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生三次选择 

2008年01月16日17:05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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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任何事都会有付出,都会有风险,都会有失败,首先考虑这些,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艾丰


  艾丰写过一篇短文《权钱名德傻》,对权、钱、名、德分析之后,专门谈到“傻”。他认为,要做事,首先是要有“傻”劲,而不是首先要“精”。所谓“傻”就是认准一件事有意义,就埋头努力干下去,并且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得失。干任何事都会有付出,都会有风险,都会有失败,首先考虑这些,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他举了个农村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过去农村是睡炕的,冬天取暖就是靠烧炕。傻小子往炕上一躺,觉得自己这里热乎,就呼呼地安心睡着了,一睁眼,天亮了,睡了一宿好觉。精小子好计较,躺下来刚要睡着,忽然觉得自己睡的这个地方不够热,就翻身转到另一个地方,刚要睡着,又觉得自己的地方还不热,又翻身转到别的地方,结果他翻来覆去,一直到天亮,一夜也没有睡觉。艾丰一生做事,常常像“傻子睡觉”一样。

  美国以指导他人策划人生而闻名的卡耐基说:“机会是一件不可捉摸的活宝贝,无影无形、无声无息,它有时潜伏在你努力工作中,有时徘徊在无人注意的境地里,你假如不用苦干的精神,努力去寻求,也许永远遇不着她。”

  艾丰的人生“策划”走过了一个由懵懵懂懂到比较自觉的过程。60岁以后,他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说:“人生选择是现代意识,现在许多人不是都在谈‘人生设计’、‘人生策划’吗?我这个人的毛病就在于不会选择,放在哪里就知道努力干,当然那个时代许多事也没法选择。如果要说我出自自己的选择,主要有三个:考新闻系是一次选择,读研究生是一次选择,后来在新闻岗位上下力从事经济研究是一次选择,其他的选择都是社会裹胁的。”

  艾丰的童年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度过的,最紧迫的事情是安全和填饱肚子。解放以后,环境安定了,他有了求学的机会。在北京,他先是读了一家私立小学——惠我小学,念到四年级,高小两年是在公立营房宽街小学读的,初中、高中都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度过。三个学校都没有离开过劳动人民集聚的崇文区。做手工业的父母希望儿子做学徒,帮助家里干活,但因为艾丰太喜欢念书,用不了太大的力气,学习上总能拿第一、第二,后来父母也就作罢了。

  在学生时代,艾丰就爱搞社会活动,初中当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高中当青年团的支部书记、校团委副书记。课余时间,艾丰组织同学搞各种社会活动,请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做报告,办剧团、开辩论会、写黑板报、远足……课余精力分配,社会活动占百分之八十,做功课不到百分之二十。

  《中国高层智囊》一书曾这样描写艾丰:

  这个人,唱歌跳舞,抽烟喝酒,打球开车外带诗朗诵,永远的精力充沛,永远的“侃”兴勃勃。据他自己交代:年轻时演过话剧,与韩善续、赵汝彬、刘锦蓉等著名演员同过台,跳过水兵舞,至今扭起来还方寸不乱,大型联欢会上朗诵过马雅科夫斯基的《苏联护照》……

  艾丰回想起上中学时的剧团,余兴未已:“当时的十一中学生剧团非常活跃,有职业演员定期辅导我们,剧团团员经过那个阶段的磨炼,表演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后来不少人走上了专业演艺道路,成了知名的优秀演员。像北京人艺的吴桂岭、韩善续、刘锦蓉,青年艺术剧院的赵汝彬、韩影,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孙庆荣,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俞立文,等等。他们高中毕业就去学戏剧专业了,我要是当演员,大概也能混个一级演员了!哈哈哈……”

   高考露峥嵘

  艾丰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应该算是报考大学新闻系,这决定了他一生与“新闻”结下不解之缘。

  中学时代,艾丰是个“全面发展”的学生,不仅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文科理科门门功课都很优秀。但是,当时对未来走向社会将要干什么职业却是懵懵懂懂,“新闻”究竟是什么在他脑中还是个空白。考什么大学?他越来越茫然了。

  一位老师的一次谈话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高三第一学期,一位当时已经有些名气的年轻诗人、作家,名叫侯远帆的语文老师,在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问艾丰:“考大学你报什么专业?依你的成绩考上大学不成问题,但是你现在就该定下将来学什么专业!”艾丰如实说:“是考理工科还是文科还没想清楚呢。”侯老师就说:“你就去考新闻系,将来当记者吧,记者可以全国各地跑,写好文章报上登,可以让很多很多人知道你的名字,做长了还可以当作家……”

  因为写的作文挺好,经常被语文老师当做范文在班上朗读,艾丰正颇有那么一种“登小山而飘飘然”的感觉,侯老师的这番鼓励更让他热血沸腾,当时艾丰就说:“那行,就考新闻系!”

  从此,艾丰天天到图书馆看报纸,准备了一年,然后1957年夏天高考报志愿时直接就选了单独招生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说来也巧,1955年创办的人大新闻系一直只是招调干生,这一年是第一次招高中毕业生)。

  但是让艾丰始料不及的是,因为人大新闻系是单独招生,7月1日考试,考不上还可以参加7月15日的全国统考,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北京地区只招4个人,报名的却达到了1200多人!艾丰一到海运仓的考场就有点“傻眼”,黑压压的,满眼全都是人,“哪就选上我了!”,艾丰觉得,看上去人家都比自己强,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没希望了!

  后来艾丰回忆说:“不抱希望反而好了,反正没希望,考试不紧张了。心情比较轻松,答题都能正常甚至超水平发挥了。我和别人的差别就在作文上,因为一轻松我作文做好了,新闻系又特别重视作文,成绩就冒出来了。”

  谈到这篇高考作文,艾丰一直津津乐道,并把它作为如何应对高考作文的可以普遍参考的经典。他说,作文分是老师给的,老师为什么会给你高分呢?你得研究一下老师是如何判卷子的。大热的天,把他们圈在一个地方不许出来,一摞一摞卷子放在他们眼前。作文是统一命题的,所以大家写得都是大同小异,判卷子的人看得烦得很。你的作文一开头一定要写好,一定要写得跟别人不一样,让判卷子的老师一打开你的作文就眼前一亮,有新鲜感。开头有了好感,后面即使有一些毛病,老师也容易原谅。

  当时高考的作文命题是《谈谈我的学习生活》。艾丰设计了一篇书信体的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

  某某同学:你五个月以前从农村给我的来信,我早就收到了,你在信中希望我谈谈我的学习生活,五个月都没有给你回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忙于准备高考,没有时间写信。现在我正坐在高考的考场上,恰巧题目也是谈谈我的学习生活,我现在就一式两份,既算是高考的答卷,又算是我给你的回信……

  这个开头,看起来很随意,但很洒脱,很新颖,甚至还暗合了新闻写作的一些要求。15年后,当时给艾丰判高考卷子的老师胡家菱当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遇见艾丰,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作文写得很好,你天生好像就该吃新闻这碗饭的。”

  1961年大学毕业后,艾丰被分配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66年3月北京市委破格任命他为电台理论时事组组长(当时的“组”就是现在的“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批为“修正主义苗子”,“黑市委”对他的任命不被承认。1971年、1972年两年挨整。1974年才被恢复职务,做科技组组长。

  40岁考研

  艾丰第二次人生重大选择,是1978年报考研究生。这个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新闻工作上能够做出众人所知的建树。

  1978年,国家在“文革”后第一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因为多年没有招收研究生,所以年龄放宽到40岁。这年艾丰的年岁不多不少刚刚40岁。

  这对艾丰来说,是最后一班车了!

  艾丰果断做了报考的决定。他说:“40岁读研究生,主要目的是想干报纸。因为干了17年广播,不想再干了,倒不是怕辛苦,而是我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喜好更适合干报纸。我不愿意拿着话筒老在人家面前举着,我从年轻的时候起一直有这个思想障碍。有的人拿着话筒问人家话觉得很过瘾,我拿着话筒问人家,觉得挺害臊。我愿意坐下来想问题、写文章,这样比较舒服,想一些问题也深入。听说研究生招考后面的背景单位是人民日报社,毕业以后可以分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所以就去考了。其次的目的,就是干了那么多年,觉得有一个机会学习学习、总结总结,很难得。”

  ◎大学毕业照,一排左四为艾丰。

  四十学艺,这可能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的共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艾丰28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艾丰已经38岁了。

  当时做这个决策也不是没有过犹豫,因为毕竟工作17年了,能不能考上是个未知数,就说外语吧,放了17年没动。最后,艾丰一咬牙对妻子和朋友说:“试试吧,考不上,丢点脸也丢不到哪儿去。”

  当时报考要由工作单位开证明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去报考。台长赵正晶先后和他谈了三次,累计时间8个小时,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电台要重用你,不要走。艾丰说:“我只是试一试,多半考不上。”赵正晶说:“你肯定考得上。”最后还是请编辑部主任田月华说情,田月华对赵正晶说:“现在提倡向科学进军,这是国家的政策,你不能阻拦人家。”这样才算勉强同意了。

  政治考题是胡乔木出的,非常难,如果按60分及格算,70%的人都不及格。答案出来以后,有人评价说胡老自己在考场答都可能不及格,因为他不是花三个小时想的这个答案,可能是一天,甚至比这还长。艾丰虽然在电台当过理论时事组组长,政治科目也应该是他的长项,但考完后心里也不踏实。当人家告诉他仅考了75分时,他禁不住心里就咯噔一下,砸了!后来人家告诉了他内情,他才将心放到了肚中,因为他这75分可以换算成90分呀!

  那年考试科目除政治外,还有外语、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基础,另外包括一篇作文《我热爱党的新闻事业》。艾丰没想到自己的作文考了90分,外语呢,竟也考了85分,所以一下子考中。当时新华社为此发了一个消息,说“文革”后首次研究生考试发现了人才,艾丰就是例子,《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第二天都刊发了这一消息。这样,艾丰还没进到新闻系就已经令人瞩目了。

  三年研究生的学习,艾丰是拼过来的。每天听课和自学,没有在夜里12点以前睡过觉。研究生三年做了什么事情呢?一、所有的功课以优或者良通过。二、通过了两门外语——俄语和英语(大学学的是俄语)。三、在各种报刊上发了10万字的文章。四、翻译和出版了一本美国新闻采访学著作《新闻报道与写作》。五、写了33万字的《新闻采访方法论》专著。

  “那几年,我精力也好,正好被‘文化大革命’压抑的能量也可以说爆发出来了。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生活费一个月就20块钱,晚上喝一碗粥,买两个火烧,吃一个,留一个,拿回来做夜宵,然后读书、写作到12点或者凌晨1点,天天如此。”

  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后,艾丰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开始的三年在部里做编辑,多数时间值白班连晚班。但他总是不忘采访,这期间,他抽空采写了《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现代化的觉悟》、《重视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作用》等一批有影响的报道。

  1983年后,艾丰终于正式转为机动记者组记者。当时的机动记者组只有十几个人,都是老资格的大牌记者。艾丰很高兴能够与这些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一道工作。在陈勇进、林里、顾雷、金凤、柏生、马鹤青、许仲英这些大树下面,他觉得自己是一棵小草。他虚心向这些老同志学习,自己也发奋工作,努力创新。他在记者生涯上阔步前进,1985年他成为《人民日报》第一批也是由国务院职称办批的全国第一批高级记者,一步到了教授级的最高级新闻职称。

  “把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

  艾丰的第三次人生重大选择,是下决心研究经济问题。在此方面的建树,不仅使他获得了著名记者的头衔,还获得了著名经济学家的称号,极大地延伸了他的工作和成就。

  1986年底,人民日报社组建经济部,艾丰成为经济部主任。

  如果说40岁考上研究生是一个成功的自主选择的话,再以后,对已经当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在新闻界声誉日隆的艾丰来说,最重大的选择就是拓宽研究领域,从新闻研究转向经济研究。

  艾丰说:“当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以后,把主要研究方向转向经济,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经济宣传工作性质本身‘逼’着我下决心研究好经济,自己对经济一点都不懂的话,怎么能组织好新闻报道呢?新闻工作就好像庖丁解牛,解得好,必须掌握两个方面的规律:一个是刀子的规律,这就是新闻手段;一个是牛的规律,这就是被报道对象的规律。新闻工作做长了,刀子是熟悉的,而报道对象却是不断变化的,必须花更多的精力熟悉他们。另一方面,有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一些报社老同志退下来以后,不止一次找到我要求返聘,继续做记者工作。他们身体还很好,总要找些事情干,但做别的事又困难,还是当编辑、记者比较适合。我想,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活到这个年纪,到那个时候,找哪个主任来返聘我?返聘又能有几年?所以,一定要学一点‘离开版面能活’的本事。经济学知识就是这种本事。”

  艾丰心里藏不住话,有了这种想法就表露出来。一次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新闻培训班讲课,艾丰就在开场白中说:“我现在到各地都受到欢迎,欢迎‘《人民日报》记者艾丰’。其实我明白,这8个字中,人们欢迎的主要是前面6个字‘《人民日报》记者’。欢迎前面这6个字,实质是欢迎《人民日报》的版面。如果没有前面6个字,只剩下后面两个字‘艾丰’,那才是欢迎我。”

  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著作一直在业界奉为经典,培训班的学员们早就通过这些书和其他渠道对他的业绩耳熟能详了,因此异口同声地说:“你没有前面6个字,我们也欢迎你!”

  “我知道,你们的话里有礼貌的成分。将来我真正再来了,你们可能也会对我表示欢迎,但那是礼貌性的,因为我对你们再没什么贡献了,所以我现在就要解决离开版面也能活的问题。我发现新闻界有一个悲哀,老记者到非常老的时候,特别是到退下来的时候,往往做其他工作很难,好像转转悠悠最后还得写稿,不好做别的事。不像老大夫,老了很值钱,记者老了不太值钱,和小青年一块儿去争版面很尴尬。老大夫不同,白胡子往那儿一坐,大家排队找他看,因为他有经验,而老记者就不是。能不能想一种办法避免这种情况……”

  稍作停顿后,艾丰接着说:“这种情况根本的要害在哪里?要害在于记者离开版面不能活,不管你是多大的记者,闻名世界的记者也在内,离开版面不能活,你多好的东西都要体现在版面上。大夫没关系,大夫看病用不着什么版面,告诉你怎么抓药方就得了。我将来也会老的,现在我当个头儿,可以指挥版面,将来老了,没权指挥版面了,怎么活?所以,现在就该学一点儿离开版面能够活的本事。我发现经济可能是,你懂得经济,懂得企业,你不给人写稿,可以给企业进行诊断,给企业出战略……”

  于是,在知天命之年,艾丰在新闻“把关人”的岗位上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研究经济和经济报道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关乎国家宏观决策的建议,并且把研究成果付诸实践,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包括“中国质量万里行”、“名牌战略”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型活动。

  艾丰之所以能在“年事已高”时重做学生,并且迅速取得重大成绩,其高人一筹之处在于善于学习。他说过:“回想我的前半生,如果说长处的话,就是从小就喜欢学习,除了向书本以外,主要是向社会学习,向他人学习。我不看别人有什么缺点,也不要求别人有多高的水平,更不要求别人都正确,我总是能够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并能学到东西。这应该是我的一大长处。”

  在“万里行”和“名牌战略”搞得非常红火的时候,有一次,艾丰把手下的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聊天,他说:“我现在提一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你们都很尊敬地叫我艾老师,现在请你们说说跟艾老师学了什么,不用说多,说一点就可以,大小不拘。”

  也许是由于客气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大家笑而不答。

  艾丰就说:“你们说不出来,那我来说,我说说我这个老师跟你们学了什么。我针对每个人的特点都说‘一点’。‘中国质量万里行’,其实最早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刘智提出来的。是他找我说,艾老师咱们搞这么一个活动怎么样?听后我眼前一亮,觉得很好,就积极参与筹划这件事情。‘名牌’最早是颜建军提出来的,他说,‘万里行’要深化,就要重视名牌保护,搞一个名牌保护组织好不好?我请他先

  ◎艾丰——出身平民的演说家。

  向企业做个调查,结果企业都支持。召开‘全国名牌大会’,是李伟提出来的,后来我才同意……”

  后来,艾丰在写作《名牌论》一书的序言《我和名牌》的时候,又特别提到“质量万里行”和名牌最早提出者的名字,用文字记载表示对这些“下级”创意的历史尊重。

  艾丰在对自己从“学生”中所学的东西一一点评之后,在大家的会心微笑中总结说:“我说这话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都做‘神偷’,善于从其他人身上汲取优点和长处。”

  年过半百才踏入经济学的殿堂,并且颇有成就,善于做“神偷”是一个重要原因。

  1996年,艾丰从《人民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调任经济日报社任总编辑,他的著书立说和奔走四方宣传自己的经济见解与主张,并没有因为官位升迁而中断,相反,他立志成为学以致用、影响大局的经济学家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到他离开新闻工作领导岗位时,他已经实现了由一个学者型记者向经济学家的“软着陆”。

  有一家媒体的记者这样评价艾丰:“长期兼有新闻和经济两个学科的优势,锻炼了艾丰独到的思维方式,既有新闻记者的敏感和客观,又有经济学家的洞察力,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往往做出独到的分析和判断,然后用通俗的话说出来。自然,他的许多观点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艾丰对此评论说:“现在到各地去,人家介绍我,一个头衔是著名记者,一个头衔是著名经济学家。如果人家不介绍,还介绍我是著名记者,我就告诉他还是把我那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放在前面,因为那个离开版面能活。我觉得新闻界是一个学校,一方面要做好新闻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其他方面的特长。当你的年龄不适合在第一线的时候,可以做其他工作的话,就可以把你发挥作用的时间延长,把你所拥有知识的作用放大,既利于社会,也利于个人,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不介入经济界,还可以进入文学界、广告界……新闻界不排除专家,我们应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许多人羡慕艾丰从总编辑岗位退下来之后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其实,这第三次选择是一个基础。

  

(责编:张立君(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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