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牛根生：我从人民日报读“信号”

　　改革开放30年，正是我参加工作的30年。我的每一次命运改善，都与党的政策息息相关，而人民日报则是我读取党的政策信号的一扇“窗子”。

　　第一次命运转变，发生在1978年。我那年10月参加工作，不久，我所在牧场的党委书记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就提醒我为受迫害已双双去世的父母写申诉书。结果，第二年他们就得到彻底平反。

　　第二次命运转变，发生在1987年。当时回民奶食品总厂尝试搞承包制，我是第一个吃螃蠏的人。为什么全厂就我一个人敢承包？那时候，我已经时常看人民日报了，知道农村改革是第一步，城市改革是第二步。虽然农村改革1979年就发生过姓资姓社之争，但人民日报一篇《莫把开头当“过头”》所引发的讨论让东风压倒了西风；1982年，农村进一步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我确信，既然承包土地没错，那么，承包企业也不会错。从此，我开始独当一面，并把冰淇淋业务越做越大，直至成为当时的全国冠军。

　　第三次命运转变，发生在1999年，我离开国有企业，开始创办民营企业蒙牛。我常说，蒙牛成功的四大原因之首，就是诞生在十五大与十六大之间，赶上了党和国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好政策。早在1997年我就从人民日报上注意到，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这一条又写进了修改后的宪法。这某种程度上成为我独立创业的思想储备。

　　因为蒙牛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所以，对每年的“一号文件”都非常重视，我们多次从人民日报上寻找典型文章，然后在每周二的学习例会上组织学习。2000年“三个代表”在人民日报一发表，我就让人在工厂喷了一条长达30米的标语，写上“三个代表”的内容。在以后几年间，它一直是全公司最大的一条标语。老实说，我们对党的政策的学习，常常是逐字逐句地研读，符合实践、人民满意的政策，我希望它是一贯的，而不是阶段的；而对于一些与实践不太相符的政策，我则希望它是阶段的，而不是一贯的。

　　我小时候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长大后信奉的是共同富裕的理想，党中央近年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等重大战略思想，我深以为然并尽力践行。2005年，我捐出在蒙牛所持的全部股份创立了“老牛基金会”，其公益对象为“三个面向”――面向三农，面向教育，面向医疗。这几年，我参与过记录片《大国崛起》的发起工作，也到南极考察过淡水资源，并建起了被联合国列为示范工程的全球最大畜禽类沼气发电项目，目前又在贫困区启动了18000亩的荒山绿化工程。

　　回顾几十年走过的路，从校门到厂门，从国企到民企，人民日报给予我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始终站在国家民族的大立场上想问题，而不是站在个人的小立场上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