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总编成败任评说

2008年01月17日09:05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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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好像刀刃和刀背,冲到前面的是刀刃,因此被卷伤的肯定不是刀背。你做刀背还是做刀刃?”

                                                            ——艾丰


  自比雍正

  披荆斩棘是最能让艾丰兴奋的事情,历史再一次给了他这个机会。

  1996年4月,艾丰调任经济日报社任常务副总编辑,6月“扶正”,担任了总编辑。任命通知是经过中组部、中宣部联合调查之后,以中共中央通知的形式发出的。这意味着艾丰得到了党的最高层次的肯定。他的心情自然是激动的,特别是在经过这么多挫折。那一年,他58岁。

  当时他写了一首到任感怀的诗:“笔下风云追分秒,版面方寸纳五洲,船行险滩须放胆,高歌猛进呈风流。”从诗中可以看出他想好好作为一番的心境。

  其实,他更感到一种压力。这压力既来自信任,也来自他面对的任务。虽然他搞了多年的经济报道工作,但现在他面对的是国内经济类最大、最具权威性的一张报纸,面对的是拥有过杰出前任的报纸。谁都知道,接手一个烂摊子不容易,但接手一个高手领导过的单位更加不容易。要在这样的单位担任领导,继承前任的优点已经很难,还要在很高的水平上“创新、发展”,这谈何容易!

  《经济日报》创刊于1983年,它的创建者、第一任总编辑是安岗。安岗何许人也?早年从家乡天津到解放区参加革命,18岁担任晋察冀《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解放以后,1948年组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开始担任副总编辑。20世纪5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重点建设工程的报道,因其特色和深度产生过巨大影响,有“安岗式报道”之说。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他又在《人民日报》创办了《市场报》,从这个名称就可看出他思想的超前性。他办报以点子多而著称。

  安岗是艾丰的老师和领导。艾丰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时,安岗是新闻系主任;艾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研究生时,安岗是该系主任,可以说他们结下了不解的师生之缘。在《人民日报》,安岗又是艾丰的领导。

  安岗奠定了《经济日报》发展的基础。艾丰说过,安岗为《经济日报》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框架,这个好框架为能够比较快地成立报业集团创造了最基础的条件。艾丰认为,安岗是《经济日报》重要的无形资产,1997年他在任的时候,曾主持召开了“安岗新闻工作60年研讨会”。

  范敬宜——继安岗之后《经济日报》又一位总编辑。范敬宜是范仲淹的后代,虽然在1957年以后20年内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历经坎坷,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成为传诵一时的佳作。到《经济日报》后,他捋

  顺了报社的内部关系,确立了《经济日报》的地位和风格,扩大了《经济日报》的影响。

  艾丰视范敬宜为诤友和领导。他曾写过一首诗敬赠范敬宜:

  先忧后乐秉祖训,无可不报振新闻。

  一代儒将传奇在,理同情合我师尊。


  艾丰提起他的优点,如数家珍:“老范是文人中的文人,我是文人中的武人。在工作方式上,他侧重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整理出来加以采纳。所以在他的手下,大家感到发挥的空间很大。我锋芒毕露,他比我柔和……老范不仅把新闻看成工作,更看成乐趣。你让他看版面、审改稿件,对他来说,那是一种享受,我做不到这一点。新闻界达到这个境界的也很少。”

  范敬宜对艾丰也很亲近和尊重,总是称呼“老艾”。艾丰到黄山后写了两句诗:“如此黄山未入岳,何叹世事多不公。”范敬宜常常引用这两句话,并以此为依托,赠诗给艾丰:

  艾郎才气势纵横,名满神州一奇星。

  如今黄岳成魁首,莫叹世事多不公。


  两位前辈,一师一友,皆为大家。

  他直接接手的前任是第三任总编辑杨尚德,对杨尚德,艾丰这样描述:“在大学我们是同学,虽然年级比我低一级,但他是调干学生,年纪比我大,已经有新闻工作的经验。在同学中他很有名,因为当时他在《人民日报》文艺版上连续发表多篇杂文。那时我们都把在《人民日报》发表杂文看成高不可攀的事情。”

  面对他们,艾丰自比雍正,他说:“雍正面对的是‘康熙盛世’,康熙很成功,你来接手不掉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在高手的基础上再创新,这就很难了。不过,盛世不等于没有问题。初创报纸时,大家为创业所激励,一些问题会掩盖下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持续发展,许多新矛盾必须解决。”

  1983年到1996年,13年间,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的媒体状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媒体特别是经济类媒体大量涌现。不可忽略的现实是:20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金鸡独立”、“一唱天下白”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新创刊的一批批财经报刊在市场中雄起,《经济日报》不可避免地受到竞争和冲击。如何把握新经济体制下的新闻报道?如何把握新闻媒介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的新闻报道?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把《经济日报》再提升一步?这些都是新的课题。

  对于报纸的持续发展,艾丰有这样的认识:一张报纸要真正“立住”,必须经过5年到10年的考验。在初创时期拥有的“新”的优势逐渐消失之后,必须在体制、业务、人事、管理、手段等方面全面建立正常、良好的制度和运营机制,一直保持创新的势头,才有可能办成成功的报纸。

  大手笔抓报道

  在总编辑的岗位,艾丰抓了不少大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6年6月,艾丰到任不久,就带领一个记者组主持采写了反映上海实现两个转变的系列报道,连续六篇述评在报上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20世纪80年代上海在改革开放中落后了,以致人们在谈论“大上海的沉没”。90年代初大上海开始崛起,对这一变化的深层原因许多人并不清楚。这组报道比较全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特别揭示了上海最“看家”的经验——土地批租。过去上海发展总是寄望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希望上交少一点,自己多留一点。但靠这种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即使国家少要一点,给上海多留一点,这点资金对上海的发展需求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后来他们解放思想,从自身找办法,发现最值钱的东西他们没有利用好:上海经过近代和现代的发展,最值钱的是地皮,但这些最值钱的地皮却被大量效益很低的企业占据着。于是,他们决定把市中心的里弄小厂一律拆迁,腾出地皮来出让,一下子筹措到了几百亿人民币和几百亿美元。大上海的建设有了雄厚的启动资金……这个经验后来为许多城市所效法。

  1997年初,报社在北京召开全国记者会议。艾丰在会上向记者做报告,谈自己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供大家在搞报道时参考。他一共谈了12条,第一条就是“出现了全面的买方市场”。当时的宣传口径,“需求不足”是禁区,但艾丰从分析实际情况中感到确实存在着需求不足的问题,于是就从另一个角度把它表述出来,“买方市场”其实就是需求不足的表现。这个报告的提纲登在了《经济日报》的内参上,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份内参后,在上面批示道:这篇文章写得很全面。于是艾丰有了底,把报告的内容改写成文章,题目是《注意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199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998年“两会”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的核心,《经济日报》提前七八个月宣传了这一思想。

  1997年艾丰组织了“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大型宣传报道活动。一到春节黄河下游就没有水了,形成了断流。母亲河没有乳汁,这是综合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警觉和关注,于是编辑部决定搞一个大型宣传报道活动。活动策划方案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批示,也得到了水利部的支持。采访启动仪式在报社的大院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陈俊生、水利部部长钮茂生到会讲话,然后记者组开着带有“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字样的汽车出发。从4月15日到7月1日,记者们从山东黄河入海口一直走到青海黄河源头。除沿途到第一线采访之外,还在每个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一路采访,一路宣传。到青海黄河源头采访的时候,艾丰也亲自到了青海。在和青海省委、省政府领导座谈的时候,艾丰对青海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青海的经济仅从本省看,规模很小,GDP还赶不上沿海一个地区,但从对全国的作用来看,它又是很重要的。青海是我国两条大河长江、黄河的发源地,黄河的水有一半是青海地段注入的,所以,青海经济应该命名为“源头经济”。以这样的经济定位,实现和下游省份在经济上的合作和联动,对两河流域有利,对青海也有利。整个采访结束之后,记者组写了综合性报告,报告送交中央后,朱镕基同志、温家宝同志都作了批示。

  ◎艾丰为“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出征送行。

  1998年6月关于“资本运营”的系列报道,也是一次完整的策划。当年2月,湖北记者站站长魏劲松到报社询问艾丰,武汉正在开展资本运营活动以搞活国有企业,这个经验是否值得肯定?艾丰认为经验很好,值得推广。魏劲松建议艾丰,在召开“两会”期间,趁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拜访他们一下,就这个问题和省领导做一次沟通。艾丰这样做了。贾志杰、蒋祝平二人听到《经济日报》总编辑都肯定武汉的经验,很重视,回去以后,专门成立一个调查组进行调研。调查组经过调研之后,发现武汉的经验确实很好,于是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推广。魏劲松把这一信息告诉艾丰,5月,艾丰决定亲自带队,组织一个记者组进行深入采访。三篇报道和一篇评论写好之后,艾丰又选择了最好的发表时机: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6月初召开全省资本运营推广大会,《经济日报》在会前发表了两篇报道,在会议进行期间又发表了一篇报道和总结性的评论。由于是在会前为会议做了舆论宣传,又和会议同步发表文章,而且,贾志杰发表讲话的时候特别引用了评论所说的内容,这组报道在湖北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记者站站长魏劲松也成了资本运营的专家,和武汉市副市长张代重一起到湖北各地做资本运营的报告。

  如本书前文所述,艾丰最早提出资本运营的概念。如果说当初春兰的报道是从微观的角度阐述资本运营的话,那么武汉的报道又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资本运营,特别是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将其进一步深化。艾丰写的评论题目是《资本运营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金钥匙》,主要论点有三个。一、从资本运营的角度看,可以增强国有企业改革的信心,因为我国有一大笔国有资产。二、从资本运营的角度看,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马克思说资本在流动中增殖,而国有的资本恰恰不能流动。三、从资本运营的角度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出路,不是仅仅着眼于一个个企业,而是主要着眼于国有资产、国有资本的状况,把国有企业的操作提升到国有资产、国有资本操作的水平。这些见解的正确性和指导性,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

  版面革新

  版面是报纸最重要的资源,版面的改进一直是作为总编辑的艾丰所关注的问题。

  艾丰经过反复思考,认为版面改进要解决三个矛盾:第一个矛盾,信息量越来越大和版面少容纳不下的矛盾。第二个矛盾,信息量大和读者选择困难的矛盾。厚厚的一摞报纸,读者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哪里。第三个矛盾,头版头条资源稀缺,每天一个的头版头条用来刊登中央要闻之后,所剩无几,难以突出本报特色和独家新闻。

  经过一年半的酝酿,1997年底,作为总编辑的艾丰经过和社长徐心华反复商量之后,《经济日报》编委会讨论决定1998年实行改版。总版数由原来的8块版增加到16块版,以解决信息容量问题。16块版是四大张,分别定为A张、B张、C张、D张,每张上面都使用“经济日报”报头,但第二、三、四张使用的字号要小一点,同时在报头下面加上本版的名称。每张的版序按A1A2A3A4、B1B2B3B4、C1C2C3C4、D1D2D3D4排列。这样的设计,便于读者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同时,每大张也就是一版、五版、九版、十三版都有了自己的头版头条。艾丰高兴地说:“这样,我就每天有四个头条可以使用了。”

  改版获得了读者的支持:1998年《经济日报》由于扩版报价提高了40%,总发行量没有下落,反而增加了6万份。这个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预计。

  改版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报社同仁。《经济日报》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新面貌,大家都挽起袖子,摩拳擦掌,准备“好风凭借力”,送“报”上青云。

  在艾丰的设想里,改版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以版面为单元,调整组织机构,使版部相对应,以“版部合一”的方式,实现权责利统一,向“扁平化”管理迈进。

  ◎艾丰陪同丁关根考察新落成的《经济日报》电子编辑系统。左一为徐心华,时任经济日报社社长。

  “放下纸和笔”

  为建立《经济日报》电子网络系统,艾丰付出了不少心血。在历史上,《经济日报》曾经率先实现激光照排,“告别铅与火”——不再用铅字排版。1997年,《经济日报》实现了第二次报纸技术的重大革命,“放下纸和笔”——编辑、记者不再用笔在纸上写稿、改稿,一律在电脑上操作。为搞好网络设计,艾丰亲自为报社的网络设计画“方块图”。“方块图”清楚地展现了整个网络的架构和运行要求。由于要求清晰,技术公司编制软件程序非常顺利。网络基本成型之后,就开始发动全体编辑、记者学会使用电脑和网络系统,目标是在三个月内实现封闭运行。在编辑部楼的门口,竖起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距离放下纸和笔还有××天!”原来以为最后总有一些死角做不到放下纸和笔,可日期到了,一个落伍的也没有!这充分体现了全体编辑、记者的齐心和努力。1998年3月“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艾丰一边参加会议,一边为报纸写稿。他是报社第一个利用报社电子网络从社外传送稿件的人,每天一篇会议随笔,当天传送,当天见报。

  鼓掌问题

  1996年夏天,经济日报社从原来的王府井迁址到宣武区白纸坊东街。离开工作十几年又十分繁华的老地方,人们总有些恋恋不舍。但新的社址毕竟更加宽敞,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办公条件改善了,艾丰认为这也是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好时机。

  新的编辑部大楼竣工,特别举行了一个竣工入住典礼。报社全体同志包括已经离开一线的老同志,齐集大楼前的广场,庆祝这值得高兴的日子。

  艾丰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大楼竣工投入使用了,大家都很高兴。我现在想到的是这样一句老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楼是在我们这一届领导班子开始使用的,但是,盖楼的资金是前几任领导班子带领大家艰苦奋斗积累起来的,盖楼的决策和施工是前一任领导班子领导大家进行的。我们今天住进了新大楼,但是不要忘记《经济日报》的老同志在东单一家小饭店办公、在经委大院简易棚里编报的历史。今天工作条件好了,还要继续发扬报社老同志艰苦奋斗的作风,让我们的后来者,也能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感受。

  对艾丰的讲话,大家报以一阵掌声。

  事过半年,在春节联欢会上,一位离退休的老同志发言时,还对艾丰的讲话作了呼应。这位老同志说:“艾丰同志说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感觉后来的同志工作得也很好,后人栽树,前人也能够乘凉!”

  对于报社的新址,也有一些特殊的议论。因为新址靠近“自新路”——过去是北京第一监狱所在地,旁边又有一个“半步桥”,有人便觉得风水不好。一次大会上,艾丰针对这些说法,又讲了这样一段话:

  有人议论到咱们新地址的风水,我看风水不错。我作了一首诗,大家看看对不对:

  宣武门外不宣武,菜市口南说油盐。

  半步桥上岂半步,陶然亭下亦陶然。


  大家会心地笑了,以后风水不好的议论就基本没有了。

  对于报社的人气,艾丰也从点滴上加以注意。一次大会上,艾丰讲道:

  过去在王府井没有会议室,报社很少开大会。现在有条件了,该开的大会还是要开。一个报社的同志总是分散工作,你不见我,我不见你,缺少一股热气。现在我们的会议多了,大家会面的机会也多了。但有一件事我作为新来的人还很不习惯,就是开会的时候,有人在台上讲话,大家不鼓掌。如果是坐在台上的人,讲完话大家不鼓掌,他会觉得很冷清。如果是台下到台上发言的人,他发完言,大家不鼓掌,从台上回到台下,这几步路他会觉得有几里远。鼓掌是两层意思,一层是礼貌,一层是赞同。即使你不赞同,礼貌也总是要讲的。大家要注意互相鼓舞。

  他讲完后,台下一片掌声。此后,鼓掌的“问题”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解决。

   简政放权

  作为总编辑,艾丰十分注意调动各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1996年刚到任的时候,编辑部13个部门有7个部门没有正职领导。他认为,部门是报社运行的基础,长期没有正职会影响工作,在他建议下,编委会迅速解决了这个问题。接着他又亲自主持了“怎样当好部主任”的研讨班,提升部主任水平,健全各部门的规章制度。

  为了更好地发挥各位副总编辑和编委委员的作用,艾丰倡导和实行了编委轮流值班制度。几位副总编辑轮流值夜班,艾丰的交代是:“你们全面负责夜班版面的安排,没有疑难问题不必再请示我。”几位副总编辑还要轮流值白班,艾丰的交代是:“中央没有定常务副总编辑的职位,谁值白班谁就是常务副总编辑,全面主持日常工作。凡是你们认为可以拿得准的,就可以自己决定,只有觉得拿不准的,再找我商量一下。”对白班夜班值班者他有个共同的交代:“你们大胆负责,出了问题我来承担。”后来有人问道,这样安排是不是冒险?他回答说:“我们的班子成员都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又有相当高的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放手是没有问题的。”

  对各地记者站,他提出了一个说法:“能够领导上级的下级是好下级。”他解释说,好报道、好点子都是来自实际,来自第一线。“你们搞好策划,让我按照你们策划好的路数去跑龙套,我很愿意!”为了加强记者的工作,他同意记者站应该实施“五个一工程”:一支好队伍,一栋办公楼,一个小车队,一套好设备,一个关系网。

  1998年6月8日,《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正式建立。报社同仁们高高兴兴地在办公大楼门口挂起一块烫金招牌“《经济日报》报业集团”。《经济日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也是一个新的探索阶段。

  时过半年,1999年1月21日,艾丰收到了宣布他离任的中央文件。他到了该“让贤”的年龄。到年龄就下,这已经成为制度,艾丰当然了解这一点。但正干在兴头上,对事业有许多想法,而这些想法尚未实现就离开岗位,又着实有些难舍难分。

  艾丰回顾不到三年的任职期间,觉得自己是日夜拼命、问心无愧,但也留下了若干遗憾。总编辑的成败得失,自有人评说。也许从艾丰的话中我们可以理解一切:“这就好像刀刃和刀背,冲到前面的是刀刃,因此被卷伤的肯定不是刀背。你做刀背还是做刀刃?”

  离职演说

  得知艾丰即将离任的消息,编辑部、行政后勤、经营部门、直属单位、记者站等各部门的同志以及退休老同志纷纷给他打来电话,他们纷纷表达友好、不舍、慰藉及各种各样的感情。

  艾丰的心里暖暖的。他来时,人们说“来晚了”;他走时,人们说“下早了”。简单的几个字,让他思绪万千。他知道,这不是科学语言,不是工作语言,更不是对职务任免的评价,而是同志之间的感情传递。语言有时总是显得简单了点,但深厚的情感浓缩得化也化不开时,便有了一句话语暖三冬的感受。艾丰说:“同志们能够给我这样的情感,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工作,还要求别的什么评价呢?”

  在确知艾丰离任的消息之后,社长徐心华和艾丰有一次长谈。艾丰和徐心华是在《经济日报》改为“双正制”之后,一个任社长,一个任总编辑,一起来到《经济日报》的。本来相约同上同下,但由于艾丰年长两岁,要先离开总编辑岗位了,彼此有些恋恋不舍。艾丰对徐心华说:“咱们共事这几年,我感觉总体合作是很好的。咱俩的性格有些互补:你的原则性强,比较稳健,遇事考虑周密,我‘冒’一点,但有你把关,就不会出问题。你可能也感觉出来了,有看法我就发表、直说,包括不同看法。但如果你已经拿出了决断性的意见,我就不会再说不同的意见了。”徐心华说:“你的性格很直率,我很欣赏,包括我的爱人也很欣赏。你水平高,敢闯,名气大,我们班子的同志都感到沾了光。”艾丰连连说:“不,不,我们都是互相学习。”两人都觉得,能够在一起合作共事三年,是“有缘”哪!

  中组部、中宣部的领导同志到报社来,召集处以上干部,宣布艾丰离职和任命新总编辑的文件。艾丰发表了“离职演说”,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他说:

  岁数过了,老不下来,就压了不少人,对人才成长不利,对报社事业不利。知心的同志说,再干干,再升升,岂不是好?就个人内心来说,谁不想得到进一步的提拔?但一个人考虑问题要实际,要看大局,看自己的条件,看工作需要和客观机遇。党员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工作的需要。说来很巧,就在中央文件下来的那一天,本报《人物周刊》上发了我的文章,题目是《大事和大官》,我想那也是我对待这件事情的思想基础。

  当我刚刚来到报社的时候,有的同志就问我,准备在这里干几年?我回答说,这是中央决定的事情。就我个人来说,干一年,也要按照一百年干,干两年也要按照一百年干。我十分珍惜在自己人生道路上这个难得的机遇。可以告慰自己的是,我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这三年我尽量不辜负中央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期望,努力做最大限度的投入。

  值得欣慰的是,近三年来,《经济日报》的各方面工作和事业都上了一个台阶,而且正在上一个新台阶。大楼耸立,网络开通,集团建立,成员有增;报道增色,收入增加,版面扩大,发行稳定;班子团结,人心思进,创新不断,改革气浓。这是中央领导、大家努力的结果,但毕竟有我作为报社一分子的贡献。在总编辑的岗位上,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我学到不少东西,成为我今后工作的重要积累。


  艾丰离任的感觉是复杂的。《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离任的时候,给艾丰写过一封信,庆幸自己的“平安着陆”。而今,艾丰在感激、欣慰、遗憾多种情绪交织之中,也感觉到了一种轻松。

  我现在感到一种轻松,李庄同志在从总编辑岗位上下来的时候,给我写的一封信中说,他为“平安着陆”而庆幸。因为他是从运动中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老同志。我的轻松略有不同,这就是最近召开的程远同志作品研讨会上新华社一位同志说的,“可以不看大样了”,实际是可以摆脱许多日常事务性工作了。但我现在感到更多的是一种压力:未来的时光怎样过得更有意义?研讨会上程远同志说,这是对他的总结,我说不对,这是你的新起点。我现在面临的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一定要有一个新的起点,希望同志们给予支持和帮助。

  在这个离任报告中,更有一段艾丰精彩的人生箴言:

  人生有“三在”:在位,在职,在世。从总编辑的角度说,我不在位了,但还有其他的工作可做。何况我也不是完全不在位,其他“两在”我还都有。现在还在职,即使将来也不在职了,还有一个阶段——在世。我看,只要在世,就要做事,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事。干部不是终生的,但党员是终生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现在说这话似乎还太远,但应该是我们的基本生活态度。

  人生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终生不能放松,立功也不一定非要有领导职位。立言,不在领导职位,时间更充裕了,可能是更好的条件。所以,要做的事很多,争取尽快找到新的定位。

  人生有“三情”:亲情、爱情、友情。我在59岁生日的诗中说:“人生甲子匆匆过,苦辣酸甜炼童心。喜怒哀乐皆缘事,最最宝贵是真情。”情贵真,但亲情来自血缘,爱情崇尚专深,只有友情既可深厚,又应广泛,并且最能够和事业联系在一起。昨天晚上,我们原来编委会成员一起座谈,是对我的一种友情的表达,同志们许多深情的语言,感人肺腑。我的答词是:能够一起共事,而且合作得这样好,可谓“三生有缘,终生不忘”。还有一层也要说一说,武春河同志,在《人民日报》是我的老领导,他豁达大度、善与人和,相处时间不是很长,但成了我真诚的朋友,现在又调到《经济日报》,继续做我的领导,也是一种缘分。他在三个地方当过总编辑,在《经济日报》总编

  辑的岗位上,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最后他念了自己新作的一首诗:

  方兴未艾是事业,暖人肺腑是友情。

  酣畅淋漓是理想,言犹未尽是人生。


  艾丰讲完,台下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艾丰坐在那里没有抬头,他不想继续加重这种惜别之情。

  新任总编辑武春河接着做了简短讲话。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总编辑的岗位,也能够得到大家送给艾丰同志的那两句话和今天的热烈掌声,我就心满意足了。”

  “言犹未尽”,艾丰离开了《经济日报》领导岗位。他的背影稍显疲惫、略觉沧桑,但很豁然。

  

(责编:张立君(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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