控后来成为朱镕基最重要的经济思想,也成为中央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


  当时,朱镕基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步入高层后,艾丰是第一个采访他的人,通过艾丰之笔,朱镕基的经济思想首次亮相中央报刊。

  与朱镕基的第二次直接见面,发生在6年之后,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后台,合力掀起了一次划时代的“中国质量风暴”――“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

  商品短缺,曾长期困扰中国。从建国到1978年的近30年时间里,我们已习惯凭票排队买东西,全国凭票供应的产品曾达到77种之多。1978年之后,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商品多了,品种也多了,逐渐地,一些商品进入买方市场,我国经济也步入由“生产供给型”向“消费引导型”转变的时期。这本是经济的进步,然而质量的进步跟不上数量发展的速度,老百姓的怨气出来了,质量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全国消费者对质量问题的投诉逐年增加,1987年是43万件,1988年上升到10万件,1989年是14万件,1990年达到22万件。1991年因为开展了“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稍有下降,但仍然有21万件。这是指已经投诉的,而不投诉的、吃哑巴亏的,数字恐怕至少还要增加若干倍以上。1992年春节前,中国消费者协会累计收到投诉信100万封,其中抱怨商品质量差的有70%,揭露假冒伪劣现象的占10%。

  “中央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在火车上,在家庭的饭桌上,人们谈起伪劣商品,常常这样问。

  中央当然知道。1989年8月25日,江泽民、李鹏联合署名的致“全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十年总结大会”的信中写道:

  我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十年来,企业对提高产品质量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提高,一些工业产品质量日趋稳定,一些产品的技术性能和质量档次逐步采用国际标准,成绩很大。但是,产品质量低、企业效益差,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

  1991年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1992年要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基础上抓好质量工作。他说:“质量问题是关系到一个民族能不能生存的大问题。最近内参上报道了一个消息,说外国人讲中国国营企业工人不关心质量,看了令人伤心、痛心。中华民族难道就这样吗?如果我们的产品质量、工作质量大家都不关心,飞机、火车不正点,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个民族怎么能存在下去?”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务院把1991年定为全国“质量、品种、效益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出台了。发起单位是两家,一家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一家是《人民日报》经济部。当时艾丰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他和周围的同志从1991年9月起,就开始筹备“万里行”活动。他们设想组织中央新闻单位开展一次大规模的集中采访活动,按东北、西北、西南、华南等行政区划分几路进行,主要是了解1991年我国开展的第一个“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收效,并调查还存在的问题,既进行公开报道,也准备写成内参,送给中央参考。因为采访的规模很大,涉及的问题可能比较深,不仅新闻界参加,还要争取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请这些部门也一并参加进来。政府主管部门当时主要有主管企业运行的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即后来的国家经贸委前身)、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总局等。活动方案拟请当时的国务院生产办常务副主任赵维臣担任活动组委会主任,艾丰担任副主任。

  “万里行”活动方案由生产办综合局副局长王远枝、新闻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刘智等起草,艾丰审定之后,于12月14日报给了赵维臣,得到了他的支持,接着赵维臣又把活动方案转呈给当时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的朱镕基副总理。10天后,朱镕基对活动方案做了批示,表示支持,并指出:第一,发挥新闻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政府部门不参加组织委员会,可请艾丰担任主任。第二,不要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中采访活动,以分散私访、事先不做准备为好,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第三,正面报道真正好的典型是必要的,但更多的要揭露问题,否则脱离群众。第四,谢绝地方一切招待吃请,严格防止给企业摊派活动经费,不增加企业负担,真正贯彻中央关于搞好大中型企业的精神。

  显而易见,活动方案上了新台阶,没想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构思这样新颖、奇特、周密、具体、易于操作,新闻界对此赞叹至今。以新闻单位和群众组织为主,去唤醒中华民族的质量意识,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薄一波同志为“中国质量万里行”题了词,并担任“万里行”活动组委会名誉主任。

  1991年12月30日,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了“万里行”活动实施方案,请各地、各部门将活动方案转发各地、各部门所属新闻单位,要求他们积极参加并精心组织“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新闻宣传活动。

   震动了全国

  抓质量的希望之火,在北京点燃,又迅速燎原到全国各地,其声势、影响等都为人们始料不及。

  “万里行”活动怎样搞?

  1991年12月30日上午,组委会主任艾丰在中国质协会议室主持了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他说,这次活动意义大、规模大,难度也大。要注意抓好两个“一”,一个是正面典型,一个是反面典型。正面报道要实在,少而精。反面典型重点抓几个大的报道,在全国产生震动:打击面不宜宽泛,抓住一个,就弄彻底。

  会议确定了发稿程序:各报台先认领组委会分配的题目或上报本单位的选题,经组委会确认后,各自采写,稿件经本单位审后,再送组委会编审。组委会将最后定稿提前四五天分送各单位,新华社再在发稿前一天播发到各单位,有了这样的“双保险”发稿制度,重大报道就可能集中在同一天在各报台刊播。关于署名,组委会规定:凡经组委会编审的稿件,才能署“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否则,只能署“本报记者”。

  会上有这样一个小插曲:组委会准备了10个正面报道题目,10个批评报道题目,以“招标”的方式让各家新闻单位认领。10个正面报道的题目一下子就分光了,而10个批评题目却无人问津。艾丰明白,1989年以后,由于强调稳定,媒体上的批评声音很少,而且一个批评报道(◎在“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上发言。)之后,往往会引起一场官司,各种纠缠使媒体承受不起,大家的顾虑是有理由的。艾丰感到自己当了组委会主任,已经骑上了老虎,就不能再下来了,必须勇往直前。他当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搞批评报道,大家有顾虑。我看不要怕。这次批评报道与过去不同,第一是‘打群架’。‘万里行’是首都新闻界的联合行动,所有的大新闻单位都参加了,要把首都新闻界都告下来,我看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胆子。第二叫‘有后台’。这次活动是有高层领导和政府部门直接支持的,而且这些部门都是直接管理质量的,他们在这方面有权威。所有重要的批评报道一律署名‘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万一出了问题,由组委会承担责任。”经这样一说,10个批评报道的题目也很快被认领完了。

  艾丰将“万里行”的具体活动计划向朱镕基汇报,朱镕基认为:“计划很好,活动中再补充、完善。”

  1992年2月11日,“万里行”正式开篇。《人民日报》等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抓质量促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消息,开篇按语说要“造成重视质量的舆论”。

  十几家大报统一采用新华社稿,整齐得像“亚运会开幕”。而且,从清晨6点半到晚上10点,广播、电视呐喊质量的声音不绝于耳。

  来头太大了,好像发起了凌厉的攻势。有的人已从这攻势中觉察到不同寻常的气氛。一些部委的领导和北京以外地区的“效益年”活动办公室的同志来电话连说:“没想到,没想到!声势已盖过去年的‘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宣传。”

  而真正让人震惊的,是第二天晚上,强力啤酒、青岛威士忌、长白山葡萄酒三种产品的质量问题在报纸、电台、电视台上一起“曝光”。一瓶啤酒里面竟有24个田螺壳,威士忌中有悬浮物、昆虫,葡萄酒中有玻璃碴儿,这怎么能够叫人容忍?!

  “三瓶酒”的报道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国家商检局局长王久安知道“万里行”的活动计划以后给艾丰打电话:“这样重要的活动你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我这里有很好的反面材料供你们报道。”艾丰到了国家商检局,王久安就拿出了这三瓶酒。艾丰说感谢你提供这样好的曝光材料,但希望做到三件事。第一,最好先请这三个产品的厂家来,确认是不是他们的产品,责任落实。第二,因为这三瓶酒是从出口商品中查出来的,最好请示一下外贸部,我们曝光会不会影响对外贸易?第三,你们主管部门最好事先对这三种产品的厂家做出一个处理的决定。一周之后,王久安来电话,说三件事都办妥了。有关厂家确认不讳。外贸部部长李岚清亲自表态,抓质量不会影响外贸,只能促进外贸。对三家企业的处理决定也已经做出了。于是,艾丰组织了报纸、电台、电视台各家记者到现场采访,写好了稿子,录好音,拍好了片子。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大家约定,节前不要发,让人家过个好年,过节以后,人们的心思转到工作上来了,再同时发表。

  这组报道好像一组重磅炸弹,炸向了劣质产品。全社会为之震动。

  三家酒厂震动更大。他们虽然已经知道自己的产品质量出了问题,也知道要挨行政处罚,虽然在媒体上已经看到新闻界采取的是“查、处、帮”的方针,但在这么多的媒体上同时曝光的滋味他们还没有尝过。当地政府立刻到威士忌酒厂、葡萄酒厂调查和解决问题,并公开表态接受批评,改进工作。强力啤酒受到的冲击最大,已经订货的经销商纷纷退货。“万里行”记者到强力啤酒厂采访,见到这样悲壮的场面:天下着蒙蒙细雨,全厂职工站在露天操场上一动也不动,静静地听着关于本厂受批评的报道。此情此景,谁的心不为之颤动?

  “万里行”报道的成功,是因为它首先把矛头指向危害人们健康的“恶性劣质产品”。而后,《假药需要真药治》、《郎酒的呐喊》、《巩义市劣质电线考察记》等报道陆续发表后,人们全面明白了“万里行”的宗旨――打击假冒伪劣。

  第一轮报道之后,2月27日,艾丰向朱镕基送去了前一阶段的情况汇报,并同时汇报了下一阶段活动计划。朱镕基表示,“中国质量万里行”一炮打响,反映甚佳,可喜可贺。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也表示赞许。

  各地纷纷来信来电,为“万里行”叫好。

  保定城区居民说:“‘万里行’报道,我们每天读,真解渴。”

  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李保国说:“这次‘万里行’活动,新闻界做了一件大好事,把过去办不到的事办到了。过去质量检测报告公布了,人们也不重视,行政部门出面干涉,互相牵制,批评的事很难办。”

  山东省长赵志浩说:“‘万里行’对山东个别产品质量问题曝光,是一件大好事,是对山东工作的推进。”

  3月4日,商业部部长胡平说:“‘中国质量万里行’新闻报道活动对促进商业工作很有利,我们要在两三年内将假冒伪劣商品赶出国营商业柜台。”

  3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在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办公室编印的《工作情况》第2期上批语:“检察机关要关心和热心支持国家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的活动,热心支持‘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那些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分子,要依法惩处。”

  在组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第一阶段的工作时,中国消费者协会武高汉说,当前消费者的普遍反映是“大快人心事,质量万里行”。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谈论“万里行”。虽然这次活动政府部门退到二线,但群众还是认为,这是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办的好事、实事。影响之大,超过了预料。

  朱育理说,过去我们开了很多会,动了很多脑筋抓质量,效果不大,而这次活动,几次报道下来,就引起全国震动,说明舆论工作的重要性。

  会上,各主办单位就“万里行”要达到的具体目标,在以下五点上达成共识:

  一、要在全国大造一次质量宣传攻势,全面进行一次质量意识的教育

  二、要通过宣传好的典型,使人们把质量问题和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结合起来。

  三、要通过批评坏典型,狠刹假冒伪劣歪风。揭露的重点是假冒伪劣,特别是恶性劣质产品。

  四、使消费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五、为今后进一步抓质量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各地领导也用“万里行”的精神去鼓励新闻记者。3月1日,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在全省新闻记者座谈会上说:“大家都觉得中央几家新闻单位搞的‘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报道好,碰到好的表扬,碰到坏的批评。先进的受到鼓舞,并感到不足;落后的受到鞭策,坐不住,吃不下,睡不着。去年是‘质量、品种、效益年’,大家写了不少反映质量问题的报道,但是还有点一般化,对质量问题触及不深、震动不大。这次搞的‘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报道没多长时间,就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个冲击波。把质量问题一捅,工人、厂长、省委书记都被触动了,今年,大家要多写一些像‘中国质量万里行’那样的报道,在社会上形成‘冲击波’。”

  截至1992年5月,“万里行”活动开展3个多月,发通稿70篇,发选用稿10多篇,中央报纸刊出了400多篇,加上地方报刊选用的稿件,一共有1000多篇。广播、电视播出了200多次。在这些报道中,“万里行”表扬了60多个先进单位,批评了20多个产品和厂家。正面典型,为企业抓质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反面典型,又成为中央各部、委、局和各省市抓质量整改的实施对象。

  工商企业在“万里行”活动开展后,自觉地把产品质量问题与本企业的生存问题挂上钩。许多企业派代表主动到北京“万里行”组委会,查询有无投诉自己产品的信、电。像丹东东方齐洛瓦电冰箱厂、重庆嘉陵机器厂、山东琴岛海尔集团公司和广东万宝集团公司等企业,在“万里行”组委会刚公布投诉热线电话后,就赶到北京问自己产品的遭遇。丹东东方齐洛瓦电冰箱厂的副总经理听到至今还没有投诉“东方齐洛瓦”电冰箱的信、电,竟高兴得像小孩儿一样“咯咯”笑出了声。还有近100家企业在收到“万里行”组委会转去的消费者投诉信后,立刻上门为消费者服务。如春兰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在收到投诉信的第三天就向组委会反馈了用户表示满意的信函;山西长治洗衣机厂在接到投诉的第二天,就为用户调换了洗衣机;上海洗衣机总厂接到组委会转来的投诉后,立刻派员乘飞机前往处理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顾客感慨道:“我当了‘水仙’的上帝!”许多消费者打电话给组委会时,激动得声音发颤。

  老百姓对“万里行”的拥护打从心眼里来。电视采访组从2月15日出发,至3月26日归来,经过天津、山东、上海、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回到北京,沿途群众像欢迎当年志愿军抗美援朝胜利归来一样,高速公路收费站让采访车免费通过,出租汽车也为采访车队让路,路旁经常有人夹道欢迎。

   进行中的总结

  4月27日上午10点,正是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开幕的时候,薄一波同志在中南海约见了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范敬宜、“万里行”组委会主任艾丰和副主任吴昊等。薄一波同志说,“质量万里行”活动,事情办得不错,开了一个好头,效果好,应该肯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利益,把不好的行为曝光了,群众很满意。“质量万里行”今后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要经常坚持下去,持之以恒。薄一波同志赞成每年集中地搞一次,就是说要不间断,研究一些好的方式、方法,更好地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薄一波同志指出:“开展‘质量万里行’活动,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培养一批坚持真理、坚持公道、为群众说话的人,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要敢于说真话,要实事求是。从这个起点出发,造成一个好风气。从新闻界开始,慢慢把这个风气扩及到其他各个方面。现在社会上有些不好的东西,如吸毒、赌博等,就是要像这次揭露、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这样开始突击。要创造一个好的社会风气,物质文明要有所发展,精神文明也要搞上去。”

  4月28日下午,李鹏总理在京西宾馆会见了参加全国质量工作会议的代表。他在讲话中说:“今年开展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说明,群众对我们的产品质量还很不满意。”

  一个由新闻界发起的活动,造成这样大的声势,形成这样可观的规模,得到人民群众和各级政府完全一致的支持和赞成,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就“万里行”活动,向薄一波同志汇报。

  “万里行”何时结束?消费者、企业都在打听。有的企业说,无论如何也要熬过4月,躲过“四月风”!

  “万里行,要天天行”,“万里行”活动按照上下一致的要求要长期搞下去。

  1992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联合召开了第一年活动的总结大会。主管新闻工作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同志说,在新时期新闻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而“中国质量万里行”找到了一个新闻工作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好方式。会上还传达了老一辈经济工作领导者张劲夫同志的意见,他说,从建国以来,我们就一直重视质量工作,但苦于没有好的方法落实,“中国质量万里行”找到了一个推进质量工作的好方法。既从新闻工作的角度,又从经济工作的角度,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看做是对“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做出的全面评价。

  总结会进行过程中,艾丰十分激动。是的,“万里行”成功了,大家都感到高兴,但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指挥者,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外人并不能体会到的。后来他告诉别人,压力主要是两条:一条,批评不能发生偏差,这样锐利的武器,如果发生偏差,损失就会很大;另一条,这么多的尖锐的批评报道集中发表,会不会被认为不符合“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宣传方针。对这两条风险的担心,通过几个月的实践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而且活动得到了全面充分的肯定,他怎么能够不激动呢?还有一种激动,那就是作为组委会主任,他感到在工作中各方面给予的有力的支持。于是,他打破既定的程序,要求即兴发言。

  他说:“‘万里行’活动搞成功了,都说有一个组委会,组委会都说有一个组委会主任。我是出了一些力,但是,我要说,现在我有贪天之功、贪地之功、贪人之功的感觉。贪天之功,没有中央领导,没有各政府部门的支持,‘万里行’不可能搞起来;贪地之功,没有消费者如此热情的支持,没有众多企业的理解和支持,不可能有这样广泛的影响和好的效果;贪人之功,没有首都新闻界同仁们的通力合作,活动进展得不可能这样顺利。按我的级别、资历、水平,是没有资格指挥首都新闻界这样高层的大活动的,但是大家不计较这些,始终合作得很好、很愉快。这就是我现在的心里话,不吐不快。”

  会议结束之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对艾丰说:“总结会开得很好,但到你讲话之前,总还觉得缺点什么,你讲了之后,就不觉得缺什么了。”

  在第一年活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根据上下一致的意见,原本作为一次性活动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变成了一个持续性的多年和常年开展的活动。组委会成了常设机构,国家经贸委和中宣部成了它的主管机关。为了使组委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常设主体,1994年之后,又正式注册了一个国家级的社团――“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来开展活动:指挥每年的“万里行”活动时,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日常开展活动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

  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每年都安排一定的时间,集中开展“万里行”活动,直至今日。

  “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创造了许多经验。主要有:

  一、一些事关全局的大的工作,可以采取社会活动的方式加以推动。

  二、确定活动内容时,要抓住“三重合”热点。即抓住政府关注、企业关注、百姓关注这三者关注重合之点。

  三、这些活动可以采取新闻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使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

  四、这些活动要采取“扶正祛邪”,两翼推进的方针。“万里行”的方针就是“打假治劣,扶优扬名”两翼推进。

  五、舆论监督有极大的威力,符合实际的恰当的批评报道,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并不违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六、要把社会活动的效果通过法制建设、政府工作改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民族意识和人的素质的提升、中介组织作用的加强等落实下来。

  这些经验今天已经广为普及,成为全社会的财富。

  艾丰在回忆“万里行”活动的时候说,除了成绩之外,也留下了若干遗憾。由于受到体制的局限,“万里行”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工作没有很好地拧成一股绳,在机构上后来成了多头领导,影响到这个活动的进一步持续发展。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是留给后来人的课题了。

(责编:张立君(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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