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至2003年3月间，一种“不明疾病”牵动了无数广东人的神经，从1月初的河源，1月中下旬的中山，2月初到2月中旬的广州，它数度光顾并数度将这些城市置于动荡与不安之中。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非典型肺炎”事件。我们将事件限定在疾病在广东肆虐的这段时间内，即从2002年12月15日广东河源发现最初的非典型肺炎病例到2003年2月15日米盐抢购风潮基本平息，对其间的种种传播现象，如传言扩散与谣言的加载、公众态度变化与恐慌形成、非理性抢购风潮的爆发与平息等。

　　本文是以对上述一系列传播现象进行观察、解释与批判的一项研究的相对独立的一个部分，它将关注点放在公众对广东省政府2月11日新闻发布会——非典型肺炎事件后的第一次官方表态——的解读上面，试图借助霍尔等有关新闻解读的理论和相关调查的结果，研究已经从各种非正式渠道获得有关非典信息并持有较强硬预存立场的公众会如何解读来自官方的信息。

　　一、“阵营”外的声音

　　2003年2月11日上午10时30分至11时15分，广州市的许多市民，是在电视前度过的，此间，广州市政府召开针对“非典型肺炎”的新闻发布会，广州市副市长、市委副秘书长和市卫生局局长等在场回答。发布会公布了“非典型肺炎”的感染情况，指斥了此前在坊间流传的谣言，称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并向社会承诺：广州市的7万医务人员和3000多卫生防疫工作人员，一定会接受任何疾病的挑战。

　　权威部门终于说话了，一场蔓延多日的恐慌和非理性抢购行为至此似乎该归于平息了。但事实却远没有那么简单，不仅发布会后仍然有不少公众处于惶惑之中，甚至从2月12日中午起还爆发了一场席卷广东各地的米盐抢购风潮，看来，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并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一方面是因为恐慌的消退本来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还因为对于来自“阵营”外的政府的声音，公众采取了谨慎、观望乃至怀疑的态度去解读发布会传达的信息的意义。

　　英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霍尔将负载政府意志的新闻文本称为承担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文本。他坚持认为在这种文本结构和观众（广义上是“阅听人”——引者注）的社会处境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样，解读新闻就变成观众和文本之间的协商过程。⑴

　　在对公众的新闻解读行为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霍尔所说的“紧张关系”的具体所指，或者我们在上面说的公众将政府话语视为“来自‘阵营’外的声音”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是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不对等关系。这不仅指政治秩序中公众处于低位，更在于在此类事件中，政府垄断着至关重要的信息资源。这些都决定了政府话语的发出其实是一种权力（power）运作过程，是想借助支配性的意识形态通过“权威”的信息征服公众的过程。

　　其次是在事件中政府和公众的诉求不尽相同。事件中，公众在危机中的诉求是确保自身的生命健康不受侵害。而政府在事件中却面临双重危机，一是危害公众生命健康的疫情本身，二是因公众恐慌社会板荡引发的政治性危机。⑵这双重危机绞在一起，共同影响着政府在事件中的诉求，也影响着政府的话语方式。这种诉求显然比公众的诉求更复杂。政府的两种诉求之间、政府与公众的诉求之间并非天然地存在着冲突，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冲突的可能。

　　再次是公众已经建立并浸淫于其中的既有的事件话语，决定他们不可能迅速而完全地归顺于政府话语之下。也就是说，在政府参与进来之前，公众之间的阵营已经形成。前面我们说过，本事件的信息传播的大部分过程是在人际传播渠道中完成的。我们想要探究的是，相互分散的人群（他们可能是通过家庭、亲友等关系一环一环相互连接起来的，但整体上来讲，他们间是松散而陌生的）如何在意见交流的过程中达成了共识？他们之间存在相互信任吗？如果存在，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对此，首先要说到人际传播在传播方式中独具的优势。一般认为，人际交往优于大众传媒的地方，一是它能获得的受众覆盖面大于传媒，二是它具有一定的心理优势，比如宣传意义上的无目的性等。除此之外，分散人群之间信任感的迅速建立，乃是基于共同面对危机的需要。个体因为与他人具有同样的目标或“敌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了“阵营”。个体加入群体，既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力量，更是为了减轻独自面对危机的压力。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导致了相互间的信任。不管怎么样，政府新闻发布会突然闯入，并且带来相异的信息，对之前的事件话语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同时破坏了公众认知的一贯性，因此，不可能立刻被公众接受。

　　然而，尽管公众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上述的不协调关系，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政府带来了“权威信息”，眼前的危机是需要公众和政府共同面对的，而最终危机的解决又不可能离开政府的职能发挥。这就是公众对发布会新闻进行解读之前的背景，这种背景和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接下来的新闻阅读过程与结果呈现出来的面貌。

　　就这样，裹挟着与公众之前接收的信息迥然不同信息的政府新闻发布会汹汹而至，它破坏了公众的认知一贯性，但公众却又必须面对它；它是来自“阵营”外的声音，但公众却以复杂的情绪小心翼翼地将它接入“阵营”之中。

　　二、顺从还是协商？

　　我们先来看一组与公众对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解读相关的资料。在态度改变方面，问卷调查显示，在发布会后，对于“非典型肺炎”的严重程度，有16%的受访者认为“非常严重”，有18%的受访者认为“像政府说的那样，不是很严重”，而其余66%的受访者则认为“没有原来传言中所说的那么严重，但比政府说的严重”。而在受访者对所在群体中的其它人（“亲朋好友、单位同事或邻居”）对发布会态度的描述中，比较相信政府信息的占31%，而不太相信发布会信息或对政府提出批评的占69%。⑶

　　由上可见，公众并没有立刻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归顺到政府新闻发布会的立场之下。他们确实是有保留地解读着发布会的信息，并且从中读出了编码者未曾在文本中设置的意义。何以至此？是什么原因在左右着公众的新闻阅读？要明白这些，就不能不提到传播研究中的霍尔模式。

　　霍尔模式的基本思想是新闻文本的意义不是传递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即新闻阅听人是积极的意义生产者，而非一个已被构造的被动接受者。这一基本思想源于下面的认识：一是编码者和译码者对同一代码的理解可能不同，即二者之间在意义理解上并不对称。比如一则地方新闻号召当地百姓为拟建的某座大桥捐款，称此举是“支持国家建设”的“爱国行为”，但百姓却可能将之理解为政府又巧立名目，搞乱摊派，因此对之形成消极的态度。二是新闻文本是多义的。新闻文本内含许多负载有独立意义的命题。按新闻结构理论的说法，它们可以分为微命题和巨命题。微命题和巨命题都各有其意义，这是文本多义性的基础。作为编码者，他们总是力图使微命题归属在巨命题下，从而传达出文本的核心意义。不过，在阅读过程中，阅听人（译码者）很可能对某个微命题更敏感，对其意义的关注遮蔽了对文本整个意义的读取，或者他读出了文本中存在的但与文本核心意义不一致的意义，因此，阅听人（译码者）就总有可能突破编码者预设的解读思路。基于此，霍尔在《编码/译码》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观众（广义上是阅听人——引者注）解读已制作好的电视讯息（广义上是一切新闻文本的讯息——引者注）可能出现的三种立场，他称之为“三个假想的译码立场”，分别为：主导-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与此对应的三种新闻解读方式为“支配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⑷。

　　我们在此引入霍尔模式，在确立这一理论基点之后，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决定译码立场的因素上。在原始的霍尔模式中，更多将社会人口特征视为决定译码立场选择的因素，如种族、阶级、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等。这大概是因为霍尔最初从社会学中引入了这一模式。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既然霍尔模式是作用于传播过程的，那么，除了这些社会人口因素之外，就肯定还存在着其它因素对具体情境中的具体传播活动发挥著作用。

　　霍尔也认为，人们的社会处境同他们从新闻文本中获知的意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相关性。根据我们的理解，这里的“社会处境”就不单单是阅听人的社会位置，还包括他在传播活动中的话语位置和个体的心理因素。

　　在本事件中，媒体代表政府发布的新闻本身并不是孤立的，它处于一个现实情境之中；同样，阅听人也不是孤立的，他处于社会和事件之中。因此，阅听人就不可能只对新闻自身发生兴趣，在文本之外，还有一个阅听参照系对新闻解读产生巨大影响。

　　一是个体因素。这既包括传统上的社会人口变项，也包括个人的心理因素，更重要的是，阅听人在接收新闻之前头脑储存的事件信息和对事件的态度。⑸

　　二是“环境”因素。在大多数公众都被卷入其中的事件情境下，阅听人解读新闻，绝不是一个完全由其个体因素决定的过程，它要受到来自社会的、群体的有形、无形的复杂影响。在本事件中，这些因素包括：当前视野中的事件情形，群体中他人对发布会的反应和对新闻的态度，新的异质性信息对发布会信息造成的冲击等。

　　三是编码者因素。公众在接触媒体信息的时候，首先会考虑：信息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布的，即“编码情境”问题，这是相当重要的。一般情况下，编码者是隐于新闻之后的。但倘若编码情境和特殊，编码者自身就很容易由原来的隐于幕后被推向前台。这种情境就是：编码者卷入了其进行编码的事件，则编码者被凸显出来并被纳入到公众对信息进行译码的视野当中：编码者因素成为讯息阅听参照系的一部分。

　　正是因为由个体因素（主要是先前态度）、环境因素和编码者因素三者构成的阅听参照系参与了新闻文本意义的生产，加之新闻文本自身的因素，决定了公众在解读新闻时采取了协商式的译码立场，并解读出与编码者赋予新闻的意义不尽相同的意义。

　　三、从媒介真实到主观真实

　　我们说过，是新闻阅听参照系和新闻文本共同决定了新闻阅读的面貌。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参照系中的因素不仅是在新闻阅读之前预设于阅听人头脑中的背景，它们也在阅读过程中发挥著作用。参照系的因素和新闻文本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了解读的面貌和结果。因此，在对发布会及此间新闻进行分析时，我们试图将两者“接合”在一起进行论述。

　　作为意义的载体，新闻文本无疑是新闻解读中最核心的部分。在传统媒体的声音从2003年1月20日起消失了3周后，2月10的广州各大媒体发布了与事件相关的报道。我们对此间新闻文本的分析既自此开始。先看下面的报道内容摘录：

　　“近来，广东部分地区先后发生部分非典型肺炎病例，该病主要表现为急性起病，以发热为首发症状，偶有畏寒。

　　“根据卫生部门组织专家调查，该病有一定的传染性，可通过短距离飞沫、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

　　“目前广东正处于呼吸道感染疾病多发季节，专家提醒市民做好预防保护措施，避免感染疾病。……如出现上述类似症状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这就是该报道的核心内容。我们遗憾地看到，它在对事件真实情况的呈现上甚至比不上三周前的那些新闻报道。而此时，广州市民已经处于“风暴”之中。与此时甚嚣尘上的传言相比，该报道是迟钝的、呆滞的、语焉不详的，它几乎使新闻媒体对环境的监测能力丧失殆尽。看看它提供的基本事实，除了疾病症状和预防措施外别无他物。没有感染人数，没有死亡人数，没有疾病的严重程度。这些事件重要信息的缺乏，使它根本无法阻遏恐慌的蔓延。对于公众而言，这个文本不仅是“无意义”的，更引发公众对新闻背后的事实背景议论纷纷。

　　幸好这种局面并未持久。2月11日上午广州市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下午广东省卫生厅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分析发布会传达的信息。

　　前面说过，新闻文本负载着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它有着功利性的目的，即解决编码者的危机，因此，文本中也就必然再现着编码者在事件中的诉求。我们先来看一组发布会新闻摘录：

　　“……截至昨天（2月10日——引者注）3时统计，广东部分地区发现的非典型肺炎病例共305例，死亡5例。其中医护人员感染发病共105例，没有一例死亡。广州市共发现192例非典型肺炎，有2例死亡。

　　“……经过卫生医疗部门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紧急救治，患病的305例病人中，已有59人病愈康复出院，尚未出院的病人都得到有效治疗，情况稳定。疾病（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市民无须恐慌。

　　“……非典型肺炎潜伏期平均4天，最长达到11天。……（从临床症状和检测结果来看）不是鼠疫和炭疽，也没有分离出禽流感病毒或检测到禽流感抗体。

　　“……这次疾病的确来得比较凶猛，但是绝对没有传闻中那么凶险，市民感染的机会也不是很高，无谓造成太大的恐慌。

　　“……我还想奉告有网站的媒体同志，应该用某种形式管理你们的网站，不能把网站变成散布谣言的基地。

　　“……什么‘生物袭击’‘莫名病毒攻击’‘鼠疫传播’等，都是不实之词，是个别人为谋取私利制造的，这是可耻行为，请广大市民不要听信，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苦恼和不便。

　　“……今天（2月11日），省、市物价部门多个检查组将对有关厂家和商家进行专项检查，对于（事件中乱涨价的）违法厂家、商家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责令停业整顿。

　　按照前述新闻结构理论，新闻发布会传达的信息的巨巨命题是“对非典型肺炎事件的应对”。但因为文本中微命题的存在，却实际上导致了新闻文本的分裂，即微命题的意义并不能完全归属在新闻文本的核心意义之下。文本的意义根本上讲是编码者诉求的实现。我们对上述微命题的信息内容进行提炼，通过对其对应的诉求的爬梳，揭示出这一文本的分裂：

　　图5
　　信息的意义                                       诉求
　　非典型肺炎的感染情况、死亡人数和治疗情况        
　　非典型肺炎的症状、病原和严重程度――> 提供真实信息，应对疫情

    政府的应对措施

　　疫情已得到控制，市民无须恐慌
　　某些网站不要成为散布谣言的基地――>安抚公众，平息其情绪，遏制恐慌
　　对别有用心的散布谣言者进行谴责 
　　将惩治哄抬物价的不法奸商　　

　　很明显，发布会传达的信息中再现着两种诉求，一是提供真实信息，从而应对疫情的危机；二是安抚公众、平息其情绪并遏制恐慌，其针对的目标乃是政府自身的政治性危机。而这恰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政府在事件中面临的双重危机相符合。公布信息本身就是为了消除因信息缺乏导致的不确定性，因此，可以说提供真实信息的诉求，乃是新闻发布的本意。而另外一个诉求，则显示了政府新闻发布的强烈的“目的性”，它与政府自身的利益相关。对此，公众保持着相当敏感而谨慎的态度，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这让公众将发布会信息视为“来自阵营外的声音”，从而使其在进入文本的时候仍难免保留着一分“敌意”。

　　从新闻结构的角度来说，因为存在着两类意义的微命题，新闻文本自然就被分割为两个部分。公众在事件中只有一个诉求，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只对再现此诉求的信息感兴趣，因为他们从另一方面的信息中强烈地感受到了政府试图消除政治性危机的努力，同时，他们要确定这一诉求在新闻文本中的体现，是否对政府发布的事实性信息的真实性产生了影响，即政府部门是否会因为一味求“稳定”而降低了事件的严重程度。因为，诉求决定信息和信息的表达，文本中的上述两种诉求很可能存在矛盾，⑹关键是哪方面的诉求对政府来说是更重要的。

　　对于新闻文本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考量。

　　在本事件中，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无疑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但恰恰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发布会出现了问题。2月11日媒体报道援引广州市新闻发布会的说法称广州市发生病例为192例，但2月12日媒体报道援引省卫生厅说法却称广州发生病例为226例。其实，两者之间并无矛盾。因为广州市还另外公布了非广州市民在广州住院治疗的有34例，与广州本地原发病例相加，刚好是省卫生厅公布的226例。但对两者的“出入”，就连2003年2月17日的《21世纪环球报道》都做出了“两者资料不统一”的判断，并猜测是“小小的疏忽还是其它原因”；由于两次发布会的受关注程度很高，一般公众更可能借此质疑发布会信息的真实性。

　　这是事件中出现的一个“特例”。一般来说，公众还将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来判断信息的真实程度，那就是在这样的事件中，政府会说实话吗。首先是政府在之前类似事件中的作为。所谓的“类似”，并非一定是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它可能是灾难事件、安全事故等，关键是事件本身是否让政府陷入了双重危机。几乎每个人的知识图式中都储存有某地政府在某次此类事件中的作为，并据此形成政府在危机事件中作为的一般判断。当公众对当前事件中的政府作为无法确认时，他们将运用“一般判断”推测之。问卷调查中一位受访者就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判断方式：

　　不相信（新闻发布会），因为政府经常发流料⑺。（样本二，编号6）

　　其次是本事件特别是发布会中政府的表现，也就是上文阅听参照系中的“编码者因素”。

　　一是新闻发布会召开的时机。发布会召开之际，疾病已在广东省多个地区发生；而公众情绪则处在极度不稳定，并有可能因为恐慌而引起社会板荡的当口：也就是说，疫情本身的危机早已出现，而政治性危机则刚刚抬头。这个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很容易让公众觉得政府更看重政治性危机的应对。在调查中，很多受访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事发最严重的时候不出来说话，风暴过后才出面，是想掩盖事实的严重性。（样本二，编号22）

　　二是公关能力决定的政府官员在发布会中的表现。包括信息发布者的身份构成、对发布会“迟开”的反应和政府官员在发布会上的态度等。一般认为，大众传媒的信息发布，应让专业人士多出面。我们来看发布会中的信息发布者身份构成。广州市的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副市长、市委副秘书长和市卫生局局长在场作答。3人均为政府官员。再以省卫生厅发布会为例，在现场释疑的分别有：卫生厅厅长黄庆道、副厅长冯鎏祥、副厅长王智琼、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许悦恒、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副主任医师黄文杰等6人，其中政府官员4人，专业人士2人。当然，不是说政府官员不能出现，他们本身也是信息发布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人数比例不能过高。而且这些官员最好要具备处理公共关系的能力、经验以及比较亲民的形象。

　　对于新闻发布会，一般公众普遍认为召开过迟。对此，发布会上某位官员将之解释为“由于尚未查清病原体，所以政府一直没有向社会做出说明。”在其它场合，政府官员也做出了类似的“解释”。但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直至2月11日新闻发布会召开之时，病原体依旧没有查清。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府官员似乎没有向公众道歉的传统，似乎如此就会显示出政府的“无能”。殊不知，对于自己的失误一味地遮掩、解释，只能被视为逃避责任的表现，而勇于道歉的政府部门，才是负责任的、有公信力的。

　　政府官员在发布会上的态度同样是相当重要的，是否存在对关键问题的回避，面对敏感问题时是“冷静”的，还是“气急败坏”的，都将直接影响公众对发布会的解读。我们来看一位阅听人在发布会后发表在网络上的一个帖子：⑻

　　响应人: 太空不碎 发表日期: 2003-02-11 12:00:57

　　广州市卫生局局长居然还这么居高临下和记者打官腔！太令人愤怒了！

　　文章提交者：我是笨笨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刚刚看到广州市的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前段时间中山市谣传流行禽流感，是否就是现在这种肺炎？卫生局黄局长冷冷地说：你这样说话，要负责任的！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禽流感的报道！

　　天哪，他那个不耐烦的样子，一个香港卫生处官员要是敢这么对记者说话，他要道歉的！官僚们太过分了，对民众的意愿从来不主动去满足，只是被动地，不耐烦的打发你！事情闹成这样，你卫生局的人跟我们道歉还来不及呢，倒象记者该跟你道歉似的，过分！！！！

　　很难想象，发贴人还能对政府的新闻发布会持肯定态度。帖子中的言辞不免偏激，但却从反面证明政府官员态度的重要性。

　　在经过一番复杂的解读后，阅听人形成了对新闻发布会的个体判断。之后，这种个体判断还要在“环境”之中经历磨合、冲荡并形成群体内普遍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他人对发布会的反应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对问卷调查进行统计发现，在接收发布会信息后仍觉得真实情况“非常严重”或“没有原来传言中所说的那么严重，但比政府说的严重”的受访者（总比例为82%）中，其描述的所在群体其它人有55%表示了对新闻发布会的不信任和批评。也就是说，在个体态度和群体反应之间有着较高的正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对个体判断形成影响的“环境因素”还有当前视野中的事件情形和异质性信息等。

　　下面我们来考察新闻解读的结果。我们以公众态度的改变与否及改变程度作为衡量。认知心理学认为，态度的形成与改变取决于人的认知在整体上是否一致。不管怎么说，政府新闻发布会的信息首先破坏了大多数公众的“认知的连贯性”，对公众在“非典型肺炎的严重性”这一问题上的态度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而这种冲击来自“权威”的政府部门，是公众不能置之不顾的。因此，在公众经历了上面所论述的认知调整之后，进入公众头脑中的发布会信息开始试图改变公众既有的态度。

　　在此，我们将借助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平衡理论⑼对公众的态度变化进行分析。认知平衡理论的创始人是美国的弗里兹?海德（Heider,F），其理论的前提性假设是，个体心理的不平衡状态将产生紧张，并产生恢复平衡的力量。体现认知平衡理论基本原则的是著名的“P-O-X”模型。P和O是人际环境中的对等个体，X是认知对象。海德将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成两种情况，喜欢（肯定）和联合（否定）。在模型中，“如果三者关系在所有方面都是正面的，或者如果两种关系是反面的，一种关系是正面的，那么，平衡状态就会存在”（28）⑽，除此之外，P都将处于不平衡状态。平衡状态是稳定的，而不平衡状态被假设为不稳定的，它将导致个体的心理紧张，这种紧张将促使个体心理从不平衡趋向平衡，也就是包含一个P的态度改变或者抗拒态度改变（实质是改变对另一认知主体O的态度）。

　　按照此模型的构成，本事件中在新闻发布会后，公众与政府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在新闻发布会前，P（公众）对X（非典型肺炎的严重性）持肯定态度，而O（政府）对此持否定态度。根据认知平衡理论，倘若P（公众）对O（政府）持否定态度，则公众处于认知平衡状态，倘若P（公众）对0（政府）持肯定态度，则公众处于认知不平衡状态，在此状态下，公众会产生心理的紧张，造成恢复平衡的心理压力，从而促使公众改变态度、求得平衡。因此，我们要知道公众的态度改变方向，只要看一看公众对政府的态度就可以了。

　　但实际情况却远没有这么简单。这种模型的假设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即P与O是平等的。但在事件中，P（公众）与O（政府）的地位显然是不平等的，这将使公众在将政府态度与自身态度对比考量的时候，还不得不承受来自政府的“权威”的压力。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在真实情境下，对特定对象的态度可能并非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而是有着正负的程度性的评价。特别是在本事件中，公众对政府的态度可能是从肯定到否定之间连续的区间上的一点，而公众对“非典型肺炎严重性”的态度也可能是从严重到不严重之间连续区间上的一点。

　　事实也正是如此。对于事件中的政府，虽然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大多数人持既不完肯定也不完全否定的态度，即居于肯定与否定之间，不同人的区别在于是距离“肯定”近些还是距离“否定”近些。这种对政府的态度，使得公众对“非典型肺炎的严重性”的态度发生了某种复杂而微妙的变化。即公众既没有完全放弃先前的态度，也没有完全接受政府的态度。在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个体的态度将从先前态度滑向政府的态度，至于会滑多远，则取决于每个人对政府及其新闻发布会的认同程度。

　　不过，无论个体的态度变化多少，公众中的多数个体对发布会采取了协商式的译码立场却是确定无疑的。作为对公众整体意见变动的考察，2月11日后板蓝根抢购的降温、网络上的信息由对非典型肺炎的种种猜测向对发布会的评价的转向，以及2月12日起席卷广东各地的米盐粮油抢购风潮，则为我们提供了似乎相互矛盾但又在情理之中的两个方面的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