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锤炼“权术”

2008年01月17日08:36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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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你们本着对党的忠诚向党交心。”

                                                    ——陈毅


  “权术”这个词汇,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贬义词。说谁搞权术,等同于说谁搞阴谋,这样的人是不可交往的人。艾丰对权术原来也是这样理解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有了新的理解。他认为,权术和学术一样是一个中性词,本身不应该有褒贬。搞学问有学术,学术有高低和对错之分,权术也同样有高低、对错之分。掌权是不容易的,它必然有术可言,做一个好的领导人,应该对权术——也就是掌权的规律有所了解。

  有一次,艾丰与一些省级领导吃饭,他讲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任何人要掌好权,不讲权术是不行的。一位省级领导说:“这个观点比较新鲜,但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不过,一般人可能这样想、这样做,但不会这样说。”

  艾丰笑着说:“这是我多年走了不少弯路,有了不少教训,才悟出来的体会,自己做得并不好。”

   陈毅的报告

  艾丰永远牢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听的一场报告。

  当时,按照惯例,每年大学生毕业的时候,都有一位中央领导给大家做报告。

  1961年给大学毕业生做报告的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元帅。

  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坐满了即将走入社会的年轻人,在主席台上做报告的陈毅元帅,态度诚恳、平易,语音亲切、洪亮,声调时而委婉、时而激昂,讲到激愤之处,击案而起,全场为之震撼、为之折服。

  这一期毕业生赶上了好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学校里还有“红专辩论”、“双反——向党交心”等。在这些运动中,特别是在“双反交心”运动中,同学们都写了不少所谓的“向党交心”的大字报,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这些材料挖空心思揭露甚至编造自己的问题,并且无限“上纲上线”地进行自我批判。这些材料都存放在每个人的档案中,成为大家心中的一大政治包袱。

  记得陈毅老总在台上充满感情地说道: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你们本着对党的忠诚向党交心。那里写了不少过头的话,这些东西放在你们的档案里,将来到了社会上,谁还敢用你们?这些材料,要统统烧掉!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落了泪。

  后来,艾丰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实事求是,仗义执言’,陈老总的性格,成了我终生追求的楷模。‘实事求是,是为人之道、为事之道、为官之道’成了我的终生信条。”

  “反革命”

  在中国,有正义感不怕吃亏的人不少,而吃了亏能屡挫屡奋,葆有正义感的人却不多。

  为人家说话让自己倒霉,艾丰一生中有过多次。艾丰不以为悔,还总觉得自己比较“皮实”,一生吃亏也很吃得起,吃了亏还能往前走。

  1971年到1972年,“文化大革命”中要把艾丰打成反革命,“罪状”很多,列几条看看:

  一条主要“罪状”是“炮打江青,死保走资派丁莱夫”,另一条“罪状”是“给叛徒翻案”,还有一条“罪状”是“反林彪”。

  在两年多的“审查”中,艾丰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身体折磨和精神折磨。他说:“那个时候,人们想自杀,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这个飞来的灾难、天大的冤枉,艾丰也有另一个角度的积极总结:“对我来说,这两年‘反革命’当得很有价值。小时候看电影,我就想,如果敌人把我抓起来,我会不会成叛徒?能不能坚持原则?而当了‘反革命’后,我认识了自己。当‘反革命’受的罪挺多:6点半干活,干到12点;中午拔草,下午继续干活,干到晚上6点;晚上7点半开批斗会,批到11点;人家睡觉了,我还要写交代材料,经常要交代到第二天凌晨3点,然后第二天6点再爬起来干活。经过了这两年,我确信自己还是有骨气的。无论怎么整我,是我的我全承认,不是我的我一律不承认,也不乱揭发别人。别人揭发我,我也不害人家,还帮人家说好话。原则都是实事求是。”

  这些事,真实深刻地反映了艾丰的本性。有的人认为艾丰是“傻子”,有的人认为艾丰“聪明”。艾丰宁愿把自己归入“傻子”行列。他告诉别人,如果有一天他写回忆录,定名就叫《我一生做了哪些傻事》,书的序言是《我的墓志铭》,开头第一句话是“在这里埋葬的是一个被大家都认为十分聪明的大傻瓜”。

   用人有方

  聪明也罢,傻瓜也罢,一转眼,疯狂的年代过去了,青年时期的风风雨雨,都已经沉淀,变成了厚重的生命积累。时代在酝酿着下一出戏,在那出戏里,他在自己的领域成了真正的“领导”。

  艾丰在这个角色上演得十分出彩,让观众受到感染,为之赞叹。

  1986年底,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和工商部合并组合成经济部,艾丰出任主任。刚上任,他就发表了本书前面章节引用过的那篇就职演说,认为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对中国经济全局有总体把握,在某一个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用这三个条件来衡量,他只具备半个条件,但他表示要尽快具备这三个条件。其实,除了研究经济问题和具体的新闻报道内容,艾丰还以很大的精力来探求领导艺术——“权术”。

  艾丰几乎日夜都待在办公室,白天完成公务,晚上写作看书、找人谈话。

  这时的经济部,是由50多个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艾丰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了一份全体员工名单,连续半个多月每天晚上研究这份名单。他点着烟,眉头微皱,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面做些记号,然后再誊写在自己特意准备的小本子上。他在研究什么?他在研究每个人的特长、每个人的需求和每个人的发展前景。目的是什么?他认为,当部主任不仅是让人家干活,更要关心人,努力满足他们的需求,为他们的发展铺路。这就是艾丰独特而绝密的“人事档案”。

  艾丰认为,任何领导者,在做事情之前,都要理顺思路。领导别人,要他们去卖力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只让别人干活。作为领导者,必须同时考虑下级的发展,必须及时调整他们的位置。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是双向负责的关系。不然的话,这种领导者是十分自私的,他们也不会被下属从内心里真正敬重。

  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人的不同素质和发展前景,艾丰在工作中采取“分类指导”的方法。

  一部分人适合当领导,艾丰就为他们创造当领导的锻炼机会和提升台阶。

  当时部下面没有组,这么多的人都是由主任、副主任直接指挥。这既使主任们疲于奔命,又不能发挥更多人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培养人才。于是,他在部内首先推行了“土政策”——建立组一级的编制。三个组——工交、农村、财贸三个组,每组两个组长。报社不任命组长,艾丰就搞了“地方粮票”,自己任命。

  给了组长职位,又赋予他们足够的权力。各方面的报道,由组长在第一线组织和指挥;以前,夜班是由主任或副主任带班,艾丰改了章程,夜班由组长轮流当主编带班,主任和副主任完成签发手续。艾丰给主编的权力很大,“我批了可用的,你们认为不可用,可以先不用”……

  由于部内提供了舞台,这些组长本身素质也很好,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后来大都成长为报社或其他岗位的领导干部。

  《人民日报》副总编江绍高,1986年是一个普通编辑,艾丰发现他兢兢业业,一心扑在版面上,先是任命其为工交组副组长,后来成为组长,再后来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以后他调到总编室当了副主任、主任,后来又当了《人民日报》副总编。《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皮树义,艾丰发现他工作踏实、思维敏捷,首先“破格”提拔其为财贸组组长,后来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主任。农村组组长吴长生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后来又当了《人民日报》华东分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网络部主任。担任过农村组组长的何加正,后来当了副主任、网络中心主任。农村组蒋亚平后来当了人民网的创始人。工交组莫辛元成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所属《经济导报》总编辑。工交组记者王清宪后来当了国家体改委《中国改革报》常务副总编和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报》总编辑、社长,再以后还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后来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经济部主任助理戴正庆后来当了《市场报》副总编、《人民日报》华南分社总编、《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一把手。若干年来,从经济部成长起来的副局以上干部有将近十五六人之多。报社人事部门同志曾经跟艾丰开玩笑说:“你们经济部都快成了党校了。”艾丰也不谦虚,说:“应该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在部下面设组一级,这个经验早就在报社推广了。

  一部分人的追求是业务上的承认,各种原因使他们并不想“当官”,或者不适合“当官”,他们的需求是获得相应的职称。中级职称部内就可以评定,高级职称要到报社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定。

  有些老同志目标是高级记者(教授级),从发稿的总量上是足够了,但需要增加拔尖作品的数量,这样评起来会更有把握,所以必须在这方面为他们提供条件。

  有一天,艾丰路过建国门,看见荣毅仁新起的“巧克力大厦”,这是邓小平点名让他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应当说是改革开放的代表作。艾丰觉察到“巧克力大厦”是一个好题目,于是,他建议部内分工跑这个口的老记者计弘赓去写,而且建议报道题目就叫《巧克力大厦》。计弘赓是一位很有水平和工作经验的记者,立即认识到这个题目的“含金量”,很认真地进行采访,初稿写出来之后,又同艾丰商量,艾丰也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见。这篇稿子在《人民日报》一版“断版”发表了,一炮打响,成为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这个最新的成果帮助她申请高级职称获得顺利通过。

  对于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如果业务突出,在职称评定上,艾丰又总是努力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破格晋升”。有一年,全报社破格晋升了两位高级记者和两位主任记者,四个名额,经济部占了两个:一位高级记者,一位主任记者。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经济部的职称评定是《人民日报》各部门中评得最满意的部门之一,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艾丰敢于在报社职称评定会上为本部门的同志去争,主要是靠平时对编辑、记者在业务水平提高上下扎实功夫。经济部有一个始终坚持的会议,那就是每星期一下午的部例会。这个例会不仅研究和布置当前的报道精神和报道任务,而且总是以各种形式进行新闻业务的研讨。

  对于年轻的同志他曾专门举办一个名叫“拿出合格品”的研讨班。当时在年轻同志中间存在一个问题:稿件写好了,匆匆忙忙就“交卷”,然后催促发稿见报。由于稿件写得很粗糙,编辑要花很多时间加工,组长和主任们也要花很多时间修改。虽然修改很多,但发表之后,这些年轻同志都不再研究为什么这样修改,而是见报大吉。这不仅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量,更妨碍了这些同志的进步。艾丰在研讨班上先做了一个报告,其中讲了新闻写作中的两种心态问题。开始写作时,心态应该是“我是天下第一才子”,要争取一气呵成;稿子写好之后,心态应该是“我是天下最差的作者”,要对初稿进行反复的修改。而有的人的问题是两种心态位置放反了。开始写作的时候,他觉得“我是天下最差的作者”,没有信心,改来改去,最后情绪都写没了。而写好初稿之后,却觉得“我是天下第一才子”,写好的东西一个字都不需要再改动了,这就放弃了稿件质量提高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反复修改。就像我国的一些产品一样,后加工整理很差,价钱卖得很低,外国公司买去以后,经过后加工整理,附加值大大提高。

  为了使大家信服,艾丰还特意收集了一些稿件,把同一稿件修改前和修改后的不同状况作一对比,许多年轻同志服气了。然后,艾丰又组织全部大会,请他们在会上就参加研讨班的收获体会发言。

  对于一些进步快、业务冒尖的同志,艾丰更是“抓住”他们,严格要求,以促使他们“更上一层楼”。

  现任《人民日报》经济部副主任潘岗,在艾丰当经济部主任的时候,开始是一般编辑,但由于他十分刻苦努力,一段时间内在《人民日报》发了不少一版头条,成为众人瞩目的后起之秀,后来又被提拔当了财贸组副组长。为了激励他继续进步,艾丰采取了“激将法”。一次,与潘岗谈话时,艾丰突然对他说:“我对你有一个判断,三年之内很难再进步了。”这算什么话?正在如日初升的潘岗自然很难理解,因而也不能接受这个说法,但他没反驳,转身走了。艾丰看他没反应,为了进一步“刺激”他,让他理解自己的真实意图,就又做了一件事。他把潘岗刚刚送来的一篇一千多字的评论稿子,反复看了几遍,然后做了认真的修改。艾丰在原稿三面都贴上了白纸,改了17个有毛病的地方,贴上去的白纸都写满了。

  艾丰又和潘岗打招呼:“你的这篇稿子我挑了17处毛病,准备在例会上进行讲解。你不要误会,这不是给你难看,更不是不信任你。现在大家认为你是颗正升起来的新星,讲评你的作品,对大家重视自己的提高会起到更好的作用。”例会上,艾丰讲评了潘岗的这篇评论,并把修改稿送给潘岗,请他参考。

  例会后第二天,潘岗把艾丰的修改稿送回来了,但上面多了些内容,那就是逐条反驳艾丰的17条修改意见。

  艾丰看看他熬红的眼和固执的表情,知道他对自己的修改和做法的本意没有想通,就对他说:“咱俩不要再争论了,你想不通,我的意见就放在那里。这是业务问题,不是行政问题,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咱们存而不论。”

  过了两年半之后,一天晚上,潘岗到艾丰的办公室聊天。艾丰旧事重提:“潘岗,咱们还有一桩公案没了呢:第一个公案是我断定你三年停滞,第二个公案是我给你的评论挑了17条毛病。你现在回答我,现在有什么作品超过了你原来的水平?”朴实的潘岗觉得的确是被艾丰说着了。

  艾丰接着说:“我为什么断定你要停滞三年?是因为你当时非常努力,也就是说,你超级的努力把你所有的基础和素质都发挥了,甚至可以说发挥到顶了。你如果要再继续进步,必须在基本素质方面有所提高,比如说理论素养、社会活动本领、文学功底等。这就好像种花的底肥,原来的底肥都用没了,就是马上添加新底肥,也要有段时间才能促使新的花朵绽放。”

  潘岗会心地点了点头,两人谈得很融洽。此后他更加敬重艾丰了。

  王清宪,是艾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带的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上班,艾丰就对他说:“我的办公室,不找你,一般不要进来。”

  过了一年,他有些恐慌,找到艾丰:“艾老师,你对我到底有什么意见,为什么一直不找我?”

  艾丰说:“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研究生,是我的属下干部。如果你老往我这儿跑,别人会说我给你‘吃偏饭’了。你所有的成绩都会被认为是‘吃偏饭’的结果。你不要以为有一个导师当领导有好处,我是导师的时候,辅导你,我对你是正面的,现在你成了我的部下,我对你就是负面的,因为在我的阴凉下很容易把你盖住!”

  作为上级,艾丰对王清宪更加严格要求。和国家体改委合作搞的一组关于房改的报道,在艾丰的要求和指导下,王清宪从头至尾改了四遍,最后一遍还是艾丰亲自改定的。现在,这些修改稿的底稿王清宪还作为纪念品保留着。后来,王清宪到《中国改革报》当常务副总编,到《中国信息报》当总编辑、社长,还总是回忆起那段收获最大、心情最愉快的日子。

  “执政风格”

  艾丰做部主任,除了工作制度和业务建设之外,更重视的是与同事之间心与心的交流。

  他上台之初,便向大家交代自己的“执政风格”:

  “第一,我的风格是‘诚恳的简单化’。我保证对大家是诚恳的,不会嘴不对心,但方式、方法力求简单。表扬你就是表扬你,批评你就是批评你,不会在批评你的时候再加上许多肯定你的客套话。我说什么话就是什么意思,大家不必去猜是否弦外有音。因为我们天天在一起工作,关系搞那么复杂,大家都会太累了。

  “第二,我不怕‘刺头’。保证公正、公平办事。如果怕‘刺头’,不是‘刺头’的同志也会‘刺头’起来。

  “第三,欢迎‘拍马屁’。我要做好工作,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大家的支持。现在有一个毛病,谁要支持领导的工作,谁向领导多汇报工作,往往就有人说他‘拍马屁’。这样谁也不敢接近领导了,领导就被架空了。不要怕人家说‘拍马屁’,这点小风险你都不敢冒,再大的风浪你能顶住吗?这样的人怎么重用你?”

  这些话初听起来“理很粗”,很刺耳,但它本身就体现了艾丰“诚恳的简单化”的风格。

  艾丰大胆改革夜班制度。当时夜班的问题很突出,多数人不上夜班,上夜班的人很少,几年都是同样的人,而且多是刚来的年轻同志。老同志不上夜班,又对年轻编辑改的稿件有意见。于是,部务会议决定,男同志55岁以下,女同志50岁以下,都要上夜班,“无一幸免”。

  决定宣布之后,一位研究生同学找到艾丰,说:“我有病,我不能上夜班。”艾丰问什么病,他说“美尼尔氏症”。艾丰说:“美尼尔氏症平时不犯不算病。你上夜班,如果病犯了,你再下来。”那位同志觉得艾丰不讲同学情谊,艾丰解释说:“这是公事,不是私事。私事,同学之间好商量,公事就要公办。如果你是我的同学,就可以不执行部里的决定,那别人不执行我怎么管?如果你非要不上夜班,我也不能逼着你上,但有一条,将来评职称,我会不同意你被评为主任编辑,因为主任编辑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够主持版面。你再想想看。”

  这位同志想通了,愉快地上了夜班,并且在版面设计上有不少创新。艾丰专门召开了一次例会,举办这个同志的版面展,让他介绍经验。

  艾丰“诚恳的简单化”也有过头的时候。一次,部内评中级职称,一位年轻的同志在申报表上把“编辑”的“辑”写成了“通缉令”的“缉”。艾丰看了非常生气,申报编辑,居然把“编辑”的“辑”写错!艾丰当面批评了他,但还觉得“言犹未尽”,就在一次例会上,又当着这个同志的面点出了这个问题,还说:“这个错误让别人啼笑皆非。据说,你在大学还是个高才生,你怎么不高才一个给我们看看?”这句挖苦的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那个年轻同志本人也深深地低着头。会后有人提醒艾丰话说过了头,也有人对被批评的年轻同志表示同情,认为艾丰的话说得不妥。那个年轻的同志笑笑说:“没关系,我知道,他这是恨铁不成钢。”

   花絮·凌志军

  为了凝聚人心,艾丰也总是好想一些特殊的“招数”。

  经济部组建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要到了,部里决定开一个春节联欢会。联欢会第一项程序是艾丰讲话。在联欢会上做报告,风险不小,但是他不但做了,而且竟拿了厚厚一摞约100页稿纸的发言稿,一万字左右,整整讲了一个小时。

  艾丰这个报告没有抽象的概念,也没有众人皆知的陈词老调,他用事实回顾过去一年经济部的发展。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报告里,经济部所有的50多个人都提到了,并且具体讲述了每个人在过去一年做的一件好事。

  大家津津有味地听着。每个人都关心部里的这些好事,特别是关心提到自己时说的是什么好事。他们不仅关心经济部的发展,也关心这位新领导对自己是什么印象。大家鸦雀无声,生怕漏掉一个字。他们感到,这位主任不仅目中有人,而且心中有人。他们不知道艾丰的这个报告准备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但他们知道,如果平时不关心每一个人,事先没有这方面的积累,再怎么准备也是讲不出来的。

  “不合时宜”的报告获得了成功。

  又是一年的春节,部里又要召开联欢会。艾丰想,第一次联欢会上做报告,我讲了那么多,虽然获得成功,这次也不能再听我夸夸其谈了。这次的办法要出人意料,来个一句话不说。恰巧他的新作《新闻写作方法论》刚刚出版,艾丰决定在联欢会上每人送一本自己的书。只是送书,还是单薄了点,于是他又决定在送给每个人的书的扉页上,写上一句自己的赠言。

  赠言是每人一条,既不能抄现成的名言佳句,还要对每个人有比较强的针对性。一人一条,还要有个性、有味道,谈何容易!他冥思苦想,遣词造句,写了一个晚上,又写了一个晚上,直到开联欢会的那天凌晨三点,才算写完。

  联欢会上,他抱着几十本书走上讲台,说:“今天,我一句话不讲。我要赠送大家每人一本我的新作,同时,赠送给每人一句悄悄话,你们回去自己看。”

  他把赠书一本一本送到每个人的手里,然后又走上讲台:“我这里还有一本书没有赠出。这本书是赠给江夏的,给她的赠言我本想写一首四言绝句的诗,现在书上只写了两句,还有两句作为谜语,请大家补上。谁补对了,我这里有精装的《新闻采访方法论》作为奖品。”

  江夏当时是经济部的年轻女记者,现在已经当了经济部副主任。

  艾丰念道:“我赠言的前两句是:‘温柔如一江春水,热情如夏日凌空’……”

  会场活跃了,人们已经听出来了,这是一首藏字诗,把江夏的名字藏进去了。“温柔如一江春水”藏了一个“江”字,“热情如夏日凌空”藏了一个“夏”字。后两句怎么接,大家各有各的补法,一时议论纷纷。这时,后来写过《交锋》、《联想风云》等畅销书的凌志军站起来了,他那时在经济部工作,爱逗趣,有点调皮。他说:“我对出来了!”艾丰说:“请讲!”凌志军以朗诵诗的腔调,大声说:“温柔如一江春水,热情如夏日凌空——我爱你呀,江夏!”

  妙哉!顿时,众人鼓掌大笑,江夏娇羞如花。艾丰一看欢快的气氛出来了,也乐开了怀。

  后来有人问艾丰到底应该怎么对,艾丰说:“四句诗,我是按春、夏、秋、冬设计的。前两句春夏已经有了,后两句,一句要有秋,一句要有冬,就算对上了。”

  

(责编:张立君(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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