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中国故事很难写

　　主持：张志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叶　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嘉宾：盐泽英一　日本共同社驻中国记者

　　【观点摘要】

　　西方媒体和日本媒体的关注点不一样。西方国家更注重民主、人权问题，日本也会关注这些，但没有他们那么注重。

　　日本媒体从历史来看一直是批评政府的，特别是二战以后，媒体对政府的批评很多，一直站在在野党的立场。

　　采访两会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前照相，作为一个旅游者可以，但对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感觉有些不专业。

　　日本记者和欧美记者：对中国的兴趣点不同

　　问：请先介绍一下您的从业经历。

　　答：我1987年3月份从日本庆应大学文学系社会学专业毕业，4月份就加入日本共同社开始工作，然后一直待在共同社，差不多20年了。这在日本很普通，一般选择一个媒体后，换单位的并不多，我们是终身制，比较崇尚在一个公司，不像美国那样跳槽的比较多。而且，我觉得日本媒体比其他行业更为保守，比如制造业要面对国际竞争，但报业是文化产业，没有国际竞争，我们的工作都在日语文化的范围内，当然国内的竞争很激烈。2000年底，我到了北京，在这里工作了4年多，又回到了东京做编辑，2005年又回到北京工作至今，现在我主要报道中国的新闻。

　　问：为什么您在北京4年多，会回到日本做1年多编辑又重新被派回来呢？

　　答：这是我们公司的内部安排，也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报道力度。我们一般是3年一个任期，但对派到中国的记者来说，这个任期短了点。我们非常注重了解中国，2005年搞中国的长篇报道，2006年又向读者深入介绍中国，就把我派过来。我不负责一般的新闻，不做routing work（常规工作），只做专稿，大概一个月写2～3篇比较长的故事。2006年，我们做了85个长篇故事，2007年3月份结束，我写专稿的任务也就结束了，我们的这个系列报道后来出了一本书。

　　问：你们这个关于中国的系列深度报道主要报道了什么主题？

　　答：我们共同社和新华社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国内共有50多家地方报社采用我们的报道。第一章《新时代人》，报道比较成功的、社会关注的中国人，如李宇春、江南春等。我们这个系列报道的选题是很宽泛的，有农村问题、教育问题、环保问题等，范围非常广。比如，我报道了四川的建川博物馆，这是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一共有20个展览馆，全都是个人搜集的文物，有抗日时期的，也有“文革”时期的，最多的文物是“文革”时期的。

　　问：这个系列报道一共85篇，您写了多少篇？

　　答：我大概写了40%，差不多有20多个同事一起做。当时，我专门做这个系列。2005年的“反日事件”后，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增多了，2008年的奥运会也促使我们不断加大报道力度。3年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工作人员一共是6个人，现在一共是13个人，翻了一倍多，北京分社的规模超过了美国华盛顿分社的规模。以前共同社在国外规模最大的就是华盛顿，大概10个人左右，现在中国有13个人，超越了美国，可见，我们对中国比美国更关注。（笑）

　　问：您在日本工作时对中国的认识，和来到中国工作几年后对中国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吗？

　　答：肯定有，对中国的认识更深入、全面了，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1984年，我还是大学生，第一次来中国，去上海时大家都穿着中山装。现在的变化太大了，好像另一个国家。

　　我最近的看法是，中国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一般人对中国政治的关注集中在体制问题上。过去我也认为中国很多问题的弊端源头是体制，现在看法则不一样。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是没有国家所面临过的，政治体制有可能带来一些负面问题，但只是一部分的，不是全部的问题。怎么理解中国的现状，我也在天天研究。

　　问：我们看到您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日本记者和欧美记者相比，对中国报道的兴趣点有所不同，欧美记者可能更多关注政治、人权等，你们会从中日关系、亚洲区域的角度去关注金融、经济等，是吗？

　　答：会有的，西方媒体和日本媒体的关注点肯定不一样。西方国家更注重民主、人权问题，日本也会关注这些，但没有他们那么注重，如果日本记者写很多关于人权的报道，稿件的刊登率不会很高。换成英文写报道，会有很多美国媒体刊登，但拿日文写就有可能不刊登。

　　维持与消息源的关系是工作的一部分

　　问：您怎么建立自己的消息来源库？同行、学者、老干部还是其他？

　　答：有一部分记者、老干部，也有学者，还有一些商人。有很多商人跟领导有关系，掌握很多消息。来自一个人的消息源是不准确的，如果常靠一个人的消息肯定会有危险，我们得靠各方面的消息来源，融合起来进行综合判断。跟这些消息源维持关系，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
    
     文章来源：人民网——《青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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