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青年记者》迎来创刊六十五周年了。

　　编辑部约我写点纪念文字。我想，是应该写，因为我与《青年记者》有一种永难割舍、不弃不离的关系。我不仅是《青年记者》的读者，而且还曾为《青年记者》的成长绞过脑汁，付过心血，撒过汗水。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根据报社党委的安排，我接手负责办刊工作，与编辑部的其他同志一起，度过了一段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岁月。刊物要扩容，要换貌，要经营，要公开发行，要对外发行……许多事情接踵而来，忙得真有些喘不过气来。忙是忙，但想到是为了编辑记者，为了通讯员，为了新闻工作者的需要和利益，为了给他们构建美好的“精神家园”，就觉得再忙再累也值得。

　　事也凑巧，1991年，我们为《青年记者》庆祝了创刊五十周年。为了纪念活动，我们更是忙活了一阵子。为此，我们还出版了《青年记者——纪念创刊五十周年专号》。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同志为《青年记者》创刊五十周年题了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新闻工作者”。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的赵志浩同志为《青年记者》创刊五十周年题了词：“勤奋向上　 服务四化”。时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李振同志为《青年记者》创刊五十周年题了词：“青年记者　良师益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聂大江同志为《青年记者》创刊五十周年题了词 ：“继承新闻事业优良传统

　　发挥团结教育鼓舞人民的积极作用”。曾任大众日报社第一任社长的刘导生同志为《青年记者》创刊五十周年题了词：“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敢于直言”。曾任大众日报社第一任总编辑，后又曾任社长的匡亚明同志为《青年记者》创刊五十周年题了词：“博学多闻”。曾任大众日报社社长的陈沂同志，原大众日报社副总编辑、《青年记者》第一任编辑陈冰同志，原大众日报社副总编辑于冠西同志和老新闻工作者秦风同志，山东著名画家于希宁先生，山东省著名书法家朱学达先生、陈左黄先生、魏启后先生等，为《青年记者》创刊五十周年题词、作画、题字。许多新闻单位发来贺信、贺词，许多同志写来纪念文章。纪念《青年记者》创刊五十周年座谈会开得热烈而隆重。那时候，我们沉浸在幸福之中，也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我在为《青年记者——纪念创刊五十周年专号》撰写的编辑部文章《风雨五十年》中曾回忆道：

　　“《青年记者》从诞生到今年7月，经历了五十年风雨。

　　“回首往事，不禁感慨万千。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当时的年轻报人，怀着满腔热血，创办了《青年记者》，既为提高编辑记者自身的素质，又为提高广大通讯员的能力。虽然环境恶劣，不能定期出版，但形势稍微一缓，就又出版，出出停停，停停出出，如一叶小舟，在大海中航行，同风浪搏斗，时隐时显，任凭风急浪险，但它总是奔向前方。从1949年6月直到1966年7月，这叶小舟比较平稳地航行了十七个年头，留下了161期的轨迹。不幸的是，‘文革’恶浪打来，使这叶小舟销声匿迹了若干年。但改革开放的春风，又呼唤出了《青年记者》，由‘内部’走向公开，由32开小本变成16开大本，内文由铅字排版变成激光照排，从今年起封面又改为彩色胶印，换了新颜。如今，它不仅立足山东、面向全国，而且对外发行，走向世界。一份新闻理论学术刊物，能在刊物如林的新闻界、学术界、出版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离不开广大作者、读者、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同行的大力支持。值此创刊五十周年之际，我们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段文字，现在我们就把它当作《青年记者》创刊六十五周年的极简的简史珍藏吧。

　　长江后浪推前浪，事业发展自有后来人。我离开到别的部门工作后，《青年记者》又继续向前发展了。这十来年，《青年记者》又发生了新变化。不仅刊期大大增多，容量大大增加，栏目大大丰富，广告越来越多，而且设计更加精心，印刷更加精致，已是今非昔比了。环境变了，条件变了，人们的要求也不断在变了。但无论怎么变，为新闻工作者构建美好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一直没有变。

　　为了更好地建设《青年记者》这一“精神家园”，理应趁此机会献计献策。但一时还真想不出有何良策。在中国这个环境办刊，国外的办刊经验虽然应当学，但恐怕还是要更多地从本国的新闻刊物历史中汲取营养。一是要政治家型报人办刊，一是要有创新精神。要锤炼政治家头脑、政治眼光、政治智慧、政治勇气；要与受众——广大新闻工作者亲密互动联系。二者结合，方能共同办好“精神家园”。

　　我总觉得还有个问题需要提一提，也不知是否能讲到点子上。

　　从以前到现在，刊物的栏目越来越丰富，但总是谈业务经验的多，谈业务理论的多，而真正为新闻工作者主张权力、权利、义务和自由的少，或者没有。浏览一下全国其他的新闻刊物，也都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个普遍缺失探讨的问题。刊物中应有地盘探讨这样的问题。

　　我们总是要求新闻工作者“遵守”、“恪守”什么，要求尽“义务”，这无疑是应当的。但很少谈新闻工作者有什么“权力”和“权利”，如何行使这些权力和权利；很少谈新闻工作者有些什么自由，如何使这些自由受到行政的和法律的保护。因为是很少谈，或者不谈，自然就出现新闻工作者权力和权利意识淡薄的状况，也就不能认真对待权力和权利，也就不能正确处理权力和义务、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也就不能敢于和正确地主张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自己不谈或很少谈，也就不能有力地向公权力部门去申明和争取，也就不能更好地催生有关新闻法的出台。自己都不重视，焉能让别人来重视？没有法律的有效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权力、权利、自由，随时都会受到某些公权力的侵害，社会上某个人、法人和组织随时都会起诉媒体，只要花上几十元的起诉费，就够新闻工作者们忙活几十天了。这是极不公平极不正义的。要改变这种不公平不正义，就要从新闻工作者自身做起。

　　当我们说没有无权力（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力（权利）时，意在强调二者的联系，但有联系的事物，并不是不分主次的。我们应当看到，权力（权利）是根本的，主要的。权力（权利）是本源的，义务是权力（权利）派生的。权力（权利）在义务前，义务在权力（权利）后。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20 条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义务是在基本权利之后规定的。履行义务是以享有权力（权利）为目的的。新闻工作者抓住应享的权力（权利）意识，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和主要方面。我们应辩证地理解“遵纪守法”。立纪和立法的宗旨是为了确认公民（包括新闻工作者）的权力（权利），执纪执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包括新闻工作者）的权力（权利），遵纪守法的本质是尊重公民（包括新闻工作者）的权力（权利）。我们还应意识到，遵纪守法，包括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权利）和尊重他人享有的权力（权利）。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权利）就是对自身合法权益敢于和善于用纪律和法制来保护，应当主张的权益而不敢主张、不善主张，就不是良好地遵纪守法。当然，纪律应该是好纪律，法律应该是好法律，这是毋庸多言的。

　　新闻工作者所肩负的使命，令其更应该正确认识权力和权利。“权力”与“权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工作中和现实生活中却非常密切。处理二者的关系，不是靠侵害权利来解决，而是靠限制权力来解决。我们应特别记住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的话：“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边界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用权力制约权力。”关于制约权力的必要性，人们认识越来越清楚了。问题在于怎么制约才更有效，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

　　（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