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跨文化理解

　　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不可忽视

　　在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脑海中，对于“异文化”的第一反应就是西方文化，两国的异文化研究通常会将焦点集中到西方各国的文化上。中日两国使用同样的汉字，所以人们往往认为同一汉字表达的是相同的意义，两国的价值观及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也应该基本一致。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中，中日两国更容易看到彼此之间所谓“同文同种”的共通性，而忽视差异性。

　　然而“同文”并不意味着“同义”，双方对于“爱国心”一词的理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这是褒义词，而在日本却是贬义词。日本国民认为，当年就是因为受到“爱国心”的蛊惑，他们才卷入那场可怕的战争。可见，汉字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变迁，已被中日两国各自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涵和价值标准。“同文”的现实容易衍生出“彼此早已相互了解”的观念。这种观念虽然在某些时候有助于相互理解，但往往也会导致双方都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很了解对方，反而成为产生误解的根源。

　　中国人认为同为儒教文化圈的日本也接受了中国的伦理道德，日本也因其所接受的中国古典教养要远远多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而自认为很了解中国。然而事实上，这终究只是表面上的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直到今天，人们仍未充分认识到将中日两国作为“异文化”来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其实，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中日两国在相互认识对方当代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排除“同文同种”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对彼此文化缺乏理解导致摩擦

　　虽然当代中国社会与自古以来的传统教养体系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日本观、世界观也已融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中，但我们仍有必要以当代中国独有的国情为出发点，尝试着用“异文化”的视角来分析中日两国间的小摩擦。

　　2003年10月29日，在中国西安的西北大学文化节上，日本留学生们表演的“猥亵小品”被认为是“对中国的侮辱”，激起了中国学生的愤怒，并引发抗议活动。翌日，普通市民也参与到抗议活动中，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和集会活动，并最终演变成为一场袭击日本料理店的骚乱。

　　在日本，裸祭活动十分普遍。JTB发行的日本各地“节日祭典日历”上所列举的节日祭典活动中，典型的裸祭活动多到30余种。对于日本人而言，祭典活动是人们在内心深处对降临凡间的神灵进行虔诚膜拜的仪式，也是人与神灵进行交流的场所。由于祭典活动中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坦诚地祭奉神明，参加者必须满怀虔诚投入其中，因此也就不会对裸体姿势感到异样。日本《古事记》中最有名的神话之一，就是神话时代，在天照大神隐修的高天原岩洞前，在八百万天神的注视下，天钿女命赤裸身体，翩翩起舞的故事。这个神话说明，裸体舞蹈从远古时代开始就已经渗透进入日本人的生活之中。

　　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任何裸祭活动。由于自古以来，祭典活动中都贯穿着儒家伦理所崇尚的“礼”，因此，祭典活动成为社会规范的一种实践，通过祭祀服装用具的样式和颜色将人和物的等级高下严格区分开来。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从“三礼”即《礼记》、《周记》、《仪礼》等儒家经典中感受到当年祭典活动的庄严肃穆。祭典活动作为政治活动的重要补充，其目的在于彰显神圣性和权威性。因此，在祭典活动中首先必须“整衣敛容”，务必保持衣着整洁，姿容得体。在禁欲主义盛行，就连着装都受到严格规制的社会中，裸祭是无法想象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要求社会和国民摈弃旧习，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理念的道德体系。在推动男女平等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道德廉耻意识。猥亵的言行毫无疑问属于批判的对象。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羞于在公共场所或集会场合表现性爱，新中国成立后涉及性方面的言行更是在公共场合绝迹。

　　始于196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压抑的时期。当时的中国在文化上实行闭关锁国，传统祭典活动被认定为封建迷信而遭到禁止，甚至还实施过禁书令。以裸体艺术为首，任何涉及性方面的表现形式都被作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而遭到彻底清除。这种扭曲人性的悲惨时代所造成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例如，1980年，上海芭蕾舞学校在湖南省进行舞台演出时，男演员的白色紧身裤就给台下观众带来了很大震惊。芭蕾服装实际上是极为普通的一种舞台服装，但是当时的中国普通民众却将芭蕾服装联想成为“近乎裸体”的内衣，从而将其视作“猥亵”行为。当时，怒不可遏的观众在落幕后立即拍案而起，高声抗议道：“这幅丑态还敢在舞台上丢人现眼，简直是不知羞耻。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芭蕾，那么我们中国人是绝不会接受的。”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多样化的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随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裸体摄影展得以举办，前来参观的人们排起长队，场面热闹非凡。介绍日中两国的浮世绘（春宫画、油画），并对性文化的重要性加以阐述的彩页图书——《浮世与春梦——中国和日本的性文化比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版）也得以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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