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影响下的当代新闻价值观反思与建构
谢梅
  2008年04月30日15:06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摘要:新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国社会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源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这样的思想倾向导致了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一元化倾向。“意识形态”概念及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与西方的发展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部内涵。全球化、数字化和文化产业化建构了中国新的传媒生态,并召唤新的意识形态生成。本文欲从新闻的商品性、党性和公共性的关系入手,通过对这“三性”在历史语境中的变迁以及相互关系的探究,提出建构今天消费语境中的新闻话语的重要策略就是将新闻与消费、商品性与党性、主流话语与消费话语结合起来,实现三性的结合,进而建构出消费时代以公共性为核心的新闻话语,以顺应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消费时代 新闻价值观 反思与建构


  一、新闻与意识形态的建构

  (一)、新闻的意识形态建构


  新闻是一种反映客观事实的活动。本文选取目前学界达成共识的陆定一的“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和宁树藩的“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两种定义为代表,它们所揭示出的含义是新闻是“一种人类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活动”。显而易见,事实是“新闻”的来源,却不是“新闻”本身。新闻是一种对社会事实的“反映”,是传播者和新闻制作活动“事实”的选取、写作(制作)和利用有效途径进行传递的成果,并非“纯客观”的呈现,任何事实本身,并不是新闻,只有当它为人们所感觉、报道,或相互传播,才是新闻;新闻传播既涉及大众传播技术工具的本质(不同的传播工具传递的信息意义在本质上有重大的差异);更与传播者的“意图”有密切关联,是传播者“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评价,从而影响社会舆论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

  由此可见,客观事实成为新闻的过程就是传播者依据事实,通过“过滤”、“把关”和“建构”的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行为。霍尔把这种实践活动本身看作是一种政治实践。他视媒介产品为现实的“建构”而非实现的“反映”,因而在霍尔看来诉诸事实性的新闻真实性问题是一个伪问题。 也就是说新闻产品决不是事实的“镜子式”展示(本文用“展示”的客观性来区别于“建构”的主观性),而是人们对社会生活或社会事实的认识的结果,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并且这样的“建构”从一开始就存在于新闻本身的活动当中,是一种“无意识”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人的意识从本质上看都是社会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这种意识活动具有社会意识的性质”。“社会意识……一般称为社会意识的多种形态”,“因此,从本质上说,新闻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

  (二)意识形态在中国语境中的异化

  “意识形态”概念最早由19世纪初的法国哲学和经济学家D.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在《意识形态概论》中提出,他用“意识形态”指对人类思想的科学研究。他认为意识形态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其含义是指“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不同的社会构成因素,即任何一个社会所具有的宗教、哲学、道德、政治、法律、思想和其他社会意识。它是作为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政治合法性和思想合法性辩护的关于自身利益或者自身存在价值的观点的合理体系。”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含义是从对人类发展普遍规律意义上提出的“非意识形态” 的“意识形态”观,是一种“科学”的认识。1893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即指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将会被“终结”,被科学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所取代。 很明显,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将自己和马克思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科学。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马克思基本上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

  中国社会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源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这样的思想有两个倾向:首先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包括资产阶级解放在内的全人类解放片面化为剥夺和消灭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并强调理论的一元化,反对多元化,把国家政权变成阶级镇压的工具,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断扩大,持续并不断左右着国家的政策方向,“国有化”、“集体化”、“人民公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意识形态”概念及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与西方的发展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径。在俄国,政治家们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生发为“政治意识形态”,而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理论”被中国早期的革命者接受并将它进一步升华为“意识形态本体”,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替代物,进而成为中国新闻实践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相关研究表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就是“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意识形态”,“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予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 “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等观点即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思想中被剥离出来,并被断章取义地加以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的观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控制力。

  (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思考:党性、公共性与消费性

  1、“三性”之辨识

  (1)党性最早是一个哲学的概念。哲学的党性源于哲学基本问题,指一切哲学在实质上都不可避免地要对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作出的不同回答。一切哲学不是属于唯心主义派别就是属于唯物主义派别,既不存在超乎两派之上的无党派哲学,也不存在介乎两派之间的中性哲学。任何哲学不可能是超党派的。从此意义上讲,党性是指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对立。党报党刊的党性是由列宁在俄国的新闻实践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列宁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 。列宁关于党报党性的核心观点有三:①党的报刊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报刊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的工具,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整个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②“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 ,应当主动向党报告工作情况,自觉接受党的监督。③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党的报刊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精神,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对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刊登的文章,应该立即刊登,应当全面地、深入地、系统地宣传党的纲领、策略、路线,坚定不移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公开地、诚实地、彻底地表现自己的党性,决不允许报刊滥用职权,打着党的招牌,散布与党的纲领、宗旨、主张不一致的非党的观点。④党的中央机关报应当成为全党的思想中心。列宁党报党刊的党性原则的核心就是阶级性。

  (2)公共性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核心要旨,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政治功能,公共性原则体现了对现有权威的反对,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由此,公共性揭示出了公共领域的多层含义:①空间上的公开性和集中性,“公共领域既建立在对谈(lexis)之上

  对谈可以分别采取讨论和诉讼的形式,又建立在共同活动(实践)之上

  这种实践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竞技活动。” ②话题的公共性,在公共领域中,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③建构手段的专门性和大众化,显然,今天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最主要的公共领域的媒介,哈贝马斯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 ,在这种公共领域中,大众传媒成为公众表达思想、批判现实和获得独立的有效手段和渠道。

  显而易见,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大众媒介是公共领域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在媒介提供的公共领域里,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形成民意或公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公共领域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行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人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空间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与今天不同的是传媒刊载的新闻就是各种新鲜的思想和情况的直接反映,是社情民意的表达,是普通人或老百姓的意见,是“公众舆论”的表达。它无关乎立场,是对真理性知识的追求。

  (3)消费性被哈贝马斯看作是近现代大众传媒的功能退化的表象。他认为19世纪中后期,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它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他援引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术语说,即时报偿新闻(如腐败、事故、灾难、漫画、体育、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味故事)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 。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活动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帮助,具有意识批判功能的报刊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为向商业化报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乃至于商业化成为必由之路。新闻版面与广告版面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略公共领域的入口。使文化具有商品形式,报刊成为拥有话语权的新权威控制思想的平台。报刊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自身越来越容易被操纵了。这样,传媒最初的基础——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被彻底颠覆了,传播效率越高,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影响 。他举例说,20世纪初首先起于美国的公共关系行业表明,政府、政党和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新闻活动,有计划地制造新闻或利用有关事件吸引公众注意力,大众娱乐与广告的结合具有了一种政治性质,于是出现了政治推销业,尤其是“政治公共领域在竞选时定期出现,很容易就具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衰败的形式”。

  2、党性、消费性与公共性在矛盾状态中并存:“三性”的辨证关系

  本文要强调的是“三性”讨论的语境,即当下中国传媒的新闻实践现实。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今天的中国传媒面临的语境,即党性、消费性与公共性在矛盾状态中并存。从总体上讲中国党报党刊的党性是以阶级性为表征,强调政党的利益和立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统率传媒建构先进文化的有效原则和手段。中国语境中的党性历来强调:一是在思想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二是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是在组织上坚持和服从党的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这既是执政党的行动,也是当下新闻业的行动指南。这样的思维逻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今天社会的复杂语境,已经使得它的单一性内涵受到严重冲击。

  “公共领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基于经济充分发展,政治充分民主以及完善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是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产物。同样,一定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呈现于中国社会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标志性的事件是市场经济确立以后,中国传媒业界在若干影响甚巨的媒介事件,如9?11事件、美伊战争直播、SARS报道、孙志刚事件、刘涌案等等的新闻报道中,或“集中了大众舆论并激发关于某一给定问题或一系列问题的辩论”,或“使公共舆论中潜在的趋势具体化,使过去不明确或处于休眠状态的意图表达出来”。 大众传媒开始发挥了建构“公共领域”的作用。同样始于90年代的媒介体制改革、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不但使传媒在事实上开始了公共领域角色的实践,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批判功能逐渐凸显;在政府管理中,也对传媒的和谐社会构建功能提出了迫切要求,“公共空间”的媒介生态环境被营造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媒已经和逐步在搭建“公共领域”平台领域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显而易见的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直接产物,传媒的消费性也日益突现,与哈贝马斯所不同的是,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活动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是在帮助具有意识批判功能的报刊业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力,为向商业化报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而在中国,从社会语境到传媒实践,消费性都先于公共性而产生,这恐怕就是中国通过社会转型、跨越式发展所带来的“超阶段”的特点。这造成了东西方在新闻价值体系建构上的完全不同的时间演变路径,西方是由党性到公共性进而是消费性;中国是由党性到党性与消费性的并举。依据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发展规律来来看,公共性的建构基于民主、平等、自由和具有有效沟通机制的市民社会,它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大众传媒的客观公正以及市场经济状态下的正确的效益观。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传媒长期一元理论控制下的政治性与突显的消费性,两者博弈的结果就形成了当下传媒与社会、新闻与思想、客观报道与观念传播之间的认识混乱和在此基础上的传媒行为上的界限混淆,这就让我们不难理解今天传媒语境的诸多问题和困惑了。

  更进一步,当文化以商品形式出现,报刊是否就会成为拥有话语权的新权威控制思想的平台,传媒话语的公共表达权利是否就会被彻底颠覆却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中国不说,且说在英语世界中就有众多反对之声:卡尔霍恩指出,《公共领域》的主要缺点是未能地对“古典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有组织的”或“当下的”资产阶级的后转型公共领域一视同仁。没有认真对待20世纪一流思想家的成果,恢复其作品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被扭曲的真相,而这正是他对17、18、19世纪的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相反,他没有看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那些既无理性、也无批判性的庸俗出版物、大肆刊登耸人听闻的犯罪和丑闻故事的小报。其结果也许是夸大了公共领域在20世纪的退化。此外,公共在大众传媒中的地位也不一定像《公共领域》一书中所指称的那么消极,就可选择的民主性媒介战略而言,也许其空间比哈氏所意识到的要大。英国中央伦敦理工专科学校的尼古拉斯?加纳姆也认为哈贝马斯将家庭和经济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夸大了文化工业控制者的操纵力量,忽视了信息领域中国家干预的公益模式;在信息与娱乐之间划上了一条过于鲜明的界线,忽略了两者的联系,这一点在思考当代民主社会中大众传媒的角色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Garnham1992)。

  二、新闻党性与消费性的结合

  (一)消费文化形成话语霸权


  “话语”(Discourse)在福柯那里被认为是人们滥用了的一个概念,的确,如福柯所言,话语是一个复杂的由多层次的内涵构成的概念体系,包括“表达、句子和命题的扩散与分配原则、陈述的扩散与分配的原则以及符号序列的整体”等综合的内涵。福柯的定义是想表达出“某种描述的可能性,勾划出它可能占有的范围,确定它的界限和它的自律性。” 本文借用福柯对“话语”的认识观,将话语看作一种文化的“陈述”。同时,福柯又提出“权力话语”的概念,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由此可见,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以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文字还是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这种话语关系表现为:一是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二是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中的使用与满足。在本文中,“话语”一词主要指后者——一种消费文化的言说方式、言说动机及言说后果。

  “霸权”(Hegemony)一词是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二十世纪30年代详细阐述并用于文化研究中的概念,它“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在某些历史时期实施社会与文化领导权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而不是对下层阶级的直接高压统治――以保持他们在国家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权力”,“霸权将历史上属于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予以自然化,使之成为一种常识。其要害在于权力不是作为强权而是作为‘权威’而得到行施” 。霸权观念的特殊意义在于让个人心甘情愿的参与并被同化到支配阶级的世界观中去,“倘使统治阶级在这方面做得成功,就无须使用强制武力手段” 。本文中,将“霸权”概念移植到消费文化中,用于说明以大众媒介为核心形成的消费文化如何控制了人们的衣食主行,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乃至人类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以广告为例:广告是一种利用经济手段宣传和推销产品的劝服行为,只要广告主愿意付费,就可以把广告放在一切他想表达的媒介中,并且指定版面、位置或时段。广告带着经济资本,再与大众媒体合谋,并随着大众传媒对社会全面的覆盖,越来越对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产生无以复加的影响。在中国,广告这种影响力以及话语霸权形成,可以从近二十年全国广告收入神话般飙升的事实中得到佐证。从1983年到2006年上半年,20多年里,中国广告总营业额由2.34亿增长到1555亿,增加了约664倍;其中仅2006年1~6月的电视广告投放就达到1192亿元,报纸210亿元,而户外广告为103亿元。 令人瞠目的数字说明在改革开放20多年间,“广告时代”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20余年的中国经济历史,正是广告从边缘话语走向中心话语、霸权话语的过程。广告作为一种话语霸权,“可以影响话语受者将来行动。它的权势基础在于经济资本,或一般地说,在于大公司和官方机构。这种权势是经过传播媒介向大众施展的。因此,修辞手段(重申、议论)可以获得人们的顺从。当然它们还要受到一般市场机制的支持。” 广告话语霸权的最终目的,就是采用独语化的方式,不仅通过欲望的生产充分调动消费者,而且通过受众对欲望的满足性追求对受众进行完全的心理垄断,从而通过消费行为让受众自愿与生产的完全控制达到完美的统一。鲍德里亚指出,现代消费社会中关于竞争的意识形态已让位于所谓“自我实现”的哲学,新的主题不再是获取物品,而是通过消费达到个性的实现。美国广告大师厄内斯特?迪希特(Ernest Dichter)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要让一般的美国人即使在调情、在花钱、在买第二辆、第三辆小汽车的时候也感到是心安理得的。繁荣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要允许享乐,使享乐有理,要让人们相信,让他们的生活美满是道德的,而不是不道德的。一切广告、一切旨在促销的计划,它的一项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允许消费者自由地享受生活,让他知道他有权将凡是能使他的生活丰富、愉快的产品都放到他的周围。”

  (二)中国新闻的党性原则

  如前所言,党性最早是一个哲学的概念,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不同立场的代名词。但自从列宁提出了党报党刊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之后,党性传入中国就成为中国执政党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它所固有的明显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性,这就构成了我们党的党性。 刘少奇对此有透彻的说明,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概括起来主要包括:(1)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2)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奋斗终身;(3)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4)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组织纪律;(5)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6)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就是指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对新闻事业的地位,性质,任务,作用等总的看法和纲领性的意见。党性突出地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思想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二是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是在组织上坚持和服从党的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党性要求中国传媒事业要发挥党、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必须全面正确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言而喻,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中共十五大报告也提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这是中国共产党今后一个世纪的最大和最高的党性。

  (三)党性原则与消费文化的契合

  中国自改革开放,尤其是确立市场经济为基本体制之后,社会生产力有了飞速的发展,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中国逐步进入了消费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条件下,不仅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它的传播手段和受众群体也产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和文化的多样化使执政党单一的文化管理思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国际经济大体系的运行;政治多极化形成国内的民主政治和多元思想;文化在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前提下,寻求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借鉴,以求共同进步;科技的高速化发展推动文化的创新等等,当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已经客观地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存在形态和传播路径的时候,当文化市场已经客观地成为没有区域限制的价值观念竞争阵地时,当公众从被动的文化受体变为文化自觉主体时, 执政党自觉意识和转变执政理念、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迫在眉睫之事了。

  怎样在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同时,兼顾新闻的消费属性,存在着种种认识误区,有研究者总结为:(1)如果强化新闻宣传,频道的收视和创收就上不来,品牌的竞争力就会大受影响;(2)如果强化特色和品牌定位就只能考虑新闻宣传,媒体的社会责任只能边缘化;(3)只有大量的新闻专题才能体现媒体的责任,而娱乐、综艺节目难以承载。 也就是说当下中国媒体的困惑在于媒体作品牌,应该如何处理好承担产业责任与政治责任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媒体只有先获得生存权,才谈得上影响力的发挥;只有先获得受众,才能制造“合意”;区分党管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事业管理,把政府管理文化的职能性工作权利还给政府。政府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一切文化事业;把文化产业的主体地位还给企业,确立起作为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把应该属于市场调节的那一部分权力还给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才是明智的选择。

  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首先提出的。英语hegemony在中文翻译中多译为“霸权”,如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等等。笔者理解,文化领导权就是社会文化的始终控制和引领权,它是社会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是建立在民众同意基础上的领导权。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中,“市民社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在他看来,强制,统治,暴力属于国家;而同意,领导权,文明则属于市民社会,他说,“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像社会,工会或者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 因此,市民社会是指不受国家干预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没有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也就不能诉诸实施。同样的道理,国家也并不等于强权政治,它还必须有为民众认同的伦理基础,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道德国家”,“文化国家” 的概念。同时他也分析了在市民社会的道德和文化领导权的建立状况。他的具体解释是:“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来表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它总想‘清除’他们,或者有时甚至动用武力对他们进行镇压;它领导着与它亲近的和它结成联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的确也必须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已经在行使‘领导权力’(这的确是赢得这种权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接着它就变成统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权力,也仍然继续‘领导’”,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但在革命成功之后,并不意味着“领导权“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仍处在被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这样的理论和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同样具有非凡的启迪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从取得社会主义成功之前到社会主义整个的建设过程中始终控制和引领着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的方向,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文化权的建立既有作为“统治者”强权的“强制”因素,也有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的主导性引领,更有人民“同意”的积极维护作用。但当中国进入了新世纪以后,国家实现了全方位的转变,从国家到市民社会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的“文化权威”,在“激进的‘新文化想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覆盖下,几近自行崩解。” 经济利益成为主要动力,娱乐性节目和报刊有惊人的收视效率和发行量,巨额的商业广告拉动着传媒疯狂地制造消费欲望;传媒通过符号的制造,在创造快感和无深度意义的同时,消解了严肃的思想性、文化性,解构着“非市场性传媒”的社会地位,形成了一种隐形的消费文化“领导权”。原先毛泽东时代铁板一块的国家/民族/执政党三位一体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体系宣告瓦解,转而代之由“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主导下,“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精英/白领意识形态”、“百姓/平民意识形态”并存的多重复合的新意识形态。 民生新闻、新闻娱乐化的勃兴就是“百姓/平民意识形态”影响的直接结果。

  从根本上说,今天“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仍然是决定新闻发展的核心力量:在2005年全国新闻类节目收视市场中,竞争主要还是在中央级频道与省级频道,特别是省级非上星频道之间展开。省级卫视频道和省级非上星频道的市场份额合计为34%,中央电视级频道的市场份额为48%,中央级频道依然具有明显的优势。 从年鉴的统计可见,到2005年低全国电视新闻类栏目收视率排名前十五位的几乎都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这些现象显示党的文化领导权在当下社会中的强大的实现能力,因为它满足了民众对重大的国家政策和权威消息生存性需要;同时也是新闻主动适应市场,根据受众需求,在日常新闻的制作播出中从形式到内容尽可能大众化,自觉地体现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果。

  如何在其中寻找一个契合点,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现代国家强烈而有效的统治,应该是国家强制性机器与意识形态统治的完美统一,即所谓国家硬力量与文化软力量的充分结合。 当然,它的实现基础来自于我们对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当代性认识 。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 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告诉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报工作的基本原理,同时代实践紧密结合,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继承和发展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依然是我们今天认识新闻党性原则的基本指导思想。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看作发展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体系,根据时代的发展去转变党管理意识形态的执政方式。

  2003年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可以称为在市场经济下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重构工程”,它首次认可文化的商品属性,以文化的“公益性”和“产业性”构建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框架,体现了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结合的思路:(1)明确提出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围绕中心,弘扬主旋律,提倡文化形式多样化;(3)以受众为中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4)鼓励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确立市场机制在经营性文化产业中的重要地位等等,这一切为市场经济中的新闻实践活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新闻多元发展的有力保障,可以说也就是今天新闻党性原则发挥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新闻写作教程》,圣马丁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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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布尔迪厄《信仰生产:为符号商品经济而作》,曾军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

  5、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像》,杨晓红、王家全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

  6、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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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迈克?费瑟斯通《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News Values Under the Consumer’s Influence


  Abstract News is a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ur society’s awareness of ideology stemed from accepting the ideology of the Soviet Union's Marxist, such thinking led to a tendency of contemporary China News inclined to the singularity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y" in China appeared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ath from that in western society. The political ideology becomes the all connotation of social ideology. Globaliz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constructed the new media ecology of China, and called the generation of new ideology. Starting with the commodity, party, public spirit of news, through researching the changes and relationship of “three “in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paper will propose that the important strategy of constructing news discourse in today’s consumer condition is to combine news and consumption, commodity and party, mainstream discourse and consumption discourse, to achiev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and then to construct news discourse with the core of public in consumption era, conform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Key Words  Consumption Era News Values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作者] 谢梅,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理论、新闻与传播理论与实务。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责任编辑:[实习]林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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