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方汉奇

　　方汉奇有不少的头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被学界尊称为泰斗、大师。然而，方汉奇习惯大家称呼他为“方先生”，否认自己是新闻界的“带头大哥”，但承认自己是当年的“漏网右派”。

　　方汉奇年逾八十载，育人近六十年，仍然时常向学生们唠叨“要坐得住啊”。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名有利，可是他依旧耐着寂寞搞研究；无论春夏坚持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

　　方汉奇说教师爷是个自由兵。1953年，方汉奇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教师一可以不用坐班，二还有寒暑假。结果，当上了人民教师后的他却把凡属个人能够支配的时间基本上用在了读书上，连公休日、大年初一都照样。

　　在方老的家中见到真人时，很是惊讶于眼前这位身体挺直、面色红润，谈吐风趣自然，脚下步履如风的老人。客厅并不算大，书占的空间却不少，靠墙的书架满满摞着里外两层书，从地下直逼天花板。也许在弟子李建新的记忆中，这样两排叠放的书架会永远占据着最温软的位置。

　　李建新：弟子感念恩师是为了找一份资料。

　　“我看到他在他的书架前一遍一遍地翻阅查找，很长时间不停歇。他的书是两排甚至是多排叠放的，这需要不停地移动它们。好几次，他爬到了地上，在最下层的地方和犄角旮旯里去寻找。”

　　他说，帮他找个材料，这很一般的事嘛。是为了确认一个新闻史实。“70多岁的身躯蜷缩在地下，手在不停地搬动着一本本沉甸甸的书，花白的头发在灯光的映照下闪闪的发光，听得出他在不断地喘着粗气。”

　　他笑，那是文学语言。

　　是为了指导一个“远房”的学生。“随着搬动的书的增加，他喘气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到后来他找到那本资料的时候已经是汗流涔涔了。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他盯着身旁的书架，轻轻地：其实这种事，对每个学生都这样。越过明亮的窗子，阳光正点点洒落在厚厚的书本上。他补充，这李建新人家现在也都是教授了。

　　看到健硕的方先生，让我心理踏实了许多。至少，我能劝慰自己，他有接触和了解新闻学晚辈的心，我不是在浪费他的时间。李磊：师有劳，弟子赴其役弟子李磊的成长最离不了方先生。做研究生时，跟着方先生求学的三年时间里，共读了50多本书。每半个月，方先生会约见李磊一次，然后李磊一般准备会准备10至15个问题，从此学术思想就在这一问一答中成长起来。他说，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

　　方先生的时间十分宝贵，他现在没有时间去电影院，有的时候看看碟，但是也没有时间。方先生看电视，每天晚上看完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就得十一点半了，然后再接着看报看到一点。他一般白天不看报，吃了晚饭以后看电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这些中央一套的看到九点半，然后就看报，看完报看到十一点的时候看凤凰的《时事开讲》。他说，那里的评论很精彩。早上六点半起来是看七点的《凤凰早班车》，然后看完了吃完早饭出去转一圈儿，回来之后就开始上网，上网处理电子邮件，来来往往，然后下载文章，上网站、搜索、下载。先存起来，然后再打开看，有的时候来不及，只能到一定程度就该结束了，因为还得干活呢。要不然的话，整天吸收信息，（就）没出去啦。他得有出有进，还得干活。还有课题，另外我上课还得备课，我还带研究生。带研究生，他研究什么我就得看什么。

　　这就是方先生的一天，实在充足到无懈可击。

　　来之前便受到李磊的劝阻，“还是别去打扰老先生了，他老人家毕竟已经八十多岁了。”“同意给你两个小时时间，就采访我吧，也请体谅一下我爱护老师的心情。”要明白“师有劳，弟子赴其役”的衷情，又如何容易。或许只有遇见这样的老师，只有经历了内心的飞跃之后才会明白彼此的心啊。

　　从时间上看，方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在中小学时期接受的都是国耻教育，何兆武先生就说过“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长大了要给老师报仇”方先生从三十年代那会开始念书，进小学那年差不多就是“九·一八”前后。然后整个小学期间，颠沛流离，小学念了七个，中学念了（大概）七个，加起来念了十三四个学校：就是因为整天折腾。

　　“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在北京，当时是小学五年级；“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他也在北京，而且“有幸”听到了卢沟桥的炮声，第一炮。

　　那种爱国的思想、雪耻的思想、振兴中华的思想，对当时欺负我们的帝国主义那种仇恨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唱抗日歌曲、唱救亡歌曲，方先生成长了起来。有那么一件事：念北京师大二附小的时侯，曾经有一次全班到动物园去旅行，那时候动物园叫万牲园。带队的是一个教自然的女老师，队伍走到万牲园门口的时侯，碰见了一批“高丽棒子”（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的朝鲜浪人），他们公然拦住队伍，调戏女老师，还打了老师两个耳光。遭此奇耻大辱，学生们立即罢游回校，全班同学都趴在书桌上号啕大哭，都发誓长大了要给老师报仇。当时方他们那一代人接受的就是这种国耻的教育，既有书本上的，也有现实生活中的。1939到1942这三年，他在重庆，正赶上日本飞机的大轰炸，大家躲在防空洞里，200公尺以外的校址就被炸毁了，老师有被炸死的，同学有被炸伤的，这种生活是如此现实。

　　那个是整个华北都搁不下一张书桌的时代。当然，说出长大了要给老师报仇的方不会真的想到具体的报仇方式，就是长大了，报仇。无论如何，这和方后来在中学时期立下当记者、上前线的志向多少产生了些许联系。

　　只是，后来方先生却即是以外地又是顺理成章地走上了新闻史研究和新闻教学的工作岗位。虽然没有当成记者，还毕竟是从事新闻教学工作。最起码是新闻工作。后来没当成记者，当成培养记者的工作（人员），“那也大体上，还是一致的”。

　　没有走过的人永远无法想象路途能有多少艰辛。也许，经历了五四运动、抗日救亡和文革，生活对于方汉奇来说，再也不是难事。真正的转折

　　方汉奇有三次侥幸逃难的经历，可以说，是这三次转折让他活过了那个动荡的年代。一是53年从上海调到北京来避免了背景历史问题的受难。因为上海是天高皇帝远，那里的搞起运动比北京还要左。方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除了家庭问题，政治问题，还有历史问题，这都属于不好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都可以引起无穷的麻烦。

　　一是文革时期回到人大，闹得势头小点，逃过北大那个重灾区。文革的时候方先生在人大，比北大要好一点。“文革”时人大也整得挺凶的，还“武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大死了六个人，“武斗”（的）。那北大死的人更多，上吊抹脖子也不少，相对呢，北大死的更多点。

　　二是“反右”的时候在北大，排不上队没划上“右派”结果在“文革”时被称为“漏网右派”。“这个家伙是漏网的”，虽然不是右派，但是是漏网右派。难怪，北大的“右派”质量太高了，又有毛主席说的不超过百分之五的比例，指标太紧划了700也没给轮上。然而，真正的转折点却是改革开放，是粉碎“四人帮”，粉碎“四人帮”才有了转折。他笑言，粉碎“四人帮”以前整个没戏，你看我写的大部分那些书啊文章，都是“文革”以后的，文革以前就没有多少。那是整天搞运动、整天搞劳动，没有多少时间给你念书，而且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读书无用”，还有“书读得越多越蠢”，还有你这些都是“封资修”、都是“四旧”、都是“放毒”（“你教书就是在放毒”），整个都否定掉了，一点积极性都没有啦，一点时间也都吧给你了。所以，什么事也做不成，什么事也不让做。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的有句话，“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马克思曾经把这个作为他的理想。方先生说自己的理想是老老实实地做事，光明正大地做人。“实现了吗？”“这是追求，力求实现。”“那么可以实现吗？”“应该吧。”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