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记者谈  北京人的“文学生态”
文/《法兰克福汇报》 马克·西蒙斯
  2006年09月08日15:20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编者按:本文作者所捕捉的中国见闻,轻松诙谐,大不同于我们中国记者的视角,很多我们司空见惯的场面和行为,在外国记者的眼中陌生而新鲜,同样,作者也说到“对中国首都的大多数居民而言,去听作家演讲这种在德国司空见惯的晚间休闲活动还是新鲜事”。作者从公园里百姓练水写毛笔字,到唐诗宋词如何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再写到“最令人惊讶的是《红楼梦》”。他把中国人的文学生活理解为:“在中国,‘文学’没有被理解为阳春白雪或是有着特殊要求的东西,而是以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被解码的符号形式融入到熟悉的生活环境当中”。文中甚至这样提到中国的评书艺术,“以激情洋溢的嗓音讲述的文学作品”。

  尽管此记者的文章中处处是我们熟悉的中国符号,但读来却让人兴趣盎然,不忍掩卷。由此看出,由记者的独特视角而写就的文章,无论对外国读者还是对中国读者而言,都具有鲜活性和可读性。以下刊登该文,以期于业界共飨。

  认为“文学生活”指的就是朗诵会与作品研讨会的人或许会觉得北京有些乏味。现在北京不再缺夜总会和演唱会,影剧院当然也不少。然而对中国首都的大多数居民而言,去听作家演讲这种在德国司空见惯的晚间休闲活动还是新鲜事。

  公园艺术家

  北京人晚上去逛公园。在炎热的夏日,公园内到处都是人。在跳舞者、滑旱冰的孩子、放风筝的退休老人和唱卡拉OK的民工之间,总有些男子能以自己耐心的创作引人围观。他们手持绑在管子上的长毛笔蘸水,站着以各种书法笔体在地上写诗词。

  他们敏捷而有力地挥舞着手中的毛笔,每个人身边都围着一群人:和祖母在一起的孩子、穿高跟鞋的年轻女性、把衬衣掀到腋窝、露出肚皮的男人、穿正装的职员,还有建筑工人。在西方人看来,这样一群人可是不会出现在文学场所的。然而,他们带着好奇心、目不转睛地看着毛笔字一个接一个出现在石板上,称赞书法家们的艺术造诣,并试着认出其中一些字。

  这可不总是那么容易,因为有些街头艺术家写的不是标准的方块字,而是让人看不大明白的草书。其中一位年近80岁的老者甚至自创了一种书法,他写出的每个字都是左右颠倒的,在旁观者看来如同一幅字谜画。他们写下的一个个字组成了每个孩子在学校里都要背诵的诗句:唐诗宋词,李白和王维在一千多年前写下的佳句,还有毛泽东长征时的作品。

  这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艺术,因为这些书法家用来写字的水在地面上迅速蒸发。旁观者逗留的时间则与这些作品的生命同样短暂,他们看上5分钟就走,但此间已有新的旁观者围过来。尽管只看一会儿,但他们在这几分钟里全神贯注,怀着敬佩的心情乐在其中。写在地上的这些字显然不单是传达信息的工具,它们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秩序。读懂这些字并品味其美感是一种全国性的爱好。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毛笔字;宾馆、报刊和按摩院都用毛笔字作招牌。

  出租车司机的文学爱好

  除了公园,出租车也是北京重要的文学场所。比起音乐来,出租车司机们——他们一点也不像古代圣贤的门徒,乡土气倒是更浓,而且不少人就是从农村来的——更爱听讲话的广播节目。他们一边在北京拥挤的环路上躲避并线的前车,一边听着以激情洋溢的嗓音讲述的文学作品。这既不是广播剧,也不是作品朗诵,而是对经典名著的复述。复述者必须把书装到脑子里,然后用自己的话赋予它新的生命。他时而轻声低语,时而大喊大叫,模仿各种动静和不同人物的语调,完全沉浸于故事当中。

  这种名为“评书”的艺术于清朝初年诞生在中国北方。但它显然有更为古老的渊源。茶馆曾是说书的所在,但在当下北京日益膨胀的车流中,评书自然也找到了新的表演场所。与之相应,新一代说书艺人也开辟了新领域:他们讲起了当日警讯,按照评书艺术的规则将一起微不足道的交通事故,比如一辆车在西单撞上了书报亭,像说书一样讲得活灵活现。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本身就是讲故事的高手,他们能够在最微不足道的事由上证明这一点。日常随处可见的东西逐渐变成了经典。在中国,“文学”没有被理解为阳春白雪或是有着特殊要求的东西,而是以其基本要素——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被解码的符号的形式融入到熟悉的生活环境当中。当然,专业的说书人也会出现在电视上。这时,他们会身穿中式长袍站在屏风前,用丰富夸张的表情和手势赋予声音额外的力度。但是,“文化”与世俗交融最为典型的可算是重大节庆时才可以看到的电视节目,例如中国的春节。到那时,国家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会在节目中朗诵大段的唐诗宋词。

  小孩子一旦会说话后,按照传统习俗,他就要背诵诗词;或者是给他讲传统故事。这种承袭下来的模式最好的一点是,小孩子由此而熟悉了汉语标志性的语言节奏,并可以将其中的经典名句牢记在心。这会使他终生受益。《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名著或许只有少数人从头到尾地读过,但里面的内容却熏陶了迄今为止的所有人。  《红楼梦》的风波

  最令人惊讶的是《红楼梦》。这部写于18世纪的小说甚至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研究方向——“红学”。由这部作品产生了自成一体的评论体系和不同的流派,这种现象在西方只有在某些宗教或哲学书籍上才能看到:也就是说,在系统定义自己文化根基的著作上。在中国,这样的“劳师动众”却是为了一部虚构的作品、一部小说。去年,当一个不属于任何红学协会的“外人”大胆地在系列电视节目中表达对《红楼梦》中各个人物的独特见解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本备受尊重的作家刘心武感受到了来自红学权威的巨大压力,仅仅是因为他(不幸地)试图将该书解码为政治影射小说,并在国家电视台上为此而开设了讲坛。批评者说,“你可以在家里摆弄你的谜或者是写这方面的书也可以——但你不应当到中央电视台播放”。

  周日上午9点半,正统的红楼迷们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聚会。最重要的一个红学组织的负责人作了系列报告。他身穿白衬衫,打着领带,坐在讲台边的一个年轻人旁边,背后的白色幕墙上放映着幻灯片。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厅,厅前两端各放置着一面国旗。这位负责人说,对于《红楼梦》人们永远不会研究透彻:“这在以前从未有过。”他认为,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日常的生活,因此它的人物距离每个人都很近。但是,这时他的声音严肃起来,明确有所指地说,人们应当停留在书上,而不应当寻找什么“谜”的答案。但是,随后他又开始深入讲解在外人看来深奥至极的该书家谱的细枝末节。为了解释一个远房次要角色的出身,他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投影到墙上。根据一个特定的偏旁部首,可以猜测,这是某某人的第三个儿子。

  大厅里有上百人。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很多人还在做笔记。室内充满着毅然决然的气氛:不被时代的长河冲走,为哪怕是最小部首的正确解释奋斗到最后。 

  (摘自《参考消息》2006年8月2日文章《一个德国记者眼中的北京人的“文学生态”》。)
 

来源:人民网--对外大传播 (责任编辑:蒋素珍(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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