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跨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建设”是当今外宣领域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命题。谈起“文化”、“传播”、“实力”、“建设”等词语，大家都很熟悉，但如果把其作为相互关联的概念提出来，就会感到其中体现着外宣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因为，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对外传播领域本身，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

　　2006年8月31日，由中国外文局主办、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承办“跨文化传播与软实力建设”论坛，其宗旨：“从中国日益扩大的对外交往、对外开放的需要出发，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以指导我们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并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讨，深化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认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说：“我们正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外宣格局，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而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不仅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蔡名照说：举办“跨文化传播论坛”，能够与智者相聚，博采众长，对主办方和听众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跨文化传播论坛主持人、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周明伟说：我们将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使这个论坛成为大家共同的资源，成为一个能够有效研究如何应对“向世界说明中国”种种机遇和挑战的舞台，为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实现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目标作出我们的一点贡献。在论坛举办期间，《对外大传播》分别采访了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著名学者余秋雨、美国百人会发起人杨雪兰以及中国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和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先生，同时又专访了《江边对话——一个基督徒与一个无神论者》图书的作者帕罗和赵启正先生。从本期开始，本刊将对以上内容以“论坛”专栏形式系列刊出。敬请读者关注并积极参加讨论，以为中国跨文化传播与“软实力建设”出谋划策。

　　对杨雪兰女士风采早有所耳闻，因而，当一身蓝布旗袍套装的她出现在笔者面前时，让我意识到即将翻开的是一个女性传奇而又丰富的一页。

　　说她传奇，是因为无论她离开祖国多久，她生命的底色已被“两位父亲”的外交生涯浸染，今天的她在美国与贝聿铭等人一起创办的美国“百人会”以及文化协会的贡献已载入中美交流的史册。而她本人更是将文化交流的触角渗透到美国经济高层——曾位至美国汽车工业巨头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同时一手促成了通用与中国在汽车工业方面的合作，并为中国带来了汽车金融保险“全球领先”的业界理念。

　　说她丰富，在与她的交流中，你会无处不感受到她的智慧与积淀。

　　她说：人生是需要坚持一点理想的，哪怕实现理想的过程有些漫长。

　　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她总是带着笑意，思路清晰而流畅，面前的她看上去那么年轻，好像阳光都在她眉宇间流动。我们的交流从一个女性在原本是男性主宰的事业里显露的风采开始。??

　　她引导美国商界与中国对话

　　为何先谈起这个话题，因为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人们越来越发现，文化交往对经济合作的作用之大，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来的想象。以至于海尔、联想的老总，在与海外进行经济谈判前都无一例外地制定了细密的文化战略。而我们地方外宣干部也敏锐地意识到“经济外宣”与“文化外宣”、“新闻外宣”正在互为因果，互为作用。

　　二十几年前，一位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三菱重工职员请人民中国杂志社的一位编辑给他做了半年的家教，讲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可见日本企业家在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已深谙文化沟通之道。曾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任副总裁的杨雪兰说：“经济合作能否成功，不完全是由于经济、技术因素的谈判。”她用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讲述了文化沟通在企业发展中的意义之大。

　　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最大五百家企业中位居前茅。早在1906年，通用就开始发展同中国的贸易。1978年，在同业中通用汽车公司是最先与中国接触并开始谈判合作事项的，但直到1983年美国另一家汽车公司与中国开始合资建厂，甚至到1990年，中国马路上竞相跑着中欧、中日合资生产的各种品牌的汽车时，通用公司的汽车还在中国市场大门外逡巡徘徊。

　　十几年间，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往返中国十几趟。但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问题在哪里。

　　杨雪兰在加盟通用公司前，在美国约纽一家广告公司从事市场调查工作，在近30年的时间里，她熟悉了各行各业的市场情况，练就了高度灵敏的市场感觉。曾被美国广告联合会命名为年度广告风云人物,并任多家大公司的董事会董事。

　　1983年,杨雪兰引起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注意。通用“挖墙脚工作”六年，竭力邀请杨雪兰加盟。加盟通用后，53岁的杨雪兰接受了邀请，出任了美国通用汽车制造公司专管消费市场开发的副总裁。1992年，杨雪兰受命开拓亚洲市场，由她与另一位同事鲁迪全力促成了中美合资的上海通用汽车制造公司竣工投产，并一举创造出当年开工当年盈利6.1亿元的车坛奇迹。

　　谈起美国通用与中国的合作，她说：“我们通用与中国谈判时刚开始很美国派：‘我们公司做得最好，是世界第一公司，我们到中国来，是要在这个行业中做领袖。我们在全球做得很优秀’，他们还会说：‘我们给你们一个例子，我们在某个国家将一万个人做的事情只用一千人就达到了目的，少用了九千个人呐。’”谈到这里，杨雪兰笑了，她说，这样的谈判不对中国人的胃口，中国人会想，你在全球做领袖与我何干？你到中国来要做第一，可我不愿做你的第二；你减员我们工人失业怎么办？在杨雪兰看来，上面那些想法中国人口里可能不说，但心里会这样想：我不愿意你们来啊。双方的想法不是一样的，只考虑自己是行不通的。

　　杨雪兰的话使笔者想起在天津开发区参观荷兰壳牌公司时的感受——空无几人的厂房，只有几台高精密的机器在轻轻地运转。那一刻，的确有许多记者都在考虑，这片土地上失去工作的人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