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走向“车子”、“房子”之路

2008年01月16日11:13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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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你做的这个退回一两包子的事我就放心了,以后你到社会上做事,我也放心了。”

                                              ——艾丰的父亲


  有的人说,艾丰登高为富人疾呼,是因为他自己早已大富。还传说,他一场演讲收费多少,一个策划收费多少,现在已有存款多少……

  对这些说法,艾丰只是苦笑,并不做认真的辩解。

  也有更了解情况的知情人为他鸣不平,说:“凭艾老师对社会的贡献,他的个人价值远远没有体现。”

  对此艾丰这样解释:“知识有两种,一种是阳光普照式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不会赚很多钱。太阳贡献这么大,谁给太阳付费?一种是烤电式的知识,贡献虽然小,但你有关节炎,来我这里烤电,你就要付费。在过去,我更多研究和拥有的是阳光普照式的知识,不能说社会亏待了我。”

  研究一下艾丰的经历,用“富人”或“穷人”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都不那么准确,恐怕是一笔“糊涂账”。

  童年漂泊

  艾丰的童年,在漂泊中度过。

  1938年4月15日,艾丰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爷爷属于“勤俭发家”的人,在当地混得不错,成了富农。但当地普遍很穷,所谓富者,日子也不是过得那么富。穷人吃红高粱,富人多吃一点白高粱,过年才能换一点玉米吃。艾丰的父亲年轻时就出去做小买卖,贩点小东西,到处流动,最后流落到北京,从事手工业,做皮帽、草帽一类,后来定的成分是独立劳动者。

  漂泊,是艾丰幼年、童年到少年时代的人生主题。艾丰一岁的时候,跟着做小买卖的父亲漂泊到承德住过几年;后来生活陷入窘迫,又回到老家,而后又到唐山,最后来到北京,住在老北京的贫民区——天坛附近的龙须沟一带。那时,国家处于战乱年代,社会不安定,生意很难做,小本生意更难做,一家人一直在能否维持生计的边缘挣扎。上小学和上初中的时候,艾丰放学总要帮助家里干活。父母亲对他最大的要求不是念好书,而是放弃学业,回家当学徒。

  艾丰三岁时与父母亲在一起。

  家庭对艾丰最大的影响,是品格的传承。“吃亏是福的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绝不占别人便宜。倘若不自觉占了人家便宜,便会相当痛苦,一定得设法挽回,这成为艾丰一种生活之中的本能。

  “一两包子”的故事和父亲的一句话,永远镌刻在艾丰脑海里。

  那是1960年,全国人民陷入极度贫困时期。一天,全家人凑了点钱,到一个包子铺去改善生活。要了四两粮票的包子,服务员却稀里糊涂上了五两包子。

  艾丰一看:嘿,明明买的四两包子,怎么端上来五两包子?他把那个服务员叫来说:“你给错了。”让服务员把多出来的一两包子拿了回去。

  现在看,一两包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当时,对于长期处于饥饿中的人来说,一两包子也是雪中送炭,太珍贵了!但他觉得,这个便宜,虽然是别人“送”的,自己也不能占。

  事情过后,父亲对他说:“今天,看你做的这个退回一两包子的事我就放心了,以后你到社会上做事,我也放心了。”这句话艾丰一直牢记着。

  “不占便宜,吃亏是福”的信念,就这样潜移默化融入他的血液。福兮祸兮?人生的得得失失,由此而产生。

  1961年大学毕业,艾丰参加工作,第一年月薪46元,第二年工作转正后月薪56元。当时,大学生都是这个工资标准,也没有奖金一说。56元工资一直拿了16年,到1978年才第一次涨工资,涨到62元。

  苦就苦在家庭负担。艾丰的父母是手工业者,工资很低,而且关键是他母亲身体不好,很早就退职了,一次性领取一点退职金,就完全靠儿子养老。艾丰每月工资56元,拦腰一刀,他自己用二十五六元钱来过活,将30元钱交给家里养活父母,哪里还能指望存款?

  母亲节俭惯了,生活这样清苦,仍一分钱、一分钱地储蓄,储蓄了8年,到1969年艾丰结婚时,交给了儿子一个200元的存折。

  不久,艾丰的生命之船,航行到最艰苦的一个阶段。

  1971年,“文革”的烈火直接烧到了艾丰头上。以“反对毛主席”、“反林彪”、“反江青”、“反谢富治”、“反姚文元”、“为叛徒翻案”等罪名,艾丰被定为“重点审查对象”,要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被圈在农场,不许回家,挨批挨斗,从事惩罚式的重体力劳动……母亲又气又急,神经受刺激,得了牛皮癣。牛皮癣从一条胳膊发展到全身,所有头发都脱光了,全身上下,除了耳朵眼有一点点真正的皮肤之外,全都是牛皮癣。睡觉时,皮像鱼鳞似的一块一块地掉,白皙皙,到第二天起床可以扫一簸箕。皮肤一脱掉,底下就是流血的嫩肉,不停地淌着血水,发出怪味。这种病非常严重,有的人甚至会自杀。实在无法可想,艾丰就把她送到大佛寺中医医院。住院两个多月后,基本上把病情控制住了,却没钱交住院费,不能出院。

  母亲出不了院,急坏了艾丰,他没钱,就开始卖东西。那个时候,物资十分短缺,有专卖旧物品的地方,叫信托行,就等于旧货商店,可以把东西卖到那儿。虽然收购价很便宜,但是毕竟可以弄到钱啊!这样,艾丰就搜罗家里值钱的东西去卖,被子、大衣、皮袄……忍痛割爱,一来二去,几乎把所有能卖的东西全卖掉了。事后想起来,他最心疼的是一副眼镜。那副眼镜是他父亲年轻时候买的货真价实的水晶眼镜,即便是现在,花几千块钱也未必买得到,可在当时,这副水晶眼镜只卖了18元钱。七拼八凑,才把母亲接出了院。

  1978年,粉碎“四人帮”,全国有了一次调工资的机会,但不是每个人都调,而是要评比,两三个人评一个,评上的才调一级工资。那次艾丰涨了6元钱,算是幸运的,月薪达到62元,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带工资念书。

  总算跳过了一道坎。

  “争”房子

  1981年,年届43岁的艾丰硕士毕业,天遂人愿,顺利分到了人民日报社记者部。但一进人民日报社就遇到个小周折。

  记者部有一个规矩,刚分到报社的人,都得下基层去驻站,北京不留人。可是,艾丰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负担特别重。父母年老多病,靠儿子生活多年了,如果艾丰离开北京,父母就没人管了。但是,他如果不能驻站,人民日报社就不能接受他,读硕士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去留两难之时,记者部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商恺爱才心切,想了一个变通办法。他对艾丰说:“你可以留在记者部,但是你要当编辑,值夜班,给大家改改稿子、送送稿子。”

  在报社待过的人都知道,大家都想做记者,不想当编辑,尤其不愿当夜班编辑,一来熬夜熬得苦,二来工作性质纯粹是为人做嫁衣,自己当不了“新郎官”。

  艾丰一听有办法留下,立即回答:“行,那我就当编辑吧!”

  进入人民日报社当编辑,值夜班,无论如何,得有个住的“窝”。说到“窝”,艾丰真是“窝囊透了”,而且“窝囊”了几十年,这也一直是让他“心痛”的地方。

  由于原来的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期不建、不分宿舍,结婚以后,他和爱人还有小孩,三个人一直挤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睡一张单人床加一块板,像“巢穴居”人,一天到晚,磕磕碰碰,转身都得小心。练就了这种挤住的“童子功”,艾丰当了记者后,深入农村采访,或参加“四清”运动,和农民“三同”时,与农民挤住一炕,或住在很简陋的房间里,他都蛮适应的,以宽绰而论,比在家里还算好多了。在此种条件下都能够安睡,所以艾丰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倒下即睡,这使艾丰终身受益。的确,睡觉占了生命将近一半的时光,“能睡”的幸福,绝对要超过“能吃”和“能穿”的幸福。进入人民日报社,艾丰在单身宿舍分到了一个床位。一直到45岁,艾丰才分配到单元宿舍,还是三间房两家合住。

  后来艾丰一直到当了经济部主任,还常常住在办公室里。一来是因为上夜班常常凌晨回家,怕吵得他夫人睡不着觉,二来是已经在办公室拾掇了一个角落,铺上被褥,便是大床,读书、看报、写东西,想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十分方便。久而久之,他养成了睡办公室的习惯。

  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艾丰这一代人,提倡的是艰苦奋斗,至于个人的待遇,从来是羞于开口。1990年报社调房子,艾丰已经是经济部主任、编委,按理调房子是没有问题的。榜上虽然有名,但迟迟不给钥匙。艾丰当然也想调一下房子,却耻于开口,事情便一直拖了下来。

  一天,他的一位年轻的部下问到他调房子的事情。“还没有分呢,爱分不分吧。”艾丰随口答道,“给自己争房子太痛苦了,为获得的那点享受,和精神痛苦相比,我宁可不争。”没想到那位年轻的同事却劈头盖脸地说:“艾丰,我们一点都不同情你,混到你这份儿上,中国新闻界有几个人?你连房子都分不上,那我们还有什么奔头?!”

  这一炮,把艾丰轰愣了。对呀,他不但是研究生毕业,而且是《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编委,属于报社领导班子,全家人却还住两间房子。为什么不能改善?

  第二天,艾丰打电话到报社行管局,问为什么还不发钥匙。行管局局长回答说,报社规定,“动乱”没问题,群众没意见,符合这两条才可以分房子。艾丰说:“我‘动乱’有什么问题?”对方说:“可是群众有意见。”艾丰这下真火了,放下电话,直奔行管局长,问局长:“有什么意见?”局长是位新调来的同志,他说:“群众反映,你研究生刚毕业,年轻、人口少,不需要调房子……”艾丰更火了:“我刚毕业?我是工作17年才上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又有10年了,今年已经53岁,我比你的岁数还大得多呢!难道要到我退休的时候才算不年轻吗?”局长连忙说:“你来得好,来得好,有助于问题解决。”第二天,行管局把钥匙交给了艾丰。

  为个人争待遇,在艾丰这里,可能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了。

  保姆问题

  至于工资,1982年工资改革时,艾丰的工资调到102元。1986年,中国新闻界实行专业职称制度,艾丰成为国务院职称办批准的首批高级记者,工资从102元提至180元。一下子涨了将近80元钱,他觉得日子可以好过了。不想,工资提了,开支也增大了。先是母亲得了半身不遂,伺候病人和家务的担子全落在父亲身上。但几年后,父亲也得了半身不遂,就必须雇一个保姆来照料这两位老人了。

  艾丰先雇了一个安徽人,管吃管住,一个月给100元钱。当时,一般工人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100元一月的保姆费可说是天价了。但是,保姆还是不安心。为了稳定军心,艾丰想方设法讨好保姆,八月中秋节,领着她逛北京,给她买月饼,边逛边给她做思想工作,目的就是要留住她。谁知,中秋节一过,她还是走了,而且走的时候也不预告,撒了个谎,说她妈病了,一天都不多留,一甩手就走了,让艾丰措手不及。但哀叹没用,雇人就是救命!艾丰急得团团转,又抓来一个,价钱也挺高,干了几天又走了。再请一个,又再走一个。

  那时,偏偏艾丰工作特别忙,请保姆成了他日日夜夜、时时刻刻记挂的一块心病。艾丰是那种工作尽责、父母尽孝两头都要顾的人,那段日子,艾丰内心的那份苦楚无以言表。直至有一次,艾丰到河北赞皇县榆底村采访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张五妮,采访完了,二人就聊天,热情直率的张五妮问艾丰:“你有什么困难,说话。”艾丰也是直率人,一顺口,就把那块心病掏了出来:“我还真有一个困难——保姆的问题……”

  没承想,芝麻掉针眼,那支部书记还真能帮他这个忙,说:“这样吧,我给你派一个保姆。”于是,作为政治任务,从村里头选了一个中年妇女,还是好党员,直接派过去给艾丰家当保姆。除了艾丰如数付给保姆费之外,村里再给一些优惠待遇。就这样,这位农村的中年妇女离开自己的家乡,进城照料艾丰的父母,一直到两位老人相继去世。

  三辆车

  在工资并不高的情况下,艾丰也在攒钱。攒钱的目的是防备风险,因为母亲的医药费必须自付,为了不重演母亲因没钱出不了院的悲惨历史,银行里必须有点存款。赚钱的路子也比以前宽了点,那就是稿费的收入。改革开放,可以写各种稿件,报纸上用、杂志上用,还可以出书,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发表了约10万字的稿子,后来又出了6本书,他把稿费全部存起来了,达到了3万元存款。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当时的3万元钱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直到父母双亡,仍没有花掉。于是,艾丰放开手脚,为自己花了这3万元,却引出一个轰动一时的私家车的故事。

  记者是一个跑来跑去的职业,交通很重要,再加上艾丰天生好动的本性,对于“车”他有特殊的情缘。

  刚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工作的时候,他的分工是跑朝阳、海淀、丰台三个近郊区,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父亲转给他的一辆旧自行车。这辆车用了17年,一直用到1978年,实在不能再用了。正好,那时刚刚恢复稿费制度,艾丰就1977年青藏之行写了一篇随笔,发表在《北京文艺》上,一下子得了80元钱稿费。80元钱,当时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艾丰领到稿费,什么也不多想,立即用它买了一辆自行车——仍然是人家用过的旧自行车。因为当时的新自行车大约需要200多元钱一辆,艾丰还没有这个能力。

  但从1965年开始,艾丰接触了另一种先进的交通工具——摩托车。1965年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全国人民搞战备,新闻单位、广播电台更要搞战备。艾丰18岁入党,当时是电台民兵连的指导员,自然也就成为“战地记者”的主要培养对象。战地记者要会开摩托车,会收发报,等等。组织上让他学了三个月,把收发报学会了,把14个灯的高级收讯机的维修也学会了,后来,又学会了摩托车驾驶技术。但全台只有一辆摩托车,平时他只能看着别人开车,自己虽然手痒,却没车开。

  1981年,艾丰分配到《人民日报》记者部当记者,记者部要配备交通工具,报社买了辆日本的“三菱”摩托车。新奇呀,摩托车在那时可真是稀罕物件,便有几个人学着驾驭铁骑,结果摔了个鼻青脸肿,后来谁也不敢学了。于是,那辆车就成了艾丰的专车,采访、开会、办事都用它。

  由自行车到摩托车,这是艾丰交通工具的第一次升级。

  虽然有风险,但驾驶现代的交通工具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尝一尝风驰电掣的驾车乐趣。1986年,他又抓住一个机会学会了汽车驾驶,并领到汽车驾驶执照。学会了开汽车,他对摩托车就不感兴趣了,因为骑摩托车有许多苦楚:夏天是热风,汗毛孔吹起来却又很冷;冬天天气一冷,摩托车发动不起来,往往一踩一身汗,皮衣内很厚的毛衣、内衣就会湿透,车行在路上直往汗毛孔里灌冷风,时间长了,两条腿患了关节炎,天气一有变化就隐隐作痛。有了汽车驾驶执照却没有汽车开,心里痒痒得很。公家有汽车,但每辆车都有专门的司机,别人是不能动车的。于是,他动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大胆的念头——能不能自己买一辆汽车?!

  买私人汽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眼里还是不可思议的事。但驾车的冲动使艾丰的头脑发热了,他竟然把买车的念头付诸了实施。也有热心的朋友帮忙打听哪儿有廉价轿车,打听到后给他提供线索。线索有了,某水利部门有一部即将报废的苏联产的“拉达”牌小车要处理给个体户。艾丰找去了,说:“你别处理了,卖给我。我买不起新车,就买你这个快报废的车。”对方立即说:“我们卖谁不是卖啊,卖给你更好,我们支持你的工作,你随便给点钱,反正这也是要报废的车了。”艾丰说:“不行,我在这个岗位上,就要避免人家说利用职务占便宜。”在他的坚持下,到了旧车市场让人估价。旧车市场的人说:“你这个车,买新车时是四万八,这车要报废了,卖一万块钱到两万块钱都在合理范围。”卖车单位的人说,就给一万吧,艾丰说不行,硬按最高价给了人家两万。买过来以后,又花了五千元修车。

  两万五千元钱买一台要报废的车,把三万元的存款快花完了,着实有些心疼,觉得太昂贵。于是他就自寻安慰:如果一直骑摩托车,到老的时候两条腿也就不行了,两万元钱就相当于买了两条腿,值得!有了汽车,办事果然方便多了,效率很高。1992年搞“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时候,他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常常需要回到报社开会、看稿件,从北京的大西北到北京的大东南,就靠了“拉达”来回跑。人家看见挺羡慕,说:“你们单位不错,还给你配车,每月给你配多少油钱?”艾丰只好笑着解答:“完全自己花钱,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方便一点。”艾丰心想,补助倒不奢求,没人找麻烦就知足了。

  果然,真有人就车找麻烦,而且这麻烦还不小呢!

  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干部,居然有私人汽车!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有一天,艾丰正在擦车,《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一位老同志走过来,踢了汽车一下,说:“哈,你现在和我们不是一个阶级了。”一位研究生同学则不理解地说:“你出门就可以从报社叫车,自己买什么车呀?太傻了。”

  在中国新闻界里,谁是第一个买私人汽车的人,无从考察,但新闻界里有点知名度的人买汽车,可能艾丰是第一个。这,成了新闻界里的新闻,四处传扬。人民日报社,那么大的单位没人有私家车,就艾丰有;整个北京新闻界都没人有私家车,就艾丰有。艾丰,他怎么会有车呢?!

  传言很多。既然是传言,就说什么的都有,大都是偏向往坏里说,不往好里说。但谁也不当面向艾丰询问,艾丰也无法对这么多的传言作出解答,他只能忍受。

  正好,这时要召开《人民日报》编委会的生活会,事先要向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征求对编委会成员的意见。艾丰是编委,自然也在其中。意见征求上来了,对艾丰的意见集中在汽车问题上。“听说艾丰买了一辆汽车,只花了5000元钱。”“听说他的汽车是人家白送的。”“钱从哪里来的?”“希望说清楚。”

  编委会的生活会很郑重,除了编委会成员之外,中组部、中纪委、中直机关党委、报社机关党委都派人参加。轮到艾丰发言了,主持会议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说:“别的你也就别说了,就说说汽车的事情吧。”

  艾丰围绕着买汽车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买汽车。因为开摩托车习惯了,觉得自己开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办事也方便,但摩托车开的时间长了,岁数大身体受不了,所以就想换成汽车。第二个问题,汽车从哪里来的。是一个水利部门要报废准备卖给个体户的车,他给接过来了。第三个问题,价格怎么定的。到公开的旧车交易市场请人家定的价。一万到两万都合理,他给了最高的价钱两万,对方要一万,后来说一万五,他都不同意,非给两万,就怕人家说占便宜。第四个问题,买车的钱从哪里来的。他出了六本书,六本书的稿费共存款三万多元,买车、修车用了两万五。第五个问题,买了车做什么用。因为他住在报社,上下班不用开车,所以百分之九十是用于办公事、采访、开会等。五个问题说完了,艾丰说了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束语:“用公车办私事,天经地义;用私车办公事,要说清楚。”

  艾丰说完,人们也都笑了起来。

  后来中组部的同志又找艾丰谈话。“听说你开汽车?”艾丰明白他的意思,就直说道:“不仅是开车,是买了一辆车。”于是又原原本本地把生活会上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车子的事算是过了,不过艾丰很长一段时间内心里却是酸溜溜的,说不出的滋味。

  也有人对艾丰买车表示赞赏的,那就是一直积极提倡轿车进入家庭的新华社记者李安定。他知道了艾丰买车的故事以后很兴奋,就在他的新闻报道中把这件事情写进去了。他认为,新闻界终于有人买车了,买车的人居然是公家可以保证用车的《人民日报》的领导干部,这个领导干部带了个“以私济公”的好头,这是应该肯定的……(几年后,李安定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做《轿车进入家庭》,特意请艾丰写序言。艾丰欣然同意,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序言。)

  “拉达”太旧了,艾丰常常要修车,许多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修车上了。他对别人说,除了发动机没有拆过之外,其他的部分他都拆过了。但旧车就是旧车,仍然常常坏在半道上。一些坐过他的车的人,至今还记得由于半路抛锚而狼狈不堪的经历。一次到中宣部去开会,因为车在半路抛锚而迟到了。一进会议室,艾丰看到在显眼的地方给他留着空位子,赶忙坐下。看着十分狼狈的艾丰,主持会议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打趣地说:“是不是你那辆高级车又坏了?”

  艾丰的再一次轿车风波,发生在1993年,那是一辆崭新的捷达车。

  为支持“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中国一汽赞助了一辆捷达车。赞助对象是发起“质量万里行”的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有正式的赞助手续,并举行了捐赠仪式。但传说起来就邪乎了,说艾丰用《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跟一汽为自己换了一辆捷达车。一辆捷达车当时的价格是18万元,这还得了吗?!中纪委来调查,到报社调查,到新闻文化促进会调查,到一汽去调查……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调查清楚了。最后中纪委的同志问:“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向会长报告就做主了?”艾丰说:“因为我是‘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又是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有权处理这些事情。”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到处寻找,把中国文化促进会成立的文件找出来了,文件中艾丰名字后面有个“括号”,里面写了“常务”两个字。后来他解嘲地说:“我从来也没想到,这个‘括号’救了我的命。”

  与此有联系的还有一件事:1993年,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都登出了一条消息,说“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是国家拨款,但钱并没有用在采访活动上,都让组委会主任艾丰用来为自己买车了。看了这条消息,艾丰着实地大吃一惊。这又是从何说起呢?香港、台湾的记者从哪里来的信息?是不是大陆的新闻界里有人说不负责任的话被他们利用?这不仅是给他个人抹黑,也是给整个“万里行”活动抹黑,必须加以澄清。于是组委会特别请来了国家审计署最有资格的审计师来为“万里行”活动审计。审计报告出来了,报告说:“‘中国质量万里行’不仅社会效益很好,也是少花钱办大事的典范。”组委会特意把这个审计结果发了一条消息,以正视听。

  这些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到现在不过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历史的脚步实在太快了,新闻界普通记者拥有一辆私家车已经像过去拥有一辆自行车一样平常了。北京的私人汽车已经超过了200万辆!再说起艾丰与车的这些故事,许多人仿佛是在听笑话。艾丰则解嘲地说:“我就是买得早了点。不过万事总得有人带个头,我就带了这个头,大家得感谢我。”

  房子和车子这两样生活和工作中最基本的待遇,就是这样纠缠了艾丰几十年。1999年,在艾丰卸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之后,他的住房问题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按照他的级别解决了。现在艾丰的车也“改善”了。退休以后,他除了继续忙一些社会团体的工作之外,还开了三和智业咨询有限公司。2002年底公司有了点收入,离不开历来的偏好,他首先就买了辆奥迪A6自己开。用了十几年的捷达退役了,他的学生们高兴地说,现在的车才和他的名人身份相称。

  从车子、房子的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他个人经历的一个侧面,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轨迹。

  

(责编:张立君(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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