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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的新闻理念

——读《幸福了吗?》《痛并快乐着》等

《新闻实践》杂志供稿

2011年04月01日15:40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手机看新闻

  明星的畅销书我是不买的,但白岩松是个例外。十年前购了他一本《痛并快乐着》,断断续续看完后,就建立了一种信任:他出的书必购无疑。以后就陆续买了《岩松看日本》、《幸福了吗?》。他的《岩松看美国》、《岩松看台湾》却失之交臂,只能待机再补。

  《痛并快乐着》一书读后印象颇深,一是他以自己的故事说了许多新闻从业经验;二是其中蕴藏的文化含量很高;三是明白晓畅和生动可亲的语言。作为一个同行,所有这些都是我所企盼的。这次读了《幸福了吗?》,更加深了这种感觉。正如有的报刊书评所说,这是白岩松十年行走、十年思考的又一部发力之作,相比十年前畅销67万册却相对青涩的《痛并快乐着》,新书中的白岩松呈现出的是一种成熟的睿智,以及身在高处却清醒、平和的心境。

  白岩松的书不只是受年轻人的热捧,而且更值得不论哪个年龄段的新闻从业人员阅读。白岩松是一个明星主持人,但最根本的是一个新闻人,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定位。他的书名“幸福”,只是一件美丽华彩的“外衣”,满篇的“新闻”才是他矢志不移的目的。作为一个主持人,他亲历了中央电视台一次次重大事件的直播:香港回归直播报道、98抗洪直播报道、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直播报道、美伊战争直播报道、非典直播报道及汶川、玉树等抗震救灾和2008奥运、2010亚运会等等直播报道。他还为“东方之子”专栏采访了启功、季羡林、杨振宁等一大批科学、文艺、体育界的精英人物。他在传媒界的打滚,说是“身经百战”毫不夸张。一次次临场直播,一次次面对面采访,都体现了白岩松思维缜密、出口成章的高超技艺,而且在新闻领域作出了少有的建树。他以一个个亲身经历的报道和主持、评论的故事,阐述了丰富多彩的新闻理念,不作宣传说教,没有引经据典,决无牵强附会,却似信手拈来、水到渠成般地引出一个个新闻理念,就实论虚,虚实并举,这就是他比一般新闻报道高出一筹的过人之处。传媒人员在接受系统新闻理论教育的同时,从白岩松的书中汲取营养,更是一种鲜活生动的学习。

  时时不忘记者的天责

  在《幸福了吗?》一书中说,2003年8月,温家宝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与他们面对面交谈时,白岩松当面对总理说:“总理刚才谈到做一个领导要清醒,但怎样才能清醒?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我个人不太同意,我更接受普利策的说法: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前方海面上有任何好与不好的消息,都要拿望远镜看到,然后告诉船长和乘客,以便决定这艘大船怎样航行。如果记者只报告前方的好消息,而不告诉不好消息,这艘大船会不会成为泰坦尼克,而领导又怎能做到清醒呢?”事后反馈的信息说:“你昨天的发言不错。”

  这个对记者职责的定位,与我们的喉舌说、耳目说是一致的,只是更形象生动了。记者不是高高在上、指手画脚的“无冕之王”,而是体察社会民情,传递各种好的与不好的信息的信使,这样才能使社会这艘大船稳当前进。正因为这种职责驱使,白岩松还斗胆在总理面前批评了国务院的部委:“重大政策出台,媒体要采访,或推或拖,等到同意了,新闻成旧闻,也错过了政策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希望能改进。”针对这一批评,总理现场办公,当场让随同人员认真记下。这与在领导面前一味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的作派,形成鲜明对照。

  当然,记者的职责不仅是传递社会信息,更在于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早在《痛并快乐着》一书中,白岩松就详细谈到了舆论监督。上世纪90年代的《焦点访谈》真是红极一时,从中央高层到亿万老百姓每天坐下来收看这一节目,各个地方台也纷纷推出与此相类似的节目,这个“焦点”,那个“时空”,蔚然成风。当时的朱镕基总理还为此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白岩松把此称之为“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其实,白岩松并不陶醉在一片赞扬声中。他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这是一条漫长而坎坷的道路,“中国的改革有多难,舆论监督之路就有多少坎坷需要征服。”“因为舆论监督发挥更大的作用,已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他不回避这么充满荆棘之路,而且一直会走下去,大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之感慨。做新闻主持人,名利双收,安全稳当,而做评论员就意味着得罪人,你每天要得罪各种利益的人,甚至要连累你顶头上司的“安全”,但白岩松认为自己已到了得罪人的年龄。他在回答吉林大学学子问题时说:“这条路我能不走吗?我是最有可能走上这条路去拓宽这条路的人选之一,我要是不走,现在正处在30岁或者20来岁的弟弟妹妹会推迟走上这条路的可能,他们将来会遇到我现在遇到的同样难题。但是你走了,就有可能把这条路拓宽了。门开开了,我就不会让它关上。”《新闻1+1》制片人王力军这样评价白岩松:“作为名主持,他并不满足于现状,他期待在舆论监督上有更大的突破和更高的平台。他希望能够质问官员,能达成与老百姓的沟通,能够让政府能听进去更多话,能够更有效沟通。”总之,他希望“舆论监督不是大惊小怪,而是一种常态。”

  处处呼吁尊重新闻规律

  伊拉克战争直播结束后,央视无论在收视率还是口碑上,都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场战役。白岩松由此引申出:“事实证明,新闻的发展必须尊重规律,在中国日益走向大国的过程中,对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已经无法置身其外,直播,已是观众和时代的共同需求。”

  沉默的“9·11”,让白岩松耿耿于怀。在世界大事面前的“失声”,他在书中有详细的叙述,“那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却遗留了一些‘伤口’在遥远的中国。”他当时受到了观众上门来的质问:“不是说只要有大事就能看到你吗?昨天为什么没有看到你?”当然指责的并不是白岩松,作为新闻人,他们当然不会无动于衷。“这让央视长久背上一个自己根本背不起的重负。”直到8年后的2009年,他在作《岩松看美国》报道时来到“9·11”废墟的重建工地现场,深感对这一事件未能同步直播,无法补上这一课的遗憾。

  直播,不仅是新闻改革的大趋势,也是国家政治开放度的标志。白岩松经历的1998年朱镕基记者招待会,1998年江泽民、克林顿记者招待会,克林顿在北大演讲等重大事件的直播,赢得了国内外的好评。克林顿在上海回答记者时说,最惊讶的事情是在中国访问时的两次直播。连美国驻华大使也致函中央电视台说:“在人民大会堂和北京大学的现场直播,将会作为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被人们铭记。”直播已经上路,它不可能再回头,尽管道路上还有障碍,但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尊重新闻规律,还要内部的新闻改革配套。搞新闻的人都知道,一个好的点子或一个好的栏目的产生,往往是思想碰撞或交锋的结果。没有碰撞,就不会产生思想火花,不能激发集体智慧。白岩松对此深有体会,他在《幸福了吗?》一书中有仔细描绘。在《东方时空》开播后的几年里,争吵天天有,对事不对人,一个节目该怎么做,向东还是向西,面红耳赤,但节目就这样上了台阶。他说:“有不同意见随时表达,并不会去考虑复杂的面子、权威等问题,谁都相信,栏目真正做好了,才有了面子,节目影响大了,才真正有权威。” 白岩松调侃道:“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拥有着和几任领导争吵的记录,而领导们也习惯了这种争吵的记录,大家都有一个不错的开关。做事时开着,下班或平常相处时,关上。”但是,不知从何时起,在局部的空间里,争吵消失了,空气中充满着和谐,大家开始做人了!这种状况,白岩松称之为“无言的悲哀。”他说:“当年轻人不再拥有争论或争吵的环境时,也许会失去或推迟按他们想法改变世界的机会;而不年轻的人们,失去来自不同意见的冲击,也许往往会使自己走上错误不断的路程。这中间,没人是赢家,太和谐是最大的不和谐。”这些话,充满辩证法,是真正懂得民主的好处,是渴望民主的心态。我不知道现在的媒体里,还有多少可以“争吵”的环境,可是,这种民主、平等的氛围也一直是传统媒体的优秀传统。

  记者面前的名利、学历和地位

  常人可能以为,像白岩松这样的著名主持人、评论员,传媒界的大腕,在央视总有什么级别的官位和专用的办公室,他也一定会是硕士或博士,但白岩松告诉读者,他在央视“一直是一个永远本科文凭、没有一张办公桌的普通群众。”“我没有任何级别,我连个股长也不是。”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做新闻的电视人。“背靠大树,就真以为自己成了大树,这很搞笑!”甚至像他的这样的名人连网上的博客也没有,有人告诉他:“你在网上开了博客。”他惊讶地说:“我怎么不知道?其实,我永远不会有经纪人,也不需要新闻发言人。”

  这一切,可说白岩松是名利场中的“另类”:他就是这样的有名,又是这样的平淡无奇;他几乎每天与千百万观众见面,他又是这样平等地待人;像他这样的名人,弄个硕士、博士大概也不是难事,他却满足于本科,还说:“我不想没投入就镀一层金。我不会虚弱到没有博士学位就感觉自卑的地步。”他回到母校主持校庆,不断面对学弟学妹合影与签名的要求,他在主持时却脱口而出:“这不是广播学院的传统,我们那时候不管谁来,迎接他的都是质疑的问题和怀疑的目光,而不是签名和合影。”种种现象表明,他真好像不识抬举?

  白岩松出道二十多年,就是按照央视领导提出的一条路走过来的:“首先做一个好记者,之后要做一个好主持人,最后要做一个好评论员。”记者、主持人、评论员,这都是新闻岗位最朴实的名称,也是很光荣的名称,白岩松很懂得这中间的含量和责任,它不是轻飘飘的。不像现在的一些新闻从业人员,总觉得一个“光头记者、编辑”不够过瘾似的,一定要在它前面加上“首席”“主编”“特派”之类的头衔。何苦啊!记者、主持人、评论员都是传媒一线主力军,影响着千百万受众的视线;全世界的所有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哪里没有他的身影?这担子轻吗?这影响小吗?

  其实,当你选择了传媒这个职业时,就要远离仕途,传媒不是官场竞逐之地。我们很多优秀记者,无论从其资历、素质、能力都是可以当一个不小的官,但他一辈子的“头衔”就是一个记者,无怨无悔。白岩松在书中多处袒露,他最愿意做的是当教师,这与他的家庭教师出身有关。他调侃自己不当官的理由是“要听妈妈的话,只好不当官”;“不当官,与任何人平起平坐;当了官,永远是人家的下级。”他自称这些想法都是“搞笑版”和“狂傲版”。但他对周围一些当官同事的看法,表达的才是“内心版”。他的当了官的朋友陈虻,当官非其所长,英年早逝,白岩松感慨万端,他说:“由于他的优秀,他被提拔了。一个中国惯有的逻辑。我们总能发现,谁优秀了,似乎只能用提拔他当官来奖励他,但我们也恰恰用这种方式毁了很多人。这可不是电视圈里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为什么?他进一步分析道:“有些人适合当官,有些人不适合。陈虻属于后者。”

  白岩松的书如此畅销,拥有无数粉丝热烈向往,不知是把他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慕名追随其后,还是从他传媒生涯中看出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成长和困惑,那只能是各取所需了。 □成放
(责任编辑:郭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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