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跨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建设”是当今外宣领域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命题。谈起“文化”、“传播”、“实力”、“建设”等词语,大家都很熟悉,但如果把其作为相互关联的概念提出来,就会感到其中体现着外宣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因为,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对外传播领域本身,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2006年8月31日,由中国外文局主办、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承办的“跨文化传播与软实力建设”论坛成功举办。其宗旨是:“从中国日益扩大的对外交往、对外开放的需要出发,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以指导我们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并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讨,深化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认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说:“我们正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外宣格局,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不仅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蔡名照说:举办“跨文化传播论坛”,能够与智者相聚,博采众长,对主办方和听众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跨文化传播论坛主持人、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周明伟说:我们将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使这个论坛成为大家共同的资源,成为一个能够有效研究如何应对“向世界说明中国”种种机遇和挑战的舞台,为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实现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目标作出我们的一点贡献。在论坛举办期间,《对外大传播》分别采访了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著名学者余秋雨、美国百人会发起人杨雪兰以及中国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和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先生,同时又专访了《江边对话——一个基督徒与一个无神论者》图书的作者帕罗和赵启正先生。从第十期开始,本刊已对以上内容以“论坛”专栏形式系列刊出。敬请读者关注并积极参加讨论,为中国跨文化传播与“软实力建设”出谋划策。

　　作为学者，近年来，他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总标题下，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了风采卓然的演讲，场场爆满，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

　　作为散文家，无论是第一次精神放逐后的《文化苦旅》，还是作者自己所认为的封笔之作《千年一叹》，都让人感觉他笔下的散文已经不是古老衣橱中散发的带着淡淡樟脑香味的旧风衣，那是一种充满了悲怆之情的对历史的叩问。

　　从数万公里的“千禧之旅”，到遍访中国历史遗迹和欧洲九十多个城市，他不断地走在精神呼吸的路上，一次次在旅途中细数脚印，但这脚印不是作为个人内心世界的关照，他在向闪亮的地方寻找生命的坐标。

　　在2006年8月举行的“跨文化传播论坛”上，余秋雨的发言，已脱离了一般学者对理论层面的议论，他关于跨文化传播的理念，由于曾经的身体力行，而变得更加充满了实践的热度。

　　作为学者，他一路追寻，终于形成了今天的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去对待各种文化现象的文化态度。这一评判坐标的建立，为中国同世界的对话搭起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平台。

　　论坛期间的一个晚上，在北京昆伦饭店雅静的茶室里，笔者开始了与他的交流。坐在面前的余秋雨很是随和，但交谈不久就令笔者发现，在表述观点时，他的谈吐毫不游移，捕捉自己的思想时也从不躲闪。这使得笔者与他的交流节奏显得很快。

　　寻找古文明倒地的“草丛”和“山口”

　　几十年来，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显学享誉全球。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渴望了解世界，渴望在世界文明的坐标上横向比较自己。人们意识到，人类只有在比较、交流、对话的基础上，才能沟通人类心灵，才能以开放的心态推动人类文明前进。

　　有中国学者撰文说：“余秋雨是从审美的此岸架设了一座通向审智的桥梁。”也有人说，如从传播学角度看，他触碰的是人类对文化共同守望的情感。

　　余秋雨认为，跨文化传播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了解我是谁，也就是我背后的文化是什么，为此，他曾与香港凤凰卫视录制“千禧之旅”节目，踏上漫漫数万公里的路程，一路经过四大文明古国、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一处一处地对人类各大文明遗址进行了考察，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危险地区的人文学科教授。他看到，那些地区的文明曾与中华文明一起辉煌过，但今天，昔日的辉煌已被历史的风雨侵蚀得黯然失色，面目全非，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供后人凭吊。

　　一路上，荒草迷离，战壕密布，他目睹了一连串真实的恐怖故事，曾有数十名外国旅行者被射杀倒卧在那些路上。当笔者问，为何当时已不再年轻的余秋雨选择了这样一条充满风险的路来走？在行走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倾听到世界哪些回声？一路走来最大的收获又有哪些？余秋雨的回答令人深受触动。

　　他说：“祖先托我来拜访。就是我的祖先托我来看看曾经和他同时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的文明，不知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没法说话，太遥远，但总有一个时代，他们的孩子能够代表祖先拜访一下，哪怕是墓地。所以我就知道，这意义很巨大，我觉得这是一份骄傲。无论如何我要看看，同华夏文明一起诞生的古文明倒地的‘草丛’和‘山口’。再想一想他们为何倒地？而我们的祖先为何能走下来？”余秋雨说，只为求证这一点，就有了特殊的勇气。

　　他为文化传播提供最充满魅力的文本

　　采访余秋雨之前，笔者翻阅《千年一叹》，看到在中国产的吉普车上，坐着一群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人，他们在地球表面的沟沟壑壑中穿行，突然，他们在尼泊尔的深山里，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牌子，那一瞬间，大家都哭了，他们深切感到中华民族根脉的绵延虬劲。在尘土弥漫的车窗上，即将回国的夫人和继续走伊拉克、伊朗的余秋雨，两人手掌隔着玻璃彼此相对，想到一路战火纷飞，在他们心里不啻一场生离死别，因为这是用生命作价的穿越。

　　今天，跨文化传播在我们的社会中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但做跨文化传播，面临着许多困难，这就是我们应了解想跨过去的那端，情况是怎样的？我们怎样才能离一条河流的另一端近些，再近些？读了许多书，遍访过中国古文明遗址的余秋雨，站在另一种文明前有着比别人更深厚的思考。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最大的价值，是作为学者完成了对古文明并非书面的对比。

　　再看《文化苦旅》中的一段描述，作者面对百年前敦煌文物流失的“辙印”，感觉民族伤口在流血，他设想，自己如果当初能拦住文物外流的车队有多好？但又问，那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结论是，一场大哭，好恨。这令人感到他对中华文明的情深意笃。

　　对比中他发现，中华文明在发展进程中的确有很多经验教训可总结，他在散文中说：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它经过的路多么弯曲，它跌跌撞撞地活下来了，它的文明没有中断。余秋雨说：“我想知道我自己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母亲，我们过去经常研究中国文化的好多问题，现在还在研究这类问题，我们经常会责怪我们的母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比如她不懂外语，不懂风度，也可能是满脸皱纹双手粗糙，你可讲好多好多缺点，但是有一天，你来到了她老姐妹们的墓地，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母亲把我们带过来不容易。当其他文明倒地的时候，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祖先把我们带到今天更是多么的不容易。”

　　他还深情地说道，当全世界都战火纷飞的时候，中国不仅活到现在，而且一有机会还会腾飞，一有机会还会振兴，这一切是多么的了不起。这些都让人感觉他笔下的散文已经不是古老衣橱中散发的带着淡淡樟脑香味的旧风衣，他在努力为人们提供一个 “我是谁，对方是谁”的充满魅力的文本。

　　当被问及为何能形成今天的这种散文风格时，余秋雨回答说：“对历史的责任感是从我人生经历产生的特殊情感中产生出来的。我对中国的历史充满了苦恋后，心里刻下四个字：‘崇敬’和‘忧伤’。我忧伤的对象并不是你的家人、亲人，不是其他，而是一个非常值得崇敬的一个民族的历史。”所以，当他出现在西北高原的时候，像一根石柱一样矗立在那里。当时的那个地方交通很不方便，那时的他可以说是风尘仆仆，非常疲惫。但他“打捞”的是一代人的情感，这些情感在学术著作里是无法体现的。

　　他告诉笔者：“读过经典的人在中国过去是有的，但是没有人像我们同时面对一个转型的时代，他们没有这种激动；我们的下一代用功的人也有可能接触这些中外经典，但他们没有经历过灾难，所以感觉没有像我们这么强烈。老一代和下一代都不会有我们这样的强烈，因为我们这一代刚刚经历了一场完整的灾难，我们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一场灾难，‘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才十几岁，一直到二十几岁，后来我在农场劳动，家里又发生了很多困难。这些困难几乎使人到了走不通路的时候了，心情上完全是到了绝路上去了。我的认知是无数的书籍和我本人对灾难的体验加在一起的。”

　　作为学者的余秋雨，自己亲自从历史长河岸边掬起了一捧捧清泉给当下的我们，又引导着我们沿着这条历史的河流上溯。笔者认为，一个优秀的学者，不在于他写了多少书，他的散文风格是否标新立异，而在于他提出的观点是否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思考。一个人走了多少路的确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在行走中，一路思考，一路收集。在他那里，好多视觉和感觉的东西在心里都沉淀成厚厚的著作了，随时可以翻开来。这是一个人文学者带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在第四座桥的沟通中优化文化

　　余秋雨曾说，以往几个世纪，中华文化主要是通过三座桥梁与世界沟通（经典学理之桥、器物民艺之桥、文化信息之桥），而这第四座桥，即以中华文化为基元，又被国际广泛接受的艺术之桥。

　　当笔者问到这第四座桥的构建都需要哪些条件，它能给当代中国的形象在世界的树立带来什么时，余秋雨回答说：“我们的经济社会、经济结构已完全在开放当中优化了，我们的文化也是这样，一定要在和外面沟通和交流当中才能优化。大家可能会说，我们母亲的文化为什么要跟外国人讲清楚？”

　　余秋雨说，转型不是为别人转型，它是在获得一个现代视野和人类终极价值的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完成。因为任何一种优秀文化都是在不断地创新转型过程当中，进行选择的。

　　另外他谈到了中华文化和国际沟通的能力与技巧问题。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他在哈佛和耶鲁大学以及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讲中国文化的时候，很受大家欢迎，原因在于他用大量的证据讲明了中国文化“长寿”的原因。他说，这其中有三个秘诀，第一个是不喜欢远征，即使成吉思汗时代远征，但也没有在别国留下一寸殖民地；第二个不喜欢极端，心态好，才容易长寿；第三个不喜欢无序。当然这三个特点都有毛病，比如不喜欢远征，造成对外面世界的不了解，使我们很长时间的衰弱；不喜欢极端，使我们的母体文化缺少一种宗教精神；不喜欢无序，使我们比较保守，不太自由等，但就是这三点存在，使其所以长寿。

　　在讲出上面那些观点时，余秋雨用了很多时间，他寻找着中华文明能够被别人理解的话语结构，这也是我们外宣工作者常说的“三贴近”。他说，在对外交流过程当中，人们一定不要太重视概念而要运用感性手段，他真希望中国所有的外事官员都能运用感性手段。

　　在这里，他特别讲到了旅美学者赵启光先生所谈过的狗的事件（中国几个城市因狂犬病大肆捕杀狗的事件），说这件事情在国外反响不好，就是因为那些小狗的照片，那是让任何人都可能发疯的照片。因为那小狗是有表情的，它的惶恐、它的紧张、它的无奈、它的弱小、它的可爱全部显现在里面了。结论是，感情有时候是超越理性的。这些认知都正在跨文化传播中加深着理解。

　　对跨文化传播这个概念的理解，余秋雨还从三个方面作了有趣的解释。

　　他说，我的学生比较完整地接受了某一种西方文化，那么他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异态文化，与他们的对话就是跨文化。当一个人文学者了解西方学派的时候，这就和原来的文化结构又发生了某一种冲突，也遇到跨文化的问题。还有，跨文化是一个千古命题，人类每往前走一步，都需要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文化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出自己的狭隘性的，先是中国之中国，后来是亚洲之中国，后来简称是世界之中国，每次都是跨文化的飞越。他这宕开的一笔，闲谈跨文化传播的三个界面，令人耳目一新，细想想很有道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传播无处不在。

　　尽管在跨文化传播论坛上，探讨的是中国对外传播问题，但他的阐释开阔着人的思路。

　　他说，跨文化传播实际上是我们自身文化改革的一个动因，他笑称，“站在这个角度上，我更是对‘跨文化传播论坛’有很多正面评价。”他认为，这正如中国参加WTO谈判过程，每一次谈判并不是要把我们经济方面的东西说给外国人，每次谈判更多的是对中国的结构带来很大的变化，是我们自身的结构优化了。

　　说到这里，他还举了个生动的例子。他说，梅兰芳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带着中国的京剧到美国，到欧洲巡回演出，表面上看，他是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但他巡回演出回来以后，他的京剧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了解到，我们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是违背人类普遍原则的，是其他文明不愿意接受的。所以，梅兰芳出去以后对所演曲目的重新选择，其实是京剧革新的一个重要动因。后来，在梅兰芳先生演的戏里面，就很少有以君臣之间为主的朝廷内容，那些或忠孝节义，或为丈夫自杀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文化交流以后反而促进了中国京剧的更新，外国人也更喜欢了，这是一个优化过程。

　　由此，笔者联想到，我们的媒体在个性凸现中已失去了人的本原，刚刚降生的婴儿出现了某种病状，媒体为了追求眼球而不惜往这对父母的伤口上撒盐，各种耸人听闻的标题在网上比比皆是。矿难天塌地陷之时，媒体人会把话筒塞到遇难者家属的嘴边请人家谈此刻的感受……凡此种种，我们又是将人家正在过滤掉的糟粕拿来当“新技术”用。因此笔者很是赞同，在跨文化传播中，应以开放的心态优化我们的文化结构。

　　在和余秋雨两次对谈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感受。其一，他作为学者很是谦和，采访中坐在哪里，需要多少时间，哪个问题需要展开谈，等等，他都会一一满足。而在阐明自己的观点上，他到了不愿做些许回避的程度，比如，当谈到对当今人文学院里穿长袍、诵古经的现象怎么看时，尽管余秋雨知道这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但个性率真的他还是没有犹豫地回答道：“我对孜孜不倦地提倡传统文化的文化人表示尊敬，但是国学是个太笼统的概念，我更喜欢划分出儒家、道家、法家、兵家这些分门别类的具体的学问，梳理它们在中国的历史中不同的命运和不同的影响力。我们现在弘扬国学，是要从中吸取精华，形成足以与世界对话的文化力量。”

　　他还说，在传播方式上，有人期盼着让年轻一代去背诵儒家的经典，我觉得这个麻烦很大。因为儒家的文化产生在那个还没有构成文明和文明之间对比的遥远年代，我们后代所需要的中国文化应该是足以和其他文化构成对话和对比的力量。这种力量从纯粹的典籍中很难获得。“我们现在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如果让年轻人还投入到这样单向的背诵中，效果会有多少，我有点怀疑。在年轻人看来，草地那么大，野草那么高，食物那么多，这该是多么自由的天地啊。”笔者也很认同他的观点。面前的学者思维十分活跃，有时像少年一样率真地笑着，可以看出，他在精神世界里尽情驰骋着。

　　平缓汇入江河，直至海的尽头

　　余秋雨在谈话中非常专注，这也使得他的思路敏捷而流畅，在余秋雨看来，如果在演讲时有服务员给倒水，他会惊讶这突然出现的一杯水。他说，讲话是个很复杂的程序，演说的时候等于是沿着一条游丝往前走，一旦打断，要接上就需要重新开始，观众心情也会被打断。

　　他接着说：“在观众席里面如果也有服务人员在倒茶的话，我就会感到很愤怒，我一般会等他们倒茶结束。他们有时候在第一排给领导、首长倒茶，我一定停下来等他们倒完茶再讲下去，否则首长们都会客气，你先来、不要了，你先来……整个过程造成我被他们干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比较希望有国外开会时的规则，喝茶、喝咖啡都在间休的时候。”

　　他就此类事情告诉笔者说，曾经有中国记者到俄罗斯的芭蕾舞剧场去拍照，闪光灯一闪，芭蕾舞演员从舞台上掉了下来，把腿都摔断了。

　　笔者认为余秋雨用自己的言行在优化着交流环境。我们相信，今天把这个小细节讲出来，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对开放中的中国产生些许启迪。

　　他在论坛发言中指出，在文化交流上最终要排除的不是技术障碍，而是思维障碍。他谈到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上和日本爱之世博会上，中国的展示枯燥而自傲，严重缺乏智慧，其实仍然是输在思维障碍上。“我想直率地告诉国内的文化人，国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和兵法、武打和变脸、权谋和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

　　采访中，笔者在想，余秋雨尽管在有些人眼里显得偏激甚或天真，但他实在又率性得可爱，因而才会有如此的拥趸。

　　采访快结束时，笔者问道：“曾有这样一位日本老人，当他晚年背着行囊回到家乡时，他回望依然向远方延伸的铁路，但他却没有力量向远方再一次出发了。你曾说，‘我无法不老，但我可能年轻。’那么，经历过一次次‘文化苦旅’之后，背后的行囊一定积累了许多财富。你今后的路将向哪个道路上延伸？”

　　余秋雨笑了，他说这问题很好，他说：“我每次做人生选择的时候，都在一个模糊的边界上，这样使得我可以做这，也可以做那。当年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时候，我辞了两三次才辞掉。”当余秋雨最后一次离开工作了几十年的戏剧学院的那一刻，地上都是枫叶，小雨把地面打得湿漉漉的，站在学院门口，他不知道是应该回家还是应该去别的地方，于是就开始走在路上。

　　今天，他和夫人马兰约好，前半辈子为老百姓活着，要为他们提供很多美的享受。大家都知道，著名戏剧演员马兰主演的电视连续剧《严凤英》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曾轰动一时，剧中因精彩地诠释了人物命运，给人们带来了较高的艺术享受。他和夫人希望下半辈子能为自己立身的民族提供一些思考。

　　余秋雨用罗素的话回答了笔者：人在年轻的时候如江水湍急，中年的时候，他将平缓地汇入江河，直至海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