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特立独行,“傻事”频仍

2008年01月16日17:08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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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人为善,吃亏是福。”

                                          ——艾丰家训


  毕业论文风波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古希腊一位哲人流传千古的名句。

  但是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又何其难也!这句话之所以会成为名句,也说明了这一点。有多少莘莘学子是因为“爱吾师”而屈从和趋同了老师的主张,然而放弃真理而爱吾师的结果,要么最终“淹死”在老师的盛名之下,要么成为谬误的帮凶和打手。

  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爱吾师,更爱真理”,这个人就是艾丰。这还得从艾丰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做研究生毕业论文说起。

  艾丰是“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怎样组织答辩,学生如何答辩,都需要进一步探索,于是系里就决定先搞一个典型试验,然后推广。因为艾丰在班里是高才生,即被选中头一个答辩。

  艾丰的硕士论文《论宣传性现象》洋洋洒洒竟写了七万言。四位老资格的答辩委员和艾丰的导师、著名作家黄钢,看过论文之后,对其中的概念和阐述,只有一位略表赞同,包括导师在内的其他四位,都表示“不敢苟同”。

  艾丰的论文开头说:“在记者的面前常浮动着一团迷雾,使记者看不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以至于陷入陷阱或者陷入误区,这团迷雾就是宣传性现象”。

  ◎1981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新闻研究生毕业合影。二排右三为艾丰。

  一位答辩委员是很权威的老记者,看了以后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记者,怎么没看见这团迷雾?”

  一些老同志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新词汇——例如像“反馈”这样的词汇,都有反感,更何况艾丰在论文中毫不谦虚地自造了一些新的概念术语,像“宣传性现象”等,这就更让人难以容忍了。

  艾丰要论“宣传性现象”,答辩委员们说:“没看见就没办法了,你造的这个词谁能看懂!”委员们的意见几乎一致,要想论文获得通过,必须改换一个题目。

  这使得艾丰既紧张又无奈,但这个概念是他经过反复考虑提出来的,所以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有事实做根据。

  “我用新概念是因为不能用其他概念来代替。什么是宣传性现象?我下面讲一个很实在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北京燕山石化竣工后外国人来参观,参观到污水处理池时,外国人都惊叫起来,伸出大拇指说:‘好,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一群鸭子在里边游来游去。污水净化到可以养鸭子,世界上还没有,而中国居然能够实现,奇迹!记者就拍了老外叫‘好’的照片,登在了《人民日报》一版。但是这件事情很快就有人告到了周总理那里,说这是弄虚作假,燕山石化污水处理得是不错,但是仍然有气味,不能养鸭子,外国人参观的时候把鸭子抱进去,外国人走了就把鸭子捞出来。这就从新闻理论方面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总编辑问这个记者,你为什么写假报道?那么这个记者会感到非常冤枉,怎么是假报道呢?鸭子确实在水里边游了,外国人确实说‘好’了,我如实报道了我所看见的存在的东西,为什么说我是假报道?如果说不是假报道,它确实又是假报道,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假报道’。”

  “这不就是一个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吗,还用绕那么多圈子!”老师们显然对他的理论仍然不予肯定。

  “是真实性的问题,但我是探求为什么会发生不真实的问题。我是想把存在的现象和完整的事实区分开来。要做到这一点,我只能用我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鸭子在水里面游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不认为它是完整的事实,我将其命名为‘宣传性现象’,就是有些人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而制造的一种现象。给它这么一个定位,然后才能研究种种规律……”

  艾丰“口若悬河”解释了一大堆,而老师们好像一句都没听进去,更谈不上认可了。在论文的基本概念和观点上,和老师们“顶了牛”,看来,只有改换题目一条路可走了。但是艾丰并没有被说服,他不甘心放弃这样一个好题目。于是,在系里的帮助下,又和答辩委员们进行协调。当时论文答辩的原则是:没有政治上的原则错误,论文有创新,能够自圆其说,在学术观点上和答辩委员的看法不一致,不应该构成不通过的理由。根据这个原则,双方达成了“妥协”:艾丰可以不改变题目,但要进一步完善论文,一定要能够自圆其说。

  艾丰冒着风险继续完善着自己的论文,他觉得老师们的否定对自己的研究有好处,使自己的思考能够进一步完善和深入。

  随后,他补充了“现象和本质对应性”的基本原理:我们判断一个现象是否是事实,要看现象和本质是否对应。鸭子在水里游,如果和污水处理水平相联系,它是不对应的,因而不能说它是事实,但如果和该单位的浮夸作风相联系,它是对应的,那就是事实。

  根据现象与本质相对应的原理,他提出了两类六种现象的理论。社会现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事物特有现象,一类叫做宣传性现象。事物特有现象分三种:正象、歪象、废象。宣传性现象也可以分为三种:合理的宣传性现象、不合理的宣传性现象、半合理的宣传性现象。然后他用“脸红”来说明这两类六种现象。健康的脸红反映了他的健康状况良好,现象正面反映了本质,所以它是“正象”;肺结核发烧也脸红,但现象歪曲地反映了健康状况,所以它是“歪象”;脸冻得通红,跟健康与否无关,现象与本质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它是“废象”。这三种脸红都是脸真的红了,所以都属于事物特有现象。而宣传性现象则是人为制造的:健康不好,脸色焦黄,但搽上了胭脂,脸色变红了,掩盖了真实状况,就是不合理的宣传性现象;演员上台,但如果不化妆,灯光一照会显得惨白,搽上了胭脂才会和正常人一样,这样的脸红是合理的宣传性现象;还有本来很漂亮,搽上胭脂以后更漂亮了,这样的脸红就是半合理的宣传性现象。美国总统竞选,人们看到的许多是半合理的宣传性现象。

  他指出,对这六种现象看不清,常常会导致报道上的错误或不真实。比如一个地方粮食丰收了,可能是因为那一年风调雨顺,结果却用丰收来证明当地的工作怎么深入。其实丰收在这里对工作状况来说只是一个废象,第二年如果雨水不够,产量又下来了。

  他提出:对特有现象要发现正象,识别歪象,抛弃废象。对宣传性现象要利用合理的,识破不合理的,分析半合理的。

  艾丰的这篇论文由原定第一个答辩变成了最后一个答辩。最后的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们根据“能够自圆其说”的原则,总算通过了,但在评语上仍然写了不少不同意见。

  二十五六年过去了,现在看艾丰的这篇硕士论文中的创见,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现代社会,各种形态的宣传性现象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如何正确对待宣传性现象问题,对于政府官员、新闻界、企业界、文化界、公关策划界,以至于普通老百姓,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由宣传性现象的论述而生发出来的“现象和本质对应性”的观点,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如何判断事实的理论根据;对“现象与本质”的哲学范畴提出了新见解,甚至可以说是新发展,这就更具有普遍意义。

  艾丰在谈到他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始末时说:“我感觉我的论文通过不顺利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的新观点论述得不够严密完善;另一方面,答辩委员都是达到一定年龄的权威人士,他们的社会经验非常丰富,各种问题在他们的脑子里都已经有现成的答案,遇到任何新的问题都可以迅速归结到他们早已固有的答案之中,对新的见解和新的提法很容易不以为然。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触动,当时我下了决心,如果我将来成了名,成了某些方面的权威,千万不要陷入这个误区。一定要看人家有什么新东西,即便不是全新的,哪怕有一点新的都不要埋没,然后用这个‘新’来撬动一下自己的思维,努力让自己的思维也再前进一步。”

   辞官不就

  艾丰被许多人笑为“傻子”,是因为很长时间内他做学问的神经比较灵敏,但他对“官位”的感觉却是相当麻木的。

  1965年他被任命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理论时事组组长(即现在的部主任)。当时还只有行政22级的艾丰,居然担任了一般必须要17级以上才能担任的领导职务,这种破格提拔在别人看来已经很“眼红”了,但艾丰一点知觉也没有,他当时甚至跟人家开玩笑说:“当个台长又怎么样?共产党的官我还不想当呢,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文革”中,这句话成了过硬的批评材料,大字报上质问他:“共产党的官你不想当,难道想当国民党的官吗?”

  当艾丰成为新闻界的“大腕”、“明星”之后,常有人问艾丰在仕途之路上是否动过心思?

  艾丰的回答是:“身在社会,不可能一点心思不动,但在这方面我是‘弱智’,很长时间不开窍。”至于找门子、拉关系这样的事,艾丰从来不去做,从心底也不屑去做,结果升迁机会“撞了他一下腰”之后,还是离他而去了。

  据说,1978年,当艾丰报考研究生,领导找他谈话挽留的时候,就透露了提拔他接班的意图。后来有人要求证实是否有此说时,艾丰说:“当时领导确有让我做接班人的意图,因为我在电台早就是骨干了,‘文革’以后正是干部新老交替的高峰期,也缺高学历、年纪轻、有能力的人才。但是有没有正式决定,我自己不能妄说。不过我差点当上中宣部的新闻局局长,确是百分之百绝对真实……”

  1984年,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先是通过别人给艾丰捎口信,后来又亲自写了一封信,说他的新闻局局长“快到点”了,请艾丰同志过来当副局长,一年之后他退了,艾丰就干正的。

  那时艾丰真有一点动心了,因为当时艾丰还比较年轻,而且局长也不是个小官。去还是不去?艾丰自己拿不定主意,就找了好多人商量,结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同意去的,有不同意去的。最后研究生同学赵相如说了一句话触动了艾丰,他说:“在全国,在北京,局长一抓一大把,但好记者、名记者却没有几个。”

  一句话提醒梦中人,艾丰说:“好!你说得对,我就不去了。”

  这位同学的话之所以和艾丰的想法一拍即合,是因为艾丰确实非常想当个好记者,他的记者梦还远远没做够,还想把记者做得漂亮一点。再以后艾丰对新闻业务的钟情再也没有动摇过。

  1986年他虽然当了经济部主任,但始终没有放下采访写作专门去做“新闻官”。一直到1996年,他在正厅级原地“踏步”了将近10年。

  1996年4月艾丰被调到经济日报社准备接替总编辑的职务。向来喜欢直言的艾丰在和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初次见面的大会上,讲了如下的一段话: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愿不愿意来《经济日报》?愿意。因为《经济日报》有特色,有成绩,有人才。我搞这么多年经济报道,《经济日报》是一个很好的发挥舞台。第二个问题,恨不恨《人民日报》?不恨。因为至今为止我做的被社会承认的成绩,都是借助《人民日报》这个舞台做出来的。只有一件事《人民日报》似乎没有满足我,那就是从1986年以来,虽然几次准备提拔我当副总编,但一直没有当成。这一方面是机遇不好,几次都失去了机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个人素质在这方面有欠缺。”

  他后来特别向人解释说,他的最后一句话绝不是客气,而是真实的想法。

   吃亏是福

  “与人为善,吃亏是福”,这是艾丰的家训。在人生的道路上,艾丰一直是家训的忠实实践者,这确实为艾丰带来了好多的“福气”,但是也促成艾丰做了好多在世人看来的“傻事”。“傻”在哪里?“傻”在做事的时候,只是一门心思做事,对个人的得失风险往往考虑得很不够。艾丰在采访全国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李云河的时候,双方都感到自己是同一类人:对一百米以外的蚊子能够辨出公母来(就观察和研究的精细来说),而对自己脚下的大石头却可能视而不见被绊倒。

  1985年年中,有关方面在准备召开全国工资改革会议。会上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确定在全国推行业务职称制度,这自然是关系到许多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在谈到新闻界是否也要评职称的时候,当时劳动部的一位领导认为,新闻界本身就没有什么学问,不应该在新闻界评什么学术职称。新闻界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新闻是有学问的,而且新闻界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岗位,如果只靠行政级别,靠“当官”才能提工资,那矛盾就会非常尖锐。

  当时人民日报社有一个工资改革小组,想把新闻界的这些看法向中央反映。于是,他们希望通过记者部找个记者向中央写内参,内参必须赶在工资改革会议之前送上去,不然就来不及了。记者部领导又把这个任务落实到当时担任机动记者的艾丰头上,并且说,他是中年记者,如果没有职称,中年人的待遇就会遇到问题,他有切身体会,做这件事最合适。艾丰二话没说就领了这个“为民请命”的紧急任务。

  艾丰抓紧时间工作,他先向工资改革小组全面了解情况,写成内参初稿之后,又请他们审阅,定稿后署了个人的名字准备上送。这时一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同事跟艾丰说,时间这样紧迫,以个人名义写的内参,恐怕中央领导不能及时看到,会误事的,最好以报社的名义上送。艾丰请示了报社工资改革小组之后,到报社办公厅加盖了报社公章把内参及时送上去了。

  见到报告后,胡乔木同志很认真地写了两页意见,总体是说新闻界很艰苦、很重要,应该评职称,但其中有一句含义不是很清楚的话:“记者不要和教授、副教授攀比。”胡乔木的批示传下来,劳动部不给新闻界评职称的意见被否定了,但是他们抓住了其中那句含义不是很明确的话,提出了一个方案:记者、编辑的最高职称只能相当于副教授,并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中宣部。

  中央领导的批示和劳动部的方案到了中宣部,中宣部的有关领导一看就急了,最高才是副教授,这怎么能行?谁让《人民日报》写的信?电话打到报社总编辑办公室处,总编辑李庄当时不知道这件事,到办公厅一查,是艾丰来盖的公章。这位一向温和可亲的老领导一下子就火了,批评办公厅的同志,什么材料你们都盖章吗?反革命传单也盖章吗?然后询问报社工资改革小组的领导,那位领导一时没弄清缘由,汇报说不记得同意盖章这件事。于是,这个内参不仅把事情搞糟了,而且成了艾丰擅自盗用报社名义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了。

  报社内掀起轩然大波,这一消息也很快在全国新闻界传开了。传言说,艾丰急于向上爬,为取得胡乔木赏识,主动提出方案把新闻界压半级。

  报社社长秦川从日本回来,一听说这事后就立即召开编委会。那时候艾丰是机关党委委员,机关党委书记在编委会后找他谈话,指出这是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不给处分是不行的。艾丰把事情的整个经过原原本本地做了汇报,任务是谁布置的,材料是怎样形成的,盖章是谁同意的,最后是怎样送上去的,说完之后,他说:“我是典型的有组织、有纪律行为。”经过机关党委向有关同志反复核实,证明艾丰说的都符合实际情况,处分一事才算作罢。

  处理虽然免了,但艾丰却痛苦到了极点,因为事情毕竟没有办好。自己受了冤枉,当然难受,但事情没有办好是大事,不行,不能到此为止,一定得挽回。于是他又赶写了一份材料,通过一位熟人送给了胡乔木,反映他批示以后发生的情况。过了不久,胡乔木召集中宣部、国务院职称办、劳动人事部的同志,就职称问题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他“顺便”提了一句:“我上次批的不能和教授、副教授攀比,说的不是待遇问题,我指的是它们劳动的性质是不同的……”

  此话一出,那个最高职称是副教授的方案立不住了,重新又回到了原来的方案——这就是现在新闻界执行了若干年的方案。

  新闻界的职称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但就个人得失来说,艾丰“损失惨重”。出于艾丰的性格和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在四五年之内艾丰都没有向报社领导解释过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直到1992年,艾丰作为《人民日报》编委,春节去给早已离休的李庄同志拜年的时候,才向老领导说明了事情的原委。领导不了解事情的全面情况,对艾丰形成了片面的印象也就是必然的了。

  艾丰回忆说:“这不能怨别人,自己的风险不去想,受了委屈还不找人说,这是我致命的缺点之一。”

  

(责编:张立君(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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