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官员素质与国家形象

　　2010 年11 月18 日，《国际先驱论坛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中国的辛酸笑话：我爸是李刚》，文章剑指中国一些政府官员的强权意识。三个多月前，南京爆炸事故现场官员围堵直播镜头并质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哪个让你直播的？”也迅速被外国媒体广为报道。与此同时，国内媒体也常常披露我国某些政府官员的惊人之语和惊人之举：例如，面对舆论监督，声称“对我的抹黑，就是对西丰的抹黑”；面对群众说理，放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领导！”；面对记者采访，质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除了这种“雷人”

　　言语，个别中国官员还屡次动手打人，摆明一副“我是干部我怕谁”的气势。 虽然这些言语和行为并不能代表我国官员的整体面貌，我国政府惩处涉案官员时也绝不手软，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事件严重损害了我国政府的形象和国家形象。而这些事件背后隐藏的，正是我国政府官员素质的问题。

　　官员素质与政府和国家形象的关系在我国，各级政府官员通过各种日常管理和服务活动，形成自己的领导形象，从而塑造党的形象并进一步体现国家形象。对内，官员是政府或政府部门的带头人，他们影响着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他们是政府或政府部门的代表，他们的个人形象直接代表了他所在的政府或政府部门的形象。一个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优秀官员会给政府形象增添光彩；而那些为牟取私利搞不正之风的官员，在败坏了个人声誉的同时也损害了国家公信力，破坏了政府和国家的形象。“水门事件”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信任危机”，这一危机并没有因为尼克松的引咎辞职而结束。正如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对“水门事件”的结案陈词中指出：“尼克松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对他作为总统的信任并破坏了立宪政体，极大地损害了法律和正义的事业，而且明显地伤害了美国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政府对不法官员的惩治并不能弥补官员集体的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政府形象有赖于官员素质的提高。

　　所谓官员素质是指官员在一定先天禀赋的基础之上，通过后天的实践锻炼和学习形成的，在领导活动中经常发挥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智力基本因素，以及情感过程、意志过程和与此密切联系的人格因素。官员素质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官员的领导和管理能力，包括构成官员的各种内在因素，如文化、思想、政治、道德等因素以及由这些因素综合而成的本质能力；二是官员社会属性的本质，即官员个体与各种群体之间发生的联系，具体表现在官员是否坚持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是否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是否做到了忠诚、廉洁、务实、高效、守法、守纪。

　　国家形象建构对官员素质的要求在信息社会，政府官员的一言一行直接关系政府和国家的形象。鉴于此，一名合格的官员至少应具备以下几种素质：

　　首先，官员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能够正确地看待自己所行使的公权力。所谓公权力，是指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由政府官员及其相关部门掌握并行使的，用以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的权力。从本源上讲，公权力来源于人民，它的产生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到梁启超“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的论断，再到今天政府官员“人民公仆”的角色定位，都是对公权力清醒认识的体现。然而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如果政府官员对公权力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敬畏，权力就有可能异化为“作恶”

　　的凶器，进而妨害、损害和伤害普通公众的合法权利。我们前面谈到某些官员“我是干部我怕谁”的居高临下的姿态，说到底就是官员对公权力的一种愚昧认识。

　　其次，官员应具备较高的道德素质。在衡量干部优劣的“德、能、勤、绩”四大标准中，道德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项。古人云“君子能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润众庶，而不能自饶其家”，指的就是有道德的人做官的出发点，应该是借助政府这个平台来解决社会矛盾，改善公共福利，而不是借公权谋私利。道德只是无形的标尺，唯有道德高尚的官员才能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以最大的努力造福于民。从诸多被反腐败淘汰出局的政府官员身上看，他们的道德都是缺失的。环球网2010 年1 月7 日报道，在“您认为哪种行为最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的调查中，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连续三年位居榜首，而且比例高达近六成（59.2%），是三年来的顶峰。

　　这或许从一个方面表现了社会公众对道德缺失官员的憎恶。

　　再次，官员需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博学多识是提高官员领导能力及执政水平的基础和保障，文化素质决定官员的战略眼光、胆略和魄力，决定他们是否能用科学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进行领导和管理工作。此外，高雅的情操有助于官员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正确认识复杂的社会现象，从而脱离庸俗和浅薄，形成自身的人格魅力。仅靠权力树立起来的威信是不长久的，而人格魅力树立起来的威信却可以永恒。

　　最后，官员需具备较强的媒介素养。如果说前面三点是所有社会时代对官员的基本素质要求，那么最后一点则是信息时代对官员综合素质提出的特殊要求。

　　今天，公共舞台上的领导者群体与传播领域的关系日益紧密，公共性的行政传播影响力和辐射强度正在与日俱增，因而官员的媒介素质也就成为影响政府形象及国家形象的重要一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政府官员的媒介素质尚待提高。与西方国家官员对待媒体的态度不同，我国政府官员对媒体往往表现出防范、消极和被动的态度，不懂得运用现代的方式善待媒体和运用媒体。

　　当一些突发事件发生时，某些基层官员对媒体要么动粗动怒，要么避而不答，听之任之，丧失了树立自身形象的主动性。在不少外国记者眼中，中国官员“敢说真话的不多，阻挠采访的不少”。

　　一位西方记者抱怨道，在报道中美贸易纠纷等涉华事件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采访到美国大使或代表，至少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会针对某一事件发表评论，但要拿到中方意见却不容易。另一名法国记者则说：“我也愿意报道中国的观点和看法，但电话打到中国的使领馆时，往往没有下文。一般中国官员都不接受采访。”

　　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关注程度的加深，我国官员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力逐渐加强。各级政府官员需要充分认识提高自身媒介素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尊重新闻规律，重视与媒体的关系，通过有效的媒体公关不断提升自己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水平：一方面增加对大众传媒的认识，学会以批判的意识对待媒介信息；另一方面，要掌握与媒介交往的技巧，学会主动运用传播规律来与媒体互动，在躲开媒体的明枪暗箭的同时借助媒体宣传自己的主张；当然，较强的话语表达能力也是现代社会官员必不可少的素质。

　　他们需要自如地驾驭语言，幽默地使用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强化自身的说服力，更好地树立自身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