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一个成熟的符号--传媒--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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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一个成熟的符号

——读《一问一世界》

成 放

2011年08月24日14:17    来源:《新闻实践》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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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澜访谈录》影响有多大?只要用一个数字来回答便可见端倪:

  她采访了500多位精英人士,这在传媒界可能无人能与之比肩。500多人遍及世界各地和中华大地,可说都是各国政要和各界风云人物,或多或少影响着时代的旋律。

  作为一个著名主持人,迄今,杨澜的传媒生涯无疑是成功的。在她出道20周年、《杨澜访谈录》10周年时,她又出版了一本《一问一世界》文集,与另一位作者朱冰详细叙述了这20年的经历,其间既有国际视野又有家国情怀;体味酸甜苦辣,深入质疑思考;故事生动有趣,细节娓娓道来。一位读者曾给杨澜发短信说:“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了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以记者的身份一直在发问

  杨澜以主持人的身份蜚声传媒界,但她在“记录一个人和他的时代”专业标准之下,仍愿意把自己定位为一名记者。记者可以说是一门“问”的职业,对杨澜来说,某种意义上,世界也是用来问的。因此,杨澜一直在对这个世界发问。

  问与不问?怎么问?什么时候问?这是记者的基本功,但包涵着很大的学问。所谓采访,就是采集访问的结果,这与会不会问,收获是大相径庭的。朱冰用一个像绕口令式口吻说:“问还是不问,这是一个问题,怎么问,也是一个问题,而选题的抉择,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尽管有收视率的纠结,杨澜不习惯问对方的八卦和隐私。她常常向对方礼貌地抛出一个问题,若对方不配合,她也不会过多地追问。经常是后台坐着的编导焦急地盯着杨澜,像是在向她呐喊:“问啊,问啊,怎么不问啊?”,杨澜却“稳坐钓鱼台”。

  一次在采访克林顿时,一位美国女性新闻官用一连串语速飞快的英语,告诉杨澜哪些问题不能问,杨澜虽点头却暗想:“不问?如果说不问,那我来这干吗?”当然,怎么问,她早成竹在胸。采访克林顿,莱温斯基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杨澜决定从克林顿总统图书馆谈起,在这个图书馆里,克林顿专门辟了一个区域,保存和展示有关1998年弹劾事件的历史资料,导火线就是与莱温斯基的绯闻。杨澜问克林顿是否“完全可以不这么做”时,克林顿回答说;“当然,我可以不这么做。这是我的博物馆,我可以放任何我想放的东西,也可以把它拿开。”杨澜又问为什么要放这些负面的东西呢?克林顿回答:“我认为应该告诉人们这一切……是的,我个人犯了一些错误。”他没有用外交辞令,而是将自己还原为一个对妻子心怀愧疚的丈夫。说出真相,使他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杨澜牢记美国著名电视新闻主播克朗凯特的话:“我始终把自己看成一个记者,我的工作就是通过报道,尽可能把事实真相完整地放在观众面前。”当然,世间的真相无法彻底占尽,因此,杨澜式的“我问”,包含着对每个生命的尊重,对客观事实的谦逊,对自身的自信和务实。

  《一问一世界》把杨澜对世界的发问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十年来,杨澜的对面换了500多位嘉宾,各种各样的受访者,带来各自的阅历、秘密、感悟、血型、星座以及掌纹;这个只有两个人的舞台,可以在大都会纽约的寓所,可以在中国乡间的泥巴路上。相同的是,杨澜一直在发问,她提出的问题,就像角度不同的机位,观测着人生每个侧面的影像……。” 成功的采访取决于了解对方多少

  杨澜的成熟还表现在她在发问前所做的“功课”和对文字的历练。

  访谈,既是一场智慧的交流,也是一次思想的碰撞。访谈的双方其实都会作充分的准备,当然,主导方面应是访谈者,要做更多的“功课”。访谈,就是要以平和的态度,去探究事实的真相,切忌带着“偏见”。真相,就在你不断突破偏见而最终掌握的背景之中。访谈不是比谁尖刻,谁占上峰,而应以平和、交流、互尊的态度去完成一次探索真相之旅。

  杨澜不能忘记1996年对基辛格的一次失败的采访,那时所提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最后无一例外地“希望人家对中国观众说几句话”等,都是对任何人都是可以提的问题,毫无特色。6年后再对基辛格的采访,基辛格给杨澜的打分是“amazing”(令人惊奇)。为了这次采访,杨澜几乎通读了他的全部外交著作,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和资料。临场的从容,是建立在大量“功课”之上的。她在采访新加坡李显龙时,不但搜索被访者的各种资料,就连他父亲李光耀的传记也不放过。临到采访前的几分钟,还在抓紧阅读。杨澜团队的一位成员说:“一次成功的采访取决于了解对方多少。”

  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所获,给杨澜的从业带来深深烙印。她牢记约翰逊教授对她所说:“记者最忌一个‘懒’字,落在纸上的东西一定要亲自核实,切不可照搬道听途说。”访谈前,团队会给她做各种诸如“人物分析”之类的策划文本,杨澜会不断修改、补充,经过三稿、四稿,文本越来越薄,最后在采访现场出现的一定是杨澜本人用A4纸手写的3—4页提纲,这是经过吸纳、判断、剔除、消化各方意见后的结晶,形成所谓“有嚼劲”的文字,再仰仗她自己的语言组织、即兴发挥、现场应变,总结概括,成为一个完美的脚本。短短半个多小时的访谈,包涵着杨澜和她的团队的多少心血,称得上是一丝不苟。

  平衡的艺术:“高跟鞋”与“泥土地”之尴尬

  现今世俗的观点是,事业和家庭的矛盾中,女人无法兼顾两方,只能选择其中一样,或者是美满的婚姻,或者是出色的事业。杨澜以出色的经历,突破了这一樊篱。她在事业上的光耀眩目的头衔已多得不可胜数,而她在家中的融融乐趣和与儿女之欢的幸福情景,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众多眼花缭乱的头衔中,杨澜最着意的却是“最理想的新好主妇偶像”,这是2002年在《好主妇》杂志发起的一项有20万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她以遥遥领先的票数取得的。杨澜对职业女性的三点建议是: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建立明确的目标,以及建立家庭支持系统。

  杨澜说:“我相信幸福要靠运气,但更要靠能力。我要的幸福是丰富而有价值的生命,是充满爱和温暖的情感世界,请不要让我取舍。”另一方面,当有人把她比喻成“越品越醇”的“红葡萄酒”时,她又说:“人们只看到葡萄酿成酒,却没有看到葡萄被踩的时候。”幸福、理想、奋斗、拚搏……,是一个并行不悖的系统,正是本书的另一作者朱冰所说:“高跟鞋和泥土地,这两个截然对立的体系,也映照出一个女人穿着细细的高跟鞋,行走在事业的坦途之上时,却常常陷入家庭生活软软的泥土地中的尴尬。”而杨澜却给平衡搞定了,此中的经历是多么丰富而有活力。闻说现在的传媒界中有一种“新闻职业倦怠症”,尤其以女性为甚,于是提出了“左边是新闻,右边是倦怠,理想在哪儿”的发问,笔者以为倒不妨读读杨澜的这本新作,也许会获得某种启示。

  杨澜的成熟,也许无法复制,但“弱水三千”取其一瓢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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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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