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增加农民收入”到“小城镇大战略”

2008年01月16日10:32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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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

                                                       ――江泽民


  抗战时在家乡河北玉田农村当过儿童团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又到塞外延庆参加“四清”运动当过工作组长,艾丰对农村和农民是熟悉的。

  自从1983年4月专访费孝通教授,写了《小城镇是个大问题》,艾丰迷上了钻研新时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至今,在这方面发表了10多万字的论述。其中,为中央决策层采纳的有“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大战略”等建言。

  “增加农民收入”写入中央文件

  艾丰对“三农”工作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较早提出“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1993年,中央筹备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主管部门希望《人民日报》就农业问题写一篇社论,任务落实到经济部撰写。艾丰感觉脑子比较空,写点陈词老调的概念化的东西,他不甘心。于是艾丰找来副主任吴长生,请他带几名记者,到全国农村去跑一圈,调查一下农村到底存在些什么问题,以便使即将要写的社论更贴近实际,更有针对性。

  六名记者在下面跑了一个星期后回来汇报,说的大都是一些老情况。艾丰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了,有没有新鲜的?”

  吴长生说,他在山东桓台县一个村口,碰见一位正在纳鞋底的老太太,就问:“老大娘,咱们农村缺什么呀?”老太太想也没想,一拍衣兜,说:“就缺钱!”

  艾丰一听这话,眼前一下闪亮了。他说:“这太有意义了!行了,咱们这篇社论可以写了。这个老太太是最高明的经济学家,三个字就把中国的农村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的要害说清楚了。多年来我们只抓产量,而不抓收入。抓产量是计划经济,抓收入才是市场经济。‘就缺钱’,人家说得够清楚,一点都不含糊,而且非常简明。”

  艾丰主持撰写了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发表在1993年9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社论鲜明地提出:农民增收是农村工作的中心问题。“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是农村工作中一件处于中心位置的大事,而且是涉及党和政府各方面工作的一项综合性工程。”“保证农民收入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年年有所增加,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党和农民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的巩固。”

  有研究者指出,这是我国最早突出提出农民收入问题的文章。

  1993年11月8日,艾丰又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让农民手里的钱多起来》。文章进一步指出,所谓增加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是增加现金收入。钱少,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在解决了温饱之后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也是农村各种矛盾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

  1994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本年度的农业和农村工作。江泽民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了本年度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特别强调了需要立即着重抓好的几项工作:一是保证粮、棉、油和“菜篮子”的生产和供应;二是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及时处理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四是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94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把“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促进今年农民收入有较大的增长”列为重点工作。

  艾丰的这两篇文章,明确要求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点到了我国农村工作的要害。“增加农民收入”成为时代的流行语。

  值得一提的是,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谈到:“农村是广阔的市场,农民是工业品最大的主顾,农村购买力的变化,将影响到工业市场的兴旺,进而影响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不仅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且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对国民经济全局,对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表明,艾丰已经充分注意到“二元结构”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症结。

  阐述“农业产业化”

  艾丰对“三农”的第二个大贡献,是较早总结、提升和推广“农业产业化”这一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新生事物。

  “农业产业化,同包产到户一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艾丰对笔者说过,“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我所做的工作是总结、提升和推广。山东潍坊每年四月召开国际风筝节,从1994年开始,在风筝节期间,都由《人民日报》经济部、《求是》杂志经济部和潍坊市委

  市政府联合召开某一个主题的论坛。1995年论坛的主题就是‘农业产业化’。会上介绍了当地实施农业产业化的情况和经验。我觉得农业

  产业化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在全国作为农村工作一个基本战略提出来并加以推广的必要。会后又和经济部的一个同志做了深入的

  调查,回来后写了三篇报道,并用心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就叫做《论农业产业化》,这篇社论经中央审定以后发表了。”

  这个举动,影响很大。农业专家丁力在最近所作《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历程、理论与政策》演讲中评价:“当时浙江、广东等省都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有了产业化的实践,在理论和政策上有些探索,但其中山东的理论概括比较早,提出农业产业化的概念。《人民日报》的艾丰等同志到山东调查,和山东同志一起提炼观点,发表社论,把这个概念推广到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论农业产业化》的社论和相关的三篇报道,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创造出了中国农业历史上最为耀眼的辉煌,但此后农业发展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风顺船轻。1984年农业大丰收,却引发了影响久远的“仓容危机”,农民们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无处销售。1984年以后,粮食产量6年徘徊,进入90年代再度低速增长;棉花产量再也没有接近过1984年那个高峰;农民收入增长一度停滞;城乡收入比由1983年17∶1到1993年253∶1;农业投入逐年减少;农业生产始终未能摆脱“少了喊,多了砍”的怪圈。如何继续前进?

  山东潍坊的“农业产业化”探索,让人眼前一亮。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扑面而来的农业产业化热浪及其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强烈地感染着艾丰,激发着他写作的灵感。

  回京后,经过长久的思考,艾丰同记者潘承凡合作,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四易其稿,写就“山东潍坊农业产业化述评”三篇大稿,即《必由之路》、《造就一种新关系新格局》、《更广更深更实的思考》,于1995年12月11日、13日、14日在《人民日报》重要版面连续登载。

  艾丰认为,这样重大的问题,光写新闻报道是不够的,写一般的评论甚或是评论员文章,也是不够的,一般要写一篇有足够分量的社论,而且题目要用大字眼。于是用了《论农业产业化》这个庄重的题目。社论发表于《必由之路》见报的同一天,1995年12月11日,位置是《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篇幅是2600字,四分之一版。这篇社论分析和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相关的各个问题。

  产生的历史背景:在农村改革两个发明――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出现之后,需要一种把以往的发明联结起来,总体提升农村改革的方式,农业产业化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

     农业产业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包产到户多年不变,市场经济越来越发展的趋势不变的前提下,把千家万户的分散农民和越来越大的市场相衔接。

  农业产业化的内涵:它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

  农业产业化的关键:发展龙头企业。简言之,改造传统的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使之和市场接轨,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

  社论和报道有两个重要突破。一个是总结性的突破,艾丰着眼于农村经济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环境“两个不能变”这一前提,鲜明地提出农业产业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千家万户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和越来越连通一气的大市场之间”联结起来的问题。另一个是提法上的突破,艾丰套用毛泽东提出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产业化”。后面这句话现在也流行了。

  1996年1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全国代表会议的信》中,

  明确提出:“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这句话,对《人民日报》社论《论农业产业化》把“千家万户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和越来越连通一气的大市场之间”相衔接的表述,做了改进,“千家万户”与“千变万化”相对称,修辞上更好了,更上口了。

  《人民日报》关于农业产业化的系列稿件发表及其被中央领导认可,极大地推动了潍坊等地模式在全国的推广。

  1996年,艾丰到了经济日报社。当年,一位副总编辑开会回来,对艾丰说,有人给中央写信,提出“农业产业化”提法不科学,以后不要再提了。

  艾丰闻言一惊,江泽民的信中都使用了这个概念,为什么会错了呢?“不行,让这个提法被认可,我是始作俑者,这事我要搞清楚。”

  通过组织他了解到这是摘登了中国社科院一位学者给中央领导的信访简报。信中讲到报刊上当前一些提法不科学,其中第一条就是“农业产业化”。

  这位学者认为“农业产业化”提法不科学的理由是:农业本身就是第一产业,还要提什么产业化?在理论上、逻辑上不通。艾丰决心辩个明白。

  为此,艾丰找来了西方《产业经济学》原作进行研读。要从理论上讲清问题,需要寻根溯源。

  一查书,有重要发现:外国学者最初说的是“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在第一、第二、第三后面都有个“次”字。所以,这里的产业概念,不是简单的顺序概念,不是“第一”、“第二”、“第三”的顺序的区别,而是产业自身生产过程的区别。第一次产业的属性是直接取之于自然。第二次产业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工。农民生产棉花,是第一次产业。工人纺织棉花,是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一般是指非物质生产部门,比如服务行业并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在中国,已经把“次”字省略了,简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好像变成了顺序性的排序。

  艾丰很快写就内参《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提法》,报送中央有关领导。文章提出:

  三次产业的概念,是在西方国家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第三次产业”已经迅速发展的时候,以“倒推”的方式“追溯”出来的分类方法,即给在此之前已经出现的农业、工业以“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的命名。这个时候,这些国家不仅已经工业化了,而且农业也早已经不再是自然经济状态的农业,而是“工业化”了的或“产业化”了的农业了。因此,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第一次产业”的那个农业,并不是任何状态下的农业。不是指奴隶社会条件下的农业,也不是指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农业,即不是指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而是指这些国家当时已经产业化了的农业。

  三次产业,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提出来的概念。目前我国虽然引进了这些概念,但经济发展状况并没有达到全面符合这个概念的水平。正像我们现在经常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但我国经济目前的状况,还并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是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状态一样。不了解名词概念和实际状况之间的差异,许多问题会想不清楚。

  不是任何状态下的农业都是我们现在说的“第一次产业”。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虽然是直接对大自然的第一次加工,但是它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因之这个“第一次”还不能合格地和“产业”联结起来。我国的农业实际状态,虽不能说还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但也还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的与大生产相连的现代产业,至多也就是一个过渡状态。我国农业今天还并没有产业化,因此提出要“产业化”不仅可以,而且必须。

  我认为这样表述可能更符合实际。被称为“第一次产业”的中国农业,是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的农业。这里说的是互相联系而又区别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分类,那么,我国农业可以称为“第一次产业”;一个是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和前途提出的经济工作的任务,那么,可以说,我国农业正面临着产业化的任务。两者不可混同。因而提出“农业产业化”的要求是完全适当的。分了类不等于产业化的任务就完成了,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


  内参送上去后,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姜春云和主管体制改革的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分别对艾丰递交的内参做了批示。姜春云的批示是: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从理论到实践把“农业产业化”说明白了,说得很正确,说得很明确,建议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李铁映也做了类似的肯定。

  这样,艾丰的文章于《经济日报》1997年3月24日的《理论周刊》公开刊出。

  人们随后在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开幕式上,听到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明确地说:“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

  艾丰长舒一口气:“‘农业产业化’不仅仅是概念问题,它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在它出现之前,农村的改革是单项的、分散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都是单项的改革,还没有把农业、农村作为一盘棋在市场经济下运作。只有农业产业化是整体改革,能把过去的改革整合起来。我总结,农村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三句话。第一句话: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怎么增加收入?第二句话:根本途径是把农民引入市场。但是,现在以传统的一家一户的方式进入市场海洋,不是淹死就是呛水。所以要有第三句话:‘农业产业化’是农民在市场海洋里顺利航行的大船。农村工作的总体思路实际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东西不是人们一下子都能认识到的。”

  小城镇和城市化

  1997年起我国经济全面进入买方市场,各种东西都多,都难卖,一系列经济难题随之出现。如何进一步把握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的大趋势,成为决策层关注的大课题。1998年8月14日,一份刊有长文《小城镇大战略――一个牵动全局的结合部》的《经济日报》经济内参清样,摆在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桌子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艾丰。

  艾丰提出,难题出现不是偶然的,乃是我国经济“二元结构”、农业滞后的必然反映。人口多,土地少,规模小,效益低,弱势的农村经济进入市场,必然吃亏。这样,农民收入低且提高缓慢,就是必然。9亿农民购买力低下必然制约全国的购买力,全国购买力不旺,极易引起市场的过度竞争,“价格大战”必然导致企业效益普遍下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增多也成必然。名义上是12亿人的市场,实际打了很大折扣。在市场相对狭小的情况下,外资以强大竞争力进入我国市场,实力薄弱且处在转轨期的国有企业,在狭路相逢的搏斗中,处于不利地位,有些感到了生死存亡的威胁。总之,在“二元结构”下,必然是一头农村劳动力过剩,一头城市工业品过剩,整个国民经济难以在统一市场的条件下形成良性循环和资源优化配置,由此演绎出一系列问题。

  艾丰认为,再不能就工业看工业,就农业看农业,而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联系起来看,工业的出路也要到农业中去寻找,农业的出路也要到工业中去寻找,用工业促农业,用农业促工业。“两个难题一起解,两篇文章联起做。”而把工、农,城、乡连成一体,最重要的战略性措施,就是加快农村城市化。

  艾丰说,我国经济到21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城市化水平至少应该达到60%以上。按照以往的速度发展,将很难实现这个要求。

  他尖锐地提出:

  我国城市化主体是农村城市化。多年来我们研究农村经济的时候,始终注意“体制载体”,现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近年来又注意研究农村经济的“经营载体”,总结了“农业产业化”经验。但始终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载体”即城市化方面,研究不够。今天,不仅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发达地区,就连像湖北襄樊这样一些地方,县级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崛起和迅速发展,都已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了。它们已经为我们在农村城市化方面提供了若干重要启示,现在是需要政策和对策及时跟上的时候了。

  艾丰鲜明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必须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其中,“发展小城镇,从战略看,是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主体任务;从当前看,是促进农村城市化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突破口”。

  他说,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可以满足多方面的需要:“乡镇企业实现集约化经营的需要”、“农业产业化顺利发展的需要”、“节约农村用地、保护耕地的需要”、“改变农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需要”、“扩大我国投资需求的需要”、“全面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全国大市场的需要”、“全面提高农民素质的需要”。

  文末,艾丰再次呼吁:“今天我们提出小城镇的问题,是从经济发展全局提出来的,而且加速小城镇的发展,具备了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条件。”“从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趋势和要求来看,很需要把小城镇问题放在事关全局的重要地位来深化认识,并及时研究和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对策。”

  朱总理读罢艾丰长文后,建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对此进行深入的调研与评估。

  桂世镛、魏礼群分别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正、副主任,他们找了很多人,花了一个多月进行了认真的调研,写了一个正式的评价报告。

  报告说,艾丰同志的文章对我国工农、城镇关系问题,现代化与城市化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不相适应、严重滞后的判断,符合当前实际;对小城镇建设可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八个方面需要的阐述,比较得当;提出把工业与农业、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两篇文章联起做”,把小城镇建设放到经济发展全局来考虑的建议,颇有见地,值得重视。国务院研究室进一步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小城镇发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建议在1999年乃至今后几年的国家发展计划、投资方向和政策指导上,对农村小城镇建设应从全局出发予以统筹考虑,使这件事情逐步落到实处。

  艾丰的建议,就此纳入高层决策的总盘子里。

  1998年9月17日和18日,《经济日报》在头版连续刊载了艾丰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关于小城镇和城市化问题的对话”。在这篇对话中,艾丰以更为口语化也更为直截了当的语气重申了上述观点。这次“宣传”的效果,为艾丰始料未及。

  后来,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韩长赋告诉艾丰:他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一齐随江泽民同志到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农村工作,在为总书记准备讲话稿的过程中,曾庆红同志说,最近艾丰同志在《经济日报》发表过一篇“对话”,很有参考价值。于是我们见到总书记讲话中有了“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也是一个大战略”的内容。正值中央全会召开前夕,这一动态引起中外关注。

  更令艾丰欣慰的是,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增长。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小城镇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注意节约用地和保护环境。

  据说,大会对文件的修改,就是加上了这几行字,其余未动。

  

(责编:张立君(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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