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年记者》前身是1941年7月创办的《记者生活》。1942年6月，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社长）、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山东分会会长李竹如倡导，在《记者生活》基础上正式创办《青年记者》，由山东省战时邮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半公开发行，供报社记者和通讯员学习、参考。《青年记者》由此成为全国创刊最早、历史最悠久的新闻专业期刊。

　　那时，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残酷的时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正式创办《青年记者》，在今天看来，仍让人佩服。在战火连天、不断转移、随时都要投入战斗的办报环境中，在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大众日报社为记者、通讯员构建起《青年记者》这样一个园地，确实显得“奢侈”。但这种“奢侈”背后，却是关乎长远的精神——学习与改造的精神——育人精神。

　　在《青年记者》创刊50年后的1991年，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大众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山东省记协主席的韩喜凯，曾满怀深情地说 ：“感谢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为我们留下了这个刊物”， 《青年记者》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诞生，“这块园地引导年轻的新闻战士，在残酷的斗争环境里磨练，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不仅把报纸办好了，而且还培养锻炼出大批优秀人才。《青年记者》从一创办，就把目光聚焦在青年新闻工作者身上，这是具有历史眼光和深远意义的创举。”这种育人精神，在大众日报社传承至今，历久弥新。

　　65年前，办报办刊一切从头开始，可以说没有什么物质条件、人才条件可言。但那时的大众报人，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主动学习、研究、解决。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时的大众日报社，是名副其实的“学习型组织”、“创新型组织”。

　　自1939年1月1日创刊起，战斗、办报、育人在大众日报就是三位一体的。大众报人来自五湖四海，随着大众日报的发展壮大，大众日报又为全国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领导干部和专业人才。后来，遍布大江南北的大众报人回忆说，大众日报是“我的大学”、“母校”，也是一所“建国学校”。

　　郭加复，老大众报人（1947年随新华日报并入大众日报，曾任大众日报编辑、编委，建国后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秘书长），在1996年回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西南北中，都有大众日报干部的足迹。”

　　上世纪40年代初曾任大众日报社管委会副主任的李辛夫，在纪念大众日报创刊60周年的文章《战争年代一支具有革命传统的新闻队伍》中说：抗日战争时期，大众日报调派骨干到省内各地区创办地方报纸，如《鲁南时报》、《滨海时报》、《泰山时报》、胶东《大众报》等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潍坊、济南、徐州等地的解放，大众日报又调派骨干支援创办了《新潍坊报》、济南《新民主报》、徐州《新徐日报》等。为支援全国解放，更是选派大量领导骨干参加解放区接管工作——在东北先后创办《大连日报》、《辽东日报》、《辽宁日报》、《东北日报》、《吉林日报》、《黑龙江日报》、《西满日报》等；1947年创办《江淮时报》和新华社江淮分社；1948年，创办中原日报和新华社中原分社，组成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接管上海《申报》，创办《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南京《新华日报》、四川《川南时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报社还有干部参加了《西藏日报》的工作。“据统计，当时全国二十余省市都有原大众日报的职工去工作。”“这些支援全国解放的同志一般表现都很出色，开始一般还是以搞报纸和新闻工作为主，以后则逐步扩展到党、政、工业、文化等各方面工作中去。”

　　大众日报在办报实践中，在开办华东新闻干校（1947年）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记者和通讯员。如果说大众日报是一所“大学”，那么，我们可以说《青年记者》就是这所大学里的一名“优秀教师”。今天的我们不禁会想，当年奔赴全国各地的大众报人，行军包里有没有一两份舍不得扔掉的《青年记者》呢？不得而知。但，当我们翻阅上世纪40年代的《青年记者》，会看到记者、通讯员对《青年记者》的那份感情：“《青年记者》是老师”， “反复地阅读青年记者，觉得她确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好朋友”，“ 《青年记者》，一册良好的导师，帮助我更好地进步”……

　　当年的很多大众报人，忆起那段岁月，对《青年记者》总会念念不忘。1991年，老大众报人于冠西在撰写的文章《常办常新　永葆青春》中说：“虽然它因当时的战争环境不能长年按期连续出版，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但从已出版的那些期的内容来回忆，它对记者交流采访写作经验，特别是对广大通讯员进行关于新闻写作的基本训练，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愿大家永远珍惜《青年记者》的这个刊名，永远珍视并发扬在党的领导下《大众日报》和《青年记者》的光荣革命传统，使这个刊物常办常新，永葆青春！”

　　老大众报人朱民同志也曾回忆说，“在《青年记者》的教育和帮助下，成千上万名初识文字的工农通讯员通过参加向报社写稿实践，使自己观察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文字写作水平不断得到提高，有些人后来甚至当了专业记者、编辑和作家。应该说，《青年记者》在这方面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

　　于老、朱老虽已离开了我们，但言犹在耳。每念及此，我们总会因《青年记者》而感到无上的光荣：她曾经与山东的革命解放事业，紧紧连在一起；她曾经与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建立，紧紧连在一起 ；她曾经与新中国第一代新闻人的成长、奋斗，紧紧连在一起……

　　二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青年记者》究竟出了多少期，现已无从考证。这让人深为遗憾。但我们明白，《青年记者》的价值在于影响，在于流传，在于化成鼓舞斗志的文字。她的舞台不是档案馆，而是在战场上，在记者、通讯员的笔端心上。

　　1991年，朱民同志曾回忆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青年记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先后三次被迫停刊。其中前两次停刊的时间都比较短，只有半年、几个月的时间。只要战争情况稍一缓和，就很快恢复出版。”

　　那时，《青年记者》编辑部的同志，既是记者编辑，又是战士，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他们说：“困难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自创办《青年记者》第一天起，他们就以传播先进新闻文化为己任，与记者、通讯员携手前行。

　　翻看已经泛黄的《青年记者》，今天的我们满怀敬意，不仅仅是对前辈们崇高的牺牲精神的敬意，还有对他们正直的新闻精神和深刻的理论思考的敬意。

　　正像朱民同志说的那样，《青年记者》在帮助记者、通讯员树立正确的党报观点，推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密切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报纸对各项实际工作的反映和指导作用上，都曾经发生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青年记者》“一直坚持不懈地向广大记者和通讯员进行了新闻真实性的教育，为捍卫新闻的真实性，反对弄虚作假、添油加醋、报喜不报忧的不真实新闻而斗争”。

　　那时《青年记者》对新闻问题的探讨，其深刻性，现在看来会让人多少有些“意外”，甚至会觉得“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因为，对很多问题的思考，65年后的我们并没有高明到哪里去。

　　让我们看1947年、1949年《青年记者》的几个片断：

　　◆1947年第1期《青年记者》

　　该期主题是新闻“短些再短些”。开篇是乔木的《短些再短些》。第二篇是冠西的《怎样写得更短些》。

　　冠西（即于冠西）的《怎样写得更短些》有这样的文字：

　　“新闻报道的主要任务是在报道事实，即便作者有些议论想加进去使问题更明确，应该是‘画龙点睛’，而不应该拿龙的眼睛来代替龙的全身。”

　　“有的新闻由于材料不充分，只好拿作者自己的议论或解释来代替，企图把作品渲染得‘像样’一些，这当然是很坏的毛病。”

　　“写新闻报道，不等于写工作总结。”目前存在几种毛病：“不善于直接写出读者最要知道的那一部分，把一些不重要的过程写得很多……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新闻报道，必须是不要以原则为主，而要拿你要举的‘例子’为主……老老实实有什么写什么。”

　　◆1947年第3期《青年记者》

　　开篇是章明的《让事实说话》，剖析“不尊重事实症”：

　　“‘新闻是事实的报道’，因此，在我们写新闻时，就必须尊重事实，让事实出来说话；就是说，要多写事实。只有这样，才算是好新闻。”

　　“但是现在有许多新闻却害了一种病，而且传染甚广，几乎成了一种通病；这个病名就叫做‘不尊重事实症’。”这类“议论加事实”的新闻、“形容词与事实各占一半”的新闻，什么也没告诉读者，充满“空空洞洞的口号、原则、概念”。

　　“为了治病，我们提议：（一）让大家更尊重事实先生。写新闻不是写论文，少用形容词，少发感想和议论，少用新闻导语，多写事实，多写准确的、具体的事实。（二）在采访中深入一步，不要听了看了就写。多占有材料，然后再写。（三）要写出特点来，写出过程来。”

　　第二篇是冠西的《写“为什么”》：

　　“对于写一篇好的新闻或通讯来说，只写概念，只写事情的结果，而不写发展、不写过程、不写具体事实，也就是不写原因，是很难写得成功的。”

　　还有一篇是舒文（注：舒文，1945年任大众日报副总编辑，1947年春率一批干部赴渤海地区，舒文任《渤海日报》社长）的《一个老题目》，剖析“新闻失实”：

　　“现在存心做不真实报道的人是几乎没有了，但不少读者还对报纸有这样的反映：‘某条消息和这里的事实不符’；报纸到底是‘宣传’‘宣传’的。”

　　导致新闻失去真实性的两个缺点：“第一，是对成绩与缺点作片面的估计、片面的报道。写成绩就彻头彻尾是优点，写缺点就彻头彻尾是缺点，写转变就前后截然两个世界、两个人物。第二，是牵强附会，削足就履。……我们报道中常常用各种事实来说明一个原则，但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合乎原则的，往往多是萌芽状态的，或者不完全的。但在报到时则因发现某些个别事实合乎一个原则，就过分兴奋，将原来是萌芽状态的、不完全的事实，一起套上一个完整的原则，而将其中不够的方面与缺点，有意无意地不提。”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第一是宣传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太热衷于追求宣传效果，而有意无意地放松了对客观事实的冷静的全面的观察。其次，则是对真实与宣传的一致性、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的一致性，认识不够。……我们必须了解，只有最真实的报道，才有最大的最长久的宣传效果。一切片面的、牵强附会的宣传，虽然可以收效于一时，但最后只会引起相反的作用。”

　　解决办法：“是先实事求是，再想到原则；而不要先想好原则去套事实（不是指根据原则去发现新闻线索）。是多写事实，少写原则；而不要多写原则，少写事实。找到正面材料之后，再找旁证，找反证，多从全面中来看一点，而不要轻易地从一点来看全面。是不要求全太切，而应忠实于客观实际，这在报道中比什么原则都更重要。”

　　1948年9月，济南解放。

　　半年后的1949年4月，大众日报编辑部进驻济南。同年6月，《青年记者》复刊，由大众日报社与新华社山东总分社合办，每月一期。（注：大众日报1939年10月20日就成立了大众通讯社。1941年6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大众通讯社基础上，组建成立新华社国内分社中的第一个省级分社——新华社山东总分社，李竹如兼任分社社长。此后，新华社山东总分社一直由大众日报社一元化管理，合署办公，直到1949年8月9日，根据新华总社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山东总分社才与大众日报社分立）

　　◆1949年第1期《青年记者》发表编辑部文章《青年记者是通讯员的好朋友》，申明“《青年记者》是大家的刊物，这就需要大家看，大家办！只有大家一齐动手，一齐写稿子，一齐提意见，这个刊物才会为广大通讯员同志喜欢，才能真正成为通讯员同志的良友。”针对当时形势的变化，发表《啦啦报纸的“指导重心”》，指出：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报纸的指导重心同样也开始由乡村转为城市。同期还重点推出了乔木的文章《人人要学会写新闻》。

　　◆1949年第2期，开篇文章《要写事实，要有过程》：

　　文章指出，“新闻是通过报道事实进行宣传的，而且也只有具体的事实才能生动有力地说明问题。”如何才能让读者“愿意看高兴看我们的稿子”？文章提议：

　　（一）多写具体事实，少用最好不用空洞的话（如“主人翁姿态”、“非常积极”、“充分发扬了民主”等）！多反映职工劳动生活和各种工作进行的具体情形，少作一般空泛的抽象的叙述！

　　（二）对自己尚不了解或了解得不详细的“耳闻”，在动笔以前应先向熟悉这件事情的人进行深入采访，完全了解清楚后再写。在写的过程中如遇有不清楚的地方还要进行了解，务求把事情弄得一清二楚，不要因为急于写，而用空泛的形容词句来代替具体的事实。

　　（三）新闻要完全用事实来说话，不要把事实仅仅当作例子举。

　　（四）一篇稿子写好后要多看两遍，检查一下是不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五）要经常留心分析报上发表的稿子的优缺点，看看还有哪些地方事实不具体、过程不清楚，以便自己写稿时警惕注意。

　　同期邵益甫的《新闻如何写得具体》指出：

　　有人认为“写事实没有指导意义”，“因此，往往一篇稿子，或者是空洞议论，或者只反映领导上意图、要求的一面，却看不见一个运动（或问题）的全面，使领导上活动与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在报道上脱节。即使有一点，也是为了点缀装饰，如在新闻中加上：一个同学说：‘青年团真好’。……你要别人相信青年团，只说‘同学们要求进步，迫切要求入团’等空话，而不说事实，这是等于白说。……（读者）不会对你的报道发生兴趣和信任。”“写稿的同志动笔时要常为读者着想，怎样使读者看了心悦诚服。”

　　◆1949年第3期，首篇是徐刚的文章《典型报道》，文章分析：

　　“如果把这一期间的报纸仔细检查一遍，会发现计划、指示、号召、会议、一般的零星的动态报道、概况的叙述、数字统计等，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却“没有很好地反映出群众运动的实际”。典型报道存在“采访不深入”、“写作的公式主义”、“简单化”等毛病。采访报道应该“加强调查研究的精神”、“眼睛向下”，“入情入理”。

　　文章举例说：“过去我曾见到数量不少的简单化直线化的稿件，有的写送子送郎参军就是笑嘻嘻地说‘到前方去多打几个反动派’，写战士的勇敢就写得天生不怕死，并且把面前的敌人写得好像都是傻瓜，勇敢的战士犹如入无人之境。这种八股的报道是不合乎人情的，是不真实的，是没有任何的宣传说服教育的力量的，因为如送子送郎参军者，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是悲愤的，是矛盾的，是为了大家利益而牺牲个人暂时利益，最后随着大家的胜利而换得个人长远利益，与不管大家死活而贪图个人暂时利益的矛盾，即便是笑嘻嘻地嘱咐儿子或丈夫多杀几个反动派，但这亦是前者思想战后者思想，安慰鼓励上前线者的一种表象。所以我们要克服报道的简单化与直线化，必须注意事物的多方面，必须注意事物在矛盾斗争发展中的统一。”“我们有的新闻写作，往往犯两头大中间小或是没有的毛病，使人看后莫名其妙，令人难以学习。我们必须注意，写稿不要忘掉写过程。有时我向记者、通讯员追问一下过程，碰到的回答是‘过程就是很简单’，那么如果成绩与效果很大的话，就要深入研究一下‘成绩’是否由于强迫命令得来的，或是由于采访不深入所致。”

　　文章说，采访报道典型，要注意客观、冷静、全面，处理好优点与缺点、历史与目前、掌握中心人物事情与其他、英雄与群众、典型与一般等五个关系。比如，对优点与缺点，“往往由于我们一时热情冲动，而不能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报道好的典型就尽善尽美，没有一点缺点；报道坏的典型就坏得一塌糊涂，没有一点成绩或特长。这都是不合乎实际的，这样的报道方法，不仅对读者缺乏说服力，而且有害于典型。”

　　◆1949年第4期，首篇转载《东北日报》文章《加强新闻的批评、自我批评精神》

　　◆1949年五六期合刊。由于新华社与大众日报社机构分立，自五六期合刊开始，《青年记者》由大众日报社编办。当期刊发《放宽眼界，深入挖掘》、《会议之中与会议之外》等文章，并发布《请大家注意》：大报编辑部机构调整：“实行采、通、编合一”；为纪念大众日报创刊11周年（1950年元旦），刊发《青年记者》征文启事《我是怎样做大众日报通讯员的》，启事中说：“通讯员是报纸的柱石，报纸之需要广大通讯员日益增长地参与工作，就好像每个活的机体需要空气和水一样。”

　　◆1949年第7期是“本报十一周年纪念专刊”。

　　开篇发表编辑部文章《向通讯员同志们致敬》，指出：“报纸不单单是我们办的，最主要的是散布在全省各地的广大通讯员同志以及各种事业的领导机关大家来办的。……过去的许多事实证明：优秀的通讯员和最善于通过报纸推动自己工作的领导机关，往往都是优秀的干部和优良的有效率有远见的领导机关。”

　　同期《一年来本报通讯工作回顾》指出：农村转向城市，加强城市与工业生产报道，“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要求通讯工作中必须立即转变农村工作作风，稿件的指导性、真实性、准确性、时间性等更要求加强与提高。”

　　文章剖析了采访报道存在的问题：“零碎动态的报道多，说明问题的报道少。来稿大部分限制在会议上计划上等一般的报道，在真正反映当前工业生产、工厂管理、工会工作中的问题、解决的情况的稿件就很少……报喜的多，报忧的少。在全月（11月）369篇稿件中，批评性的仅14篇，能采用者３篇。这表现了我们的报道还不能深入下去发现生产上、工厂管理上、工会工作上的诸问题，这就大大削弱了人民的报纸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推动和指导工作的作用。”

　　我们选取以上片断，不光是为了显示前辈们思考的深度，还因为他们批判的问题，六十多年后今天的新闻界仍然普遍存在。并且，我们对这些问题，往往囿于种种原因，还不如他们批判得犀利。所以摘录这些，有反省的目的。

　　三

　　据曾任《青年记者》副主编的史天经先生统计，从1949年6月进城到1966年7月，《青年记者》连续出版了17个年头，留下了161期。“文革”开始后，《青年记者》停刊，这一停就是19年，直到1985年1月复刊。

　　“文革”前17年和1985年复刊以来的《青年记者》，继承、发扬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好传统好作风，并随着新闻实践的变化不断创新。对此，曲志敏、于东河、史天经、李克荣等编辑部诸前辈的文章有很好的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是大众日报社这块土壤滋养哺育了《青年记者》，尤其是近些年来，报社不断加强《青年记者》的力量，给《青年记者》广阔的自由天地，这是《青年记者》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基础所在。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傅绍万同志，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党委副书记、社长许衍刚同志，都曾担任过《青年记者》编委会主任。对办好《青年记者》，党委的态度很明确：《青年记者》是集团新闻业务建设的主阵地，也是全省、全国新闻界同仁的《青年记者》；《青年记者》要继承和发扬大众日报近七十年来的优良传统，在理论上、精神上为推动全省、全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如果要梳理《青年记者》的传统以便继承，检查目前的不足以便改进，我们综合业界、学界的指教和自己的思考，认为以下几条是应牢记的：

　　（一）把新闻的难点作为自己工作的起点。不满足于总结式的工作，更要把主要精力敏锐地聚焦于新闻实践的难点、热点问题。新闻的难点，正是《青年记者》的起点。尤其是在新闻实践由于现实的种种原因驻足的地方，《青年记者》应该发挥它的力量。

　　（二）勇于打破新闻“潜规则”。1985年1月《青年记者》复刊第1期，大众日报编辑部发表文章《宣传改革　改革宣传》，呼唤报纸宣传“来一个大的改革”：“由于长期以来‘左’的影响，我们办报人员头脑里存在着一些不适应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报纸宣传上的旧条条、老框框不少。因此，我们要在大力宣传经济改革的同时，把报纸宣传工作的改革推进一步。”直到今天，新闻界对新闻的理解和实践，仍有很多习以为常却似是而非、不合时宜的东西。当然，新闻的问题不单单是新闻界的问题，因此很多难以立马解决；但也正因此，让我们坚信：新闻的进步于国于民至关重要。《青年记者》一直致力于新闻的进步。

　　（三）新闻人尤其是年轻新闻人的事就是我们的事。《青年记者》永远是一线同仁的精神家园。我们为一线同仁的精彩大声喝彩，为奋进者呐喊，不遗余力；而对一线同仁面对的诸多困苦，尽管我们的力量微不足道，但同样会不遗余力一起承担。因为，《青年记者》从第一代人至今都是理性的理想主义者。

　　（四）坚持大家办大家看。这是《青年记者》自创刊之日起就坚持的。近些年我们更深有体会。《青年记者》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遍及全国的学术顾问、特约编委、特约记者以及每一位作者、读者的参与、支持、批评、鼓励。在纪念创刊65周年的时候，业界专家、同仁和同行更是褒勉鼓励、建言指教，这对《青年记者》今后之发展弥足珍贵。

　　（五）致力于社会公众新闻素养的提升。新闻是开放的事业，直接来自公众，直接面向公众，直接服务公众。这一特性，在今天更为明显。《青年记者》的社会分工，决定了它的重心在业界，同时又有责任向社会公众延伸，为公众了解、理解、配合、监督新闻从业者搭建平台。最后，用1949年第7期《青年记者》编辑部文章中的三段话收尾，以表达我们对前辈们的敬意，表达对关注、批评、鼓励我们的人们的敬意，并坚定我们青春的理想和前进的步伐——

　　“在回顾过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觉察我们的担子是一年比一年的加重了，新的形势开始了，新的工作开始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我们总还是跑得太慢。”

　　“紧紧地抓住一切新的、进步的事物，以布尔什维克的激情，和旧的残余，和拖延、墨守成规、官僚主义，和一切阻碍我们胜利前进的事物作斗争。”

　　“新的岁月开始了，事业对于我们的要求是无尽的。做好我们每一个人所担负的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