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时代,中国媒体的新责任
| 楚公子 |
2008年02月02日11:00 来源:人民网——《青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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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势,谋大局。作为时代潮流最敏感的神经,作为社会舆论最直接的引导者,媒体更应如此。
从“理财”来看今天的中国,看今天中国的媒体,或许,会有别样的收获。
财富来了
敲着键盘写下“理财”的时候,我首先想起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小的时候。
那时,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当年童伴们最常挂在嘴边憧憬未来的一句话。这种“现代化”的富足生活,是与“二○○○年”画等号的。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就叫《我盼二○○○年》,那时别说是电灯电话,要是谁手里捏着一根三分钱的冰棍儿,就像后来80年代有人手里举着一个“大哥大”,那个酷啊!
到了80年代中期,“万元户”就是富翁的代名词。那时,人们会猜议“谁谁谁家是万元户”,话里意味很有意思:有些羡慕,有些嫉妒,也有些不满——“暴发户”而已——反正就是不服气(“万元户”常和个体户、没文化和倒买倒卖联系在一起),尽管人们已不再信奉“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
“万元户”确实不大算什么。因为,“百万富翁”之说在汉语世界里由来已久,在国人心里,“富翁”须是“百万”级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百万富翁”遥不可及,仅仅是一种近乎终极的梦想。但到了90年代,这个人出现了,他叫“杨百万”,是全民皆知的“英雄”,股海里的传奇人物。谈起“杨百万”,再也没有人觉得他的“百万”有什么问题,人们想知道的是他炒股致富的“秘诀”、“真言”。
“杨百万”之后,财富英雄层出不穷,他们的故事在媒体上、在人们的言谈中传说着。“富翁”的门槛节节攀升,数百万、千万、亿万直到今天的千亿。今年,若没有330亿元的财富,就甭想让胡润排进百富榜的前十名,首富杨惠妍的财富价值就高达1300亿元。
今天,“百万富翁”已不算什么了。就像在南粤就职的当年同窗,“一不小心成了百万富翁”。他前些年购置的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市值早过百万了。
一挥间,三十年。重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觉得自己当年咋就那么“小农”,那么没气魄、没追求呢?今天,连收废品的师傅也打起手机了。
国人,都像是前些年陈佩斯在春晚小品里演的“王老五”——“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啊!”
除了票子,还有房子、车子,还有股票、基金、黄金、收藏品。国人的财富不再仅仅与银行存款有关,而是有了更大的舞台。钱,也不再仅仅是用来买东西的东西,而是可以生钱的东西,即便是用钱买来的东西,也要常掂量掂量“升值”这两个字。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7年9月,中国居民存款总额达到17.2万亿元。
美林和凯捷顾问公司10月17日发布的2007年《亚太区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共有49.8万人拥有1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50万)以上的金融资产,较2005年增加了9.21%。
总之,不管你是富得流油,还是总觉得钱少得可怜,不管你是票子、房子、车子一大把,还是当着“房奴”、“车奴”经受着煎熬,你都不会否认,现在手上的钱比家里过去几辈子攒的都多得多。
背后的推手
“劳动创造财富”,地球人都知道。但为何同样是“汗滴禾下土”,过去就换不来沉甸甸的票子?
“党的政策好啊!”这句话,经常见诸媒体,可能很多人都听腻了,但确实道出了一个铁的事实。“劳动创造财富”不假,但财富的流向与享有却不是劳动者说了算的,而是取决于国家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有一条主线,就是“以人为本”,体现在财富上,就是尊重、保护人的经济利益,让民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发展的实惠。因为党已经认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让民众都富起来过上好日子。
所以,回头看三十年,就是财富逐步走向民间的过程。
“民生”、“富民”、“小康”,这些关键词,背后都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体现。不必引经据典,这里仅举三个例子:
一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所谓“财产性收入”,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陈小龙讲,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很明确,党的政策取向,就是民众不仅要吃饱穿暖,不仅要有钱,还要创造条件让民众的钱变成可以生钱的“摇钱树”。
二是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如何和谐?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说,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是提高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低收入者逐步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而使中等收入者逐步占全体人口中的多数(目前中国中等收入者所占的比重仅为15%到20%),就意味着离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越来越近了。这也有利于社会和谐、长治久安。
很明确,社会发展的取向,就是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走向让多数普通百姓富起来,共享发展成果。
三是物权法的实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物权法最积极的意义就在于,终于承认了个人财产权利存在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使人们对财富的取得、财富的使用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这种立法壮举,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这是中国人财富观念质的飞跃。凡是法律规定不属于国家的,那么都应该属于公民个人;凡是法律规定属于公民个人的,那么任何国家权力机关都不能以任何借口侵犯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利。
很明确,有了这样的法律制度,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追求财富,理直气壮地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中国社会开始真正走向尊重财富、创造财富的崭新时代。
帮民众理财是媒体的新责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曙松说,现在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黄金理财时期。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党和国家目前为什么对“富民”如此看重。富民,是党治国安邦的执政理念,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更是民众的所欲所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富民”,是一条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四位一体”任务穿起来的红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体布局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任务,四大建设的目标要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财富:经济建设的基本。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经济不发展,很多问题都难办。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的目标就是“富强”,即富民强国。富强的时代,就是人人创造财富、人人享有财富的时代。
财富:政治建设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主,本身就包括经济发展上的民主,民主的实现不完全取决于国家经济水平和民众财富多少,但经济落后、钱财无几却必然会制约民主政治的发展。
财富:文化建设的基因。先进的财富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崭新的理财时代,更需要塑造尊重财富、合法致富的财富文化。而在中国文化的基因组里,财富文化的基因是有问题的,亟需修复。
财富:社会建设的基点。社会建设的要害是改善民生,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譬如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贫富差距等等。谈钱虽然很“俗”,但谁都是俗人不是神仙,国家钱少就不可能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上有足够的投入,个人钱少就办不成事,办不成事就幸福不起来、快乐不起来,就会生怨窝火惹事儿,社会就和谐不起来。
可见,在中国当今以及将来不短的一个发展时期,财富是一个“连环扣”。
国家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媒体发展的新起点。新闻媒体更加自觉地做好“富民”文章,既是为受众服务,也是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与党同心同德,也是与民同甘共苦,合上意、合民情。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帮民众理财,倡导先进的财富文化,就是帮执政党帮国家。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在“富民”上重视不足,说严重点,就是方向上“不明确”、政治上“不正确”、道义上“不担当”。 与大势大局大潮流不合拍,媒体想要有大作为,是很难很难的。
理财时代的“富民”文章,对应前述的分析,在新闻报道中,以下几点是要关注的:
(一)所有的新闻媒体,今后的新闻理念、报道视角、内容结构等,都应该充分考虑到“富民”这个维度,而不该把“财富”、“理财”仅仅视为财经媒体、财经报道的事。因为民众的创富欲望太强烈了,仅股市而言,截至今年10月初,中国投资股票开户数就达到1.2亿户,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尽管这个比例与美国50%以上的比例相比还有很大空间,但也不是个小数了。对此,媒体能无动于衷么?再说,这1.2亿户里面也有不少媒体和记者,总不能让民众说咱们光顾着自己赚钱吧?
(二)尽快补上现代经济知识尤其是金融知识这一课。新华社副社长鲁炜最近在中国金融衍生品大会上发言说,“我深切体会到三个迫在眉睫,这就是向中国各级领导干部普及金融知识迫在眉睫,这是重点;向中国大众普及金融知识迫在眉睫,这是基础;向中国媒体从业者传播金融知识迫在眉睫,这是关键。”媒体记者作为“关键”,即便不能成为金融方面的专家,起码也要多懂一些。
(三)具体到经济报道、财经报道,应多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说话。多为民众的利益得失着想,多报道些民众合法创造财富的事儿,多帮民众理财、致富出些招儿。企业想说话,到咱们媒体上登广告就是了。这看似简单,做起来却不易,因为,媒体的分口采访机制,已让很多记者成了行业、企业的“自家人”、“新闻发言人”了。
(四)以正确的财富舆论引导人。财富问题,上关乎中央战略方针,中关乎社会稳定和谐,下关乎百姓切身利益。诸多社会舆论的焦点,都因财富而生;诸多社会舆论,也往往会把焦点对在财富上。因此,特别需要媒体倡导正确的财富舆论:
1.当权者“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要努力把手中的权力变成民众的财富。这种“权钱交易”,应该,必须。
2.发财无罪,致富有理。
3.钱要合法,法才护钱。
4.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仕途有风险,从政需谨慎。这两个风险教育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从政,于个人是一种职业选择、人生投资,做贪官其实就是非法“理财”,早晚会把自己赔进去)。
5.尊重自己的财富,也尊重国家、集体、他人的财富;爱护自己的财富,也爱护国家、集体、他人的财富。
6.不嫌贫爱富,更不仇富。
7.穷人加倍努力,富人多做善事。
8.金钱是财富,但不是财富的全部;人要全面发展,不能沦为金钱的奴隶。
……
媒体做好理财时代的“富民”文章,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媒体自身也要理财。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用人、管理、原材料等等成本越来越高,广告创收开发的空间越来越小,咋办?财路越单一,越应该理财。现在,不少媒体开始涉足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就是一种在理财上的努力。当然,媒体理财不能与炒股简单画等号,媒体理财得到的也不仅仅是钱,还有经营理念和经营机制的更新,因为理财的过程就是塑造市场主体、参与社会大市场的过程,就是控制成本扩大效益的过程,就是规范管理降低风险的过程,就是完善投融资渠道、整合利用社会资源的过程——这些正是媒体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需的。
关于财富,可说的太多太多。
不说了,动手吧。一起来敲响财富的钟,互道一句“恭喜发财”。
从“理财”来看今天的中国,看今天中国的媒体,或许,会有别样的收获。
财富来了
敲着键盘写下“理财”的时候,我首先想起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小的时候。
那时,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当年童伴们最常挂在嘴边憧憬未来的一句话。这种“现代化”的富足生活,是与“二○○○年”画等号的。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就叫《我盼二○○○年》,那时别说是电灯电话,要是谁手里捏着一根三分钱的冰棍儿,就像后来80年代有人手里举着一个“大哥大”,那个酷啊!
到了80年代中期,“万元户”就是富翁的代名词。那时,人们会猜议“谁谁谁家是万元户”,话里意味很有意思:有些羡慕,有些嫉妒,也有些不满——“暴发户”而已——反正就是不服气(“万元户”常和个体户、没文化和倒买倒卖联系在一起),尽管人们已不再信奉“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
“万元户”确实不大算什么。因为,“百万富翁”之说在汉语世界里由来已久,在国人心里,“富翁”须是“百万”级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百万富翁”遥不可及,仅仅是一种近乎终极的梦想。但到了90年代,这个人出现了,他叫“杨百万”,是全民皆知的“英雄”,股海里的传奇人物。谈起“杨百万”,再也没有人觉得他的“百万”有什么问题,人们想知道的是他炒股致富的“秘诀”、“真言”。
“杨百万”之后,财富英雄层出不穷,他们的故事在媒体上、在人们的言谈中传说着。“富翁”的门槛节节攀升,数百万、千万、亿万直到今天的千亿。今年,若没有330亿元的财富,就甭想让胡润排进百富榜的前十名,首富杨惠妍的财富价值就高达1300亿元。
今天,“百万富翁”已不算什么了。就像在南粤就职的当年同窗,“一不小心成了百万富翁”。他前些年购置的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市值早过百万了。
一挥间,三十年。重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觉得自己当年咋就那么“小农”,那么没气魄、没追求呢?今天,连收废品的师傅也打起手机了。
国人,都像是前些年陈佩斯在春晚小品里演的“王老五”——“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啊!”
除了票子,还有房子、车子,还有股票、基金、黄金、收藏品。国人的财富不再仅仅与银行存款有关,而是有了更大的舞台。钱,也不再仅仅是用来买东西的东西,而是可以生钱的东西,即便是用钱买来的东西,也要常掂量掂量“升值”这两个字。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7年9月,中国居民存款总额达到17.2万亿元。
美林和凯捷顾问公司10月17日发布的2007年《亚太区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共有49.8万人拥有1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50万)以上的金融资产,较2005年增加了9.21%。
总之,不管你是富得流油,还是总觉得钱少得可怜,不管你是票子、房子、车子一大把,还是当着“房奴”、“车奴”经受着煎熬,你都不会否认,现在手上的钱比家里过去几辈子攒的都多得多。
背后的推手
“劳动创造财富”,地球人都知道。但为何同样是“汗滴禾下土”,过去就换不来沉甸甸的票子?
“党的政策好啊!”这句话,经常见诸媒体,可能很多人都听腻了,但确实道出了一个铁的事实。“劳动创造财富”不假,但财富的流向与享有却不是劳动者说了算的,而是取决于国家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有一条主线,就是“以人为本”,体现在财富上,就是尊重、保护人的经济利益,让民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发展的实惠。因为党已经认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让民众都富起来过上好日子。
所以,回头看三十年,就是财富逐步走向民间的过程。
“民生”、“富民”、“小康”,这些关键词,背后都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体现。不必引经据典,这里仅举三个例子:
一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所谓“财产性收入”,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陈小龙讲,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很明确,党的政策取向,就是民众不仅要吃饱穿暖,不仅要有钱,还要创造条件让民众的钱变成可以生钱的“摇钱树”。
二是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如何和谐?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说,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是提高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低收入者逐步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而使中等收入者逐步占全体人口中的多数(目前中国中等收入者所占的比重仅为15%到20%),就意味着离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越来越近了。这也有利于社会和谐、长治久安。
很明确,社会发展的取向,就是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走向让多数普通百姓富起来,共享发展成果。
三是物权法的实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物权法最积极的意义就在于,终于承认了个人财产权利存在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使人们对财富的取得、财富的使用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这种立法壮举,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这是中国人财富观念质的飞跃。凡是法律规定不属于国家的,那么都应该属于公民个人;凡是法律规定属于公民个人的,那么任何国家权力机关都不能以任何借口侵犯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利。
很明确,有了这样的法律制度,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追求财富,理直气壮地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中国社会开始真正走向尊重财富、创造财富的崭新时代。
帮民众理财是媒体的新责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曙松说,现在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黄金理财时期。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党和国家目前为什么对“富民”如此看重。富民,是党治国安邦的执政理念,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更是民众的所欲所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富民”,是一条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四位一体”任务穿起来的红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体布局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任务,四大建设的目标要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财富:经济建设的基本。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经济不发展,很多问题都难办。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的目标就是“富强”,即富民强国。富强的时代,就是人人创造财富、人人享有财富的时代。
财富:政治建设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主,本身就包括经济发展上的民主,民主的实现不完全取决于国家经济水平和民众财富多少,但经济落后、钱财无几却必然会制约民主政治的发展。
财富:文化建设的基因。先进的财富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崭新的理财时代,更需要塑造尊重财富、合法致富的财富文化。而在中国文化的基因组里,财富文化的基因是有问题的,亟需修复。
财富:社会建设的基点。社会建设的要害是改善民生,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譬如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贫富差距等等。谈钱虽然很“俗”,但谁都是俗人不是神仙,国家钱少就不可能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上有足够的投入,个人钱少就办不成事,办不成事就幸福不起来、快乐不起来,就会生怨窝火惹事儿,社会就和谐不起来。
可见,在中国当今以及将来不短的一个发展时期,财富是一个“连环扣”。
国家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媒体发展的新起点。新闻媒体更加自觉地做好“富民”文章,既是为受众服务,也是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与党同心同德,也是与民同甘共苦,合上意、合民情。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帮民众理财,倡导先进的财富文化,就是帮执政党帮国家。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在“富民”上重视不足,说严重点,就是方向上“不明确”、政治上“不正确”、道义上“不担当”。 与大势大局大潮流不合拍,媒体想要有大作为,是很难很难的。
理财时代的“富民”文章,对应前述的分析,在新闻报道中,以下几点是要关注的:
(一)所有的新闻媒体,今后的新闻理念、报道视角、内容结构等,都应该充分考虑到“富民”这个维度,而不该把“财富”、“理财”仅仅视为财经媒体、财经报道的事。因为民众的创富欲望太强烈了,仅股市而言,截至今年10月初,中国投资股票开户数就达到1.2亿户,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尽管这个比例与美国50%以上的比例相比还有很大空间,但也不是个小数了。对此,媒体能无动于衷么?再说,这1.2亿户里面也有不少媒体和记者,总不能让民众说咱们光顾着自己赚钱吧?
(二)尽快补上现代经济知识尤其是金融知识这一课。新华社副社长鲁炜最近在中国金融衍生品大会上发言说,“我深切体会到三个迫在眉睫,这就是向中国各级领导干部普及金融知识迫在眉睫,这是重点;向中国大众普及金融知识迫在眉睫,这是基础;向中国媒体从业者传播金融知识迫在眉睫,这是关键。”媒体记者作为“关键”,即便不能成为金融方面的专家,起码也要多懂一些。
(三)具体到经济报道、财经报道,应多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说话。多为民众的利益得失着想,多报道些民众合法创造财富的事儿,多帮民众理财、致富出些招儿。企业想说话,到咱们媒体上登广告就是了。这看似简单,做起来却不易,因为,媒体的分口采访机制,已让很多记者成了行业、企业的“自家人”、“新闻发言人”了。
(四)以正确的财富舆论引导人。财富问题,上关乎中央战略方针,中关乎社会稳定和谐,下关乎百姓切身利益。诸多社会舆论的焦点,都因财富而生;诸多社会舆论,也往往会把焦点对在财富上。因此,特别需要媒体倡导正确的财富舆论:
1.当权者“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要努力把手中的权力变成民众的财富。这种“权钱交易”,应该,必须。
2.发财无罪,致富有理。
3.钱要合法,法才护钱。
4.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仕途有风险,从政需谨慎。这两个风险教育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从政,于个人是一种职业选择、人生投资,做贪官其实就是非法“理财”,早晚会把自己赔进去)。
5.尊重自己的财富,也尊重国家、集体、他人的财富;爱护自己的财富,也爱护国家、集体、他人的财富。
6.不嫌贫爱富,更不仇富。
7.穷人加倍努力,富人多做善事。
8.金钱是财富,但不是财富的全部;人要全面发展,不能沦为金钱的奴隶。
……
媒体做好理财时代的“富民”文章,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媒体自身也要理财。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用人、管理、原材料等等成本越来越高,广告创收开发的空间越来越小,咋办?财路越单一,越应该理财。现在,不少媒体开始涉足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就是一种在理财上的努力。当然,媒体理财不能与炒股简单画等号,媒体理财得到的也不仅仅是钱,还有经营理念和经营机制的更新,因为理财的过程就是塑造市场主体、参与社会大市场的过程,就是控制成本扩大效益的过程,就是规范管理降低风险的过程,就是完善投融资渠道、整合利用社会资源的过程——这些正是媒体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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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立君(实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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