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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一定能胜于谎言
专家学者谈真实性在对外宣传西藏中的作用
采写/本刊记者 雷向晴
  2005年11月25日13:05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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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之窗”栏目已开办了四期,受到读者的好评。本期我们请到了研究西藏的几位专家学者,就达赖集团在西方进行长期的歪曲宣传,“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在这种趋势下,我们如何向世界讲述西藏的真实故事,传播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正确声音等问题,进行了访谈。

  时间:2005年10月28日上午

  地点:Cosmo国新书吧

  主持人:王丕君博士 国务院新闻办七局西藏处处长 

  嘉宾:胡岩博士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民族与宗教理论教研室主任

  杜永彬博士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植荣博士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西藏研究小组 

  《对外大传播》:谢谢各位专家的光临。这两年大家都感觉到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就我们的了解和分析,这和达赖集团在国外长期公关和歪曲性宣传有很大关系。各位专家对此有专门的研究,也有在国外做访问学者的阅历,请就这个问题谈一谈它的来龙去脉。

  张植荣:应该说,达赖集团的海外公关工作比较成功,也为他本人获取了不少政治和宗教的光环,例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西藏的“最高宗教领袖”、“西藏人权卫士”等。达赖貌似巨胜的成功,有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就本人的研究与接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于西方和达赖集团利用北京“六四”风波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那年10月达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20世纪90年代以来,达赖集团在美国展开了草根公关游说,美国因此出现了许多同情达赖的游说集团和非政府组织。事实上达赖集团的成员也在NGO组织中任职,或以国际人权组织的成员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例如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会议,其有53个正式的政府成员国,而外围有1000多个NGO组织登记,其中很多是在“西藏问题”上攻击我们的。1990年,所谓的首届国际西藏支持者联席会上,有来自26个国家的200多人参加。2000年在柏林召开的西藏支持者会议上,与会的有来自52个国家的300名代表。

  第二,美国本土还有很多同情达赖集团的NGO,极大地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和“大众化”。如“Milarepa基金会”,纽约市“西藏之家”(Tibet House),西藏委员会等,我都去参观过,他们是达赖集团的坚定的支持者,主要任务就是搞公关。西藏委员会将涉藏的反华宣传材料制成了明信片,要求接受者捐资或邮寄给世界各国政要包括中国政府各级涉藏领导人,和美国国会参议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驻联合国和中国大使,以及慈善团体。而“西藏之家”的共同倡议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和好莱坞明星理查德·基尔(Richard Gere) 则将达赖的所谓“西藏事业”推向了大众化和国际化。他们的宣传策略是尽量迎合西方大众文化的口味。

  第三,从宏观的社会文化角度来看,还有西方人对西藏的“香格里拉情结”特别值得注意。“香格里拉”(shanggri-la)英文原意指世外桃源。而在西方特定的社会文化中指西藏。认为这个“世界屋脊”是没有受到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影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古代文明和古代宗教的一块“活化石”。而所谓“香格里拉情结”则指美国人在对印第安人推行种族灭绝后美国学术界对美国政府种族政策的批判,和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搞西藏现代化的批评。于是,一部分天真的西方人想在西藏寻找一种精神的寄托,而另外一些带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拿“神化”了的西藏来“妖魔化”中国,以达到其“以藏制华”或“以藏反共”的政治目的。

  杜永彬:“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现实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政治原因。实际上是由于东西方不同的国家观、民族观以及东西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造成的。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差异,决定了西方人的西藏观与中国人的西藏观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所以西方人在看待西藏和“西藏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带着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和西方价值观的眼光,往往忽视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不是把西藏和“西藏问题”置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大环境下去看待和认识。西方人以对“西藏问题”的这种态度去支持和声援“藏独”势力及其活动,形成西方反华势力与“藏独”势力的互动,从而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

  二是文化原因。西藏的神秘感和文化上的诱惑力,使西方人对西藏这块土地情有独钟,将西藏视为“香格里拉”和“最后一片净土”,从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西藏热”和“西藏文化热”,形成“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文化土壤。

  三是宗教因素。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的藏区和中原以及东南亚等地,形成不同的支系,虽然都奉释迦牟尼为佛祖,但是各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佛教西藏化形成的藏传佛教,与佛教的其他支系,如汉传佛教、南传佛教等,就形成鲜明的对照,藏传佛教的密宗修炼和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的这种独特性和神秘色彩,更增添了东方文化的魅力,对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的西方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纷纷改宗或认同藏传佛教,加上作为藏传佛教的大活佛的达赖在西方的频繁活动,以藏传佛教为媒介,影响西方人的西藏观,其结果,一方面,藏传佛教西化并在西方广泛传播,另一方面,西方人受那些歪曲反映西藏的言论迷惑,担心藏传佛教会消亡,从而由信仰和认同藏传佛教,变为支持和声援“藏独”活动,这是“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宗教动因。需要指出的是,要遏止“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势头,需要智力、权力和财力形成合力,要充分发挥藏学家和“民间外交”的作用。事实证明,在对外宣传西藏工作中,学者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西方人相信学者,对学者的话容易听进去。西藏外宣事业需要专家学者充当顾问,中国学者应当明确自身的定位,在向西方的受众阐述观点时让事实说活,强化学术性,不要“打官腔”,这样才更有针对性,使其更易于接受。同时应当看到,中国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屈指可数,全国藏学界能够用英文写作和发表论著的学者很少,在英语作为国际主流语言的国际社会,在“西藏问题”上目前还难以占领国际舆论阵地,这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加大力度提高中国知名藏学家和具有良好学术功底的年轻藏学研究人员的英语水平。

  胡岩:我的专业是历史。讲到西藏,要澄清几个概念,有没有“西藏问题”?有没有“西藏问题”的国际化?答案是肯定的。从历史上说,西藏问题的要害就是“西藏独立”问题。1998年江泽民主席和美国副总统戈尔会谈时说,“所谓西藏独立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某些国际反华势力企图利用达赖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其用心是很清楚的。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应采取明智的、有远见的政策。恪守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这就定义了“西藏问题”的由来。其实问题本不存在,西藏自元朝开始就是中央政府有效统治的边疆地区,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分裂西藏的阴谋活动,是他们培植的少数西藏分裂势力,造成了西藏问题。在这一点上,西方的政府实行了双重标准。林肯是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在历史上的最大功绩就是反对南方实行奴隶制的各州的独立,维护了美国的统一。但是在西藏问题上,美国却阻挠和破坏中国的统一。

  西方人对于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的普遍看法是,共产党没有搞好,逼走了达赖,造成了“西藏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采取了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把“西藏问题”与冷战进一步联系起来。美国官方立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却屡屡插手西藏事务。美国政府曾经企图否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鼓动英国和印度与其合作,阻止西藏的和平解放。1959年前后,美国支持藏区/西藏的叛乱和达赖的分裂国家的活动,鼓动达赖流亡国外。尤其是中央情报局出钱出枪出人,在美国本土训练叛乱分子,把他们空投回西藏,袭击我在藏干部和驻藏部队,实施了很多今天看来就是恐怖主义性质的活动。中央情报局不是NGO。后来解密的文件和当事人的著述证明,在鼓动达赖出逃、制造所谓“西藏问题”的过程中,美国扮演了卑劣的角色。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阴谋活动,已成铁案,是否认不了的。当时的美国政府仇视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炮制了“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上述事实,我们必须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知道。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达赖分裂祖国的活动,要求美国政府恪守不支持西藏独立的承诺。

  《对外大传播》:西方媒体涉及西藏的报道大多是负面的,有的说中国“限制了宗教自由”,有的认为西藏文化在“灭绝”,还有报道指责中国搞西部大开发会对西藏的自然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面对国际社会对西藏的种种误解,我们应当如何予以有效的应对?

  胡岩:西方人虽然关注西藏,但绝大多数人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并不清楚。我去英国访问过两次,曾经和关心西藏的各色人等聊起西藏。他们有的人来过西藏,有的没有。我发现很多人对西藏的关注是没有恶意的,但其认识却被达赖和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宣传误导了。我们应当让更多西藏的喇嘛、研究西藏的学者等“走出去”,把关心西藏的外国游客、商人、议员、记者等“请进来”,让我们的声音多一些,让更多的西方世界各个阶层的人了解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真相。真实是最大的宣传艺术。

  有一点我们还需继续努力。那就是如何正确而又简明扼要地以西方大众易于理解的方式介绍西藏。宣传材料要写给老外看,就得琢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进入到他们的话语系统中,来说我们自己想说的话。我上学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用英文写了一篇关于西藏的文章,开篇第一句就是“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的外教对我说:“你的文章是写给可能持不同观点的西方读者看的。你是不是想让他看下去呢?你这样写法,许多读者可能看了第一句话就不再读下去了。”在他的建议下,我把开头改成了“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在一些西方人中还有争论……”下文的内容不变,但是开头的形式变了。这就照顾了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有可能收到更好的成效。

  不澄清西藏的历史归属问题,我们的西藏工作做得再好,建医院、修铁路……西方的一些人都会认为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因为在他们眼中,西藏已被妖魔化了。

  张植荣:刚才胡岩教授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分析了西藏问题。我觉得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也蛮有新意。从国际传播学而言,传播方式的到位、传播手法的巧妙,很需要探索。汉语说事实胜于雄辩。西方则说“眼见为实”(Seeing is believing)。

  例如,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大都是一面之词,道听途说。我们研究其材料来源发现,不外乎是达赖集团与西方人权团体散布或国外某些反华势力提供的。对此,我们如果用事实说话,邀请海外相关人权团体到西藏参观访问。他们眼见为实,就可以无言地驳倒他们的谬论。再如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如今西方对中国的计划生育不像以前那样关注,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对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马戎教授,用英文发表了关于西藏人口的论文,与西方的学术接轨,对西方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对海外的西藏宣传工作,现在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在工作的具体细节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当注意传播观点的市场化和大众化运作,用西方地道的语言表达我们的观点。比如在我们一本宣传西藏的英文小册子目录中,看到这样一些标题:“从奴隶到今天社会的主人”、“中国西藏”。我们中国人完全理解其立意。但是,西方人认为西藏过去是中国的奴隶现在才是主人;而China’s Tibet“中国西藏”,在所属关系上在某些西方人心目中可能会更加突出了西藏的所谓“被占领”、“被统治”的地位。其实,这些文字翻译方面的工作,大可改进。例如可以改为“一个藏人的成长”或传奇,用文学的语言讲述,通过个案故事来展示西藏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其宗教生活的自由。因为在西方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的故事,而对西藏更关心西藏的宗教自由问题。而宣传西藏的发展上更多地展示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事业的进步。还有像“寻找香格里拉”这样的标题在西方也是流行的标题形式,我们以此为由头再出书,相信也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胡岩:除了讲述西藏藏胞故事的书之外,我认为还应出版一些书,介绍在西藏工作、生活的汉人。在达赖长期歪曲宣传的影响下,一些西方人并不了解事实真相,他们以为所有汉族人到西藏去都是为了赚钱、当官;也有一些西方人想知道却无从知道。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时起,一批又一批进藏的汉族干部、战士、工程技术人员、教师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有的就长眠在那片高原。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事迹都是非常感人的。我们有理由让西方人逐渐认识到,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和内地各兄弟民族就是诚心诚意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建设西藏而到西藏去的。

  《对外大传播》:在向世界说明西藏方面,中国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为何现在国际涉藏舆论还是给人“一边倒”的感觉呢?

  胡岩:西方涉藏舆论和我们保持一致才是不正常的。我们与西方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加之达赖集团在国外游说快半个世纪了,他们了解冷战条件下西方媒体的需求,投其所好,又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这些都造成了当今西方世界的涉藏舆论对我不利的局面。因此现在我们需要研究西方受众的思维习惯,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我们正确的观点。要有能力在各个层次上与西方社会对话,官方的、学者的、大众的……如果我们不对话,西方人就会倾向于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无话可说,无理可讲,有些人就会信口开河,欺蒙世人。

  张植荣:胡岩博士所言,我完全赞同。西方媒体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以“第四权力”监督社会和政府,他们习惯于“揭丑”。我国的新闻事业也在改革之中。因此,对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的某些宣传不要太在意。“闻过则喜”、“兼听则明”。要用国际传媒通用的手法传播我们的声音。此外,我们还要善于运用国际化的传媒市场操作。事实胜于雄辩。但是,我们不必把外国记者免费地“请”进西藏。而可以用精心包装的旅游线路,吸引他们自掏腰包到西藏旅游参访。否则,西方记者会认为,我们是有政治目的请他们来的。

  总之,在西藏问题的对外宣传上,我们要争取主动,“以我为主”,把正面的传播工作做在前面。“以事实为主”,只要我们把日新月异的西藏真实地介绍给国际社会,人们自然会得出结论,谁在说真话,谁在制造谎言。

  杜永彬:应当看到,近年来,“西藏问题”有所降温,西方在“西藏问题”上“舆论一边倒”的局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认为其原因有三:首先,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家形象日益改善,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西藏问题”的炒作点减少。其次,中国官方和民间相互配合,在涉藏统一战线工作、外交工作和对外宣传上,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逐步掌握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主动权。第三,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涉藏工作将国家利益和藏族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中外涉藏学术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有效,从各个层面对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的“西藏观”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最近5年,我6次应邀前往美国进行实地考察和学术交流,以《美国人的西藏观研究》为课题,致力于西方人的西藏观研究,对此有亲身的体会。以藏学研究为例,至少在5年前,由于西方藏学界对中国藏学界了解不多等原因,往往忽视甚至轻视中国藏学家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和深入,这种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变,例如,美国学术界在从事西藏研究项目、召开西藏研讨会时,都非常希望中国学者参加,听取中国学者的观点,参考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增强其西藏研究的客观性和权威性。美国藏学家史伯林教授在美国国会就“西藏问题”作证时说,不懂汉文,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就不可能吸收和借鉴中国藏学家的研究成果,也就不能准确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的西藏政策,就可能导致美国官方在“西藏问题”的认识和西藏政策方面出现偏差。

来源:人民网--对外大传播 (责任编辑:刘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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