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的病因诊断

　　“报纸的首要功能是向人们提供新闻，把新闻从源头输送到读者那里。” ①但从历史的早期到现在，假新闻一直都在威害着新闻业。假新闻与假冒伪劣商品一样可恶，它伤害了受害者的感情，愚弄了公众的智慧，还对记者或媒体自身的发展埋下了定时炸弹。是什么原因让假新闻像传染病一样“前仆后继”？让我们对假新闻的病因做个“会诊”。

　　假新闻的“内科病”

　　●心脏病：追逐轰动

　　有些媒体，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打开局面，有意造假，或者无中生有，或者添油加醋，希望造成轰动效应，提升知名度。美国新闻史上的“黄色新闻”时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黄色新闻建立在煽情主义的基础之上，注重犯罪、丑闻、离婚、性等问题，强调灾害和体育新闻报道等，这种夸大失实的新闻只能造成虚假繁荣，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西方新闻史上有一个经典的反面案例：1980年9月28日，华盛顿邮报年轻女记者贾妮·库克为利益所诱制造假新闻《吉米的世界》，一举获得普利策奖，在真相大白之后被公众遣责，离职而去。媒体或记者追求轰动，必须行之有道，凤凰卫视之所以在短短10年间崛起，是以它在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为基石的。

　　盲目追求“受众心跳效应”，却不知心跳过快会导致心率不正常，引发心脏病……

　　●巨人症：盲目拔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亩产十万斤”的岁月并没有永远成为过去，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一些老记者，以及对现实缺乏充分认知的一些新记者，仍然喜欢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或者报喜隐忧，制造形势一片大好的假象。由此而来的形象工程，无异于豆腐渣工程。2007年6月，《一次感动》声称兵妈妈认了176个兵儿子，救助了700多个灾民和患病战士，捐款40多万……真假不难证明，但《杂文月刊》刊发了，《读者》也转载了，陷“新时期爱国拥军模范”乔文娟及其家人于困境。

　　有些记者的正义与责任感被磨灭，每天跑跑线、发发通稿成了他们的职业常态。在这种变态的“常态”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仰天大笑的照片出现在南方日报上，引来赞声一片——这才是真正落到实处的“解放思想”。也许，“领导”的正常阅读反应也是医治“巨人症”的又一良方。

　　●五官病：信源造假

　　媒介的繁荣、交通的发达、技术的进步使得当下的媒体基本上都在分享着同样的新闻资源，要依靠速度抢得独家新闻越来越难了。于是媒体另辟蹊径，“报料热线”与网上“截获新闻”应运而生。但是，报料人背后的动机却千差万别，有的记者直接将其提供的新闻线索等同于新闻事实，不亲赴现场观察，或者赶赴现场之后听信单一信源，“耳听八方，眼观六路”成了“耳听一方，眼观一路”，不进行多方印证，而实际上，有时候眼见未必为实。这些都会导致假新闻的“出炉”。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到时代转变带来的观念变革。以前的人不习惯上电视、报纸等“公众场合”展示自我，即使是受表扬都会感到不好意思。但现在，只要能够提升知名度，即使是自爆丑闻也无妨。这种现象在娱乐圈表现得最为普遍，这几年不断有人出来自爆潜规则、自爆丑闻，报纸娱乐版“爆料”新闻几乎天天有。对此，记者应随时保持灵敏的嗅觉，采访时眼睛、耳朵、嘴巴、鼻子并用，五官不失灵，才能防止信源造假。

　　假新闻的“外科病”

　　●环境污染：社会造假成风

　　现今社会，商品可以造假、学历可以造假、论文可以造假、体检证明可以造假、结婚证书可以造假、处女膜可以造假、连人都可以造假（整容）……。

　　这样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新闻界。因为缺少法规与自律，新闻造假很容易逃脱惩罚。同时，我国保护公众利益的法律法规有待完善，“知情权”对许多公众来讲仍不可能完全实现。

　　●抗体缺乏：网络“木马”成群

　　网络的门槛太低、门窗太多，任何人都可以通过QQ空间、博客、播客等上传自己的观点，发布所谓的新闻，这使得网络在海纳百川的时候难免也藏污纳垢，导致网络“木马”成群。网络是人们获取信息的“进口”，也是人们排泄私愤的“出口”，它使得人性的弱点在屏幕背后得到了无限的放大，网络法规的缺失、监管的混乱、传播的快速、覆盖的广泛，都使一些人成名获利的欲望膨胀。从早期用“复制、粘贴”生产假新闻（如2004年11月7日重庆商报、现代快报等报纸刊登的天府早报记者艾汀汀写的《180万元买辆宝马砸着玩》），到后期用PS技术合成假照片（如大庆晚报记者刘为强2006年发表的《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技术进步让我们品尝了美酒，也让我们吞下了苦果。

　　●法规偏瘫：惩戒严重失公

　　我国新闻传播的法制有着形式和内容上的双重缺陷。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经决定要制定《新闻法》，但是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最终胎死腹中。这种状况使得一些相关的规章条例在某种程度上“顶替”了法律，譬如1990年公布的《报纸管理暂行条例》、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出版管理条例》等。

　　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当“纸馅包子”事件的造假者获罪入狱、而罪名却是“损害商品声誉罪”时，我们在拍掌之余，不免有点尴尬。而在对PS假照片《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的记者刘为强的处理中，法律干脆缺席，仅由报社作出退回其所获奖项及予以解聘等轻微处理。除此之外，每年那么多的假新闻，造假者哪里去了？他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许多只是换一家媒体，继续他们的新闻职业。法律法规的缺失使对造假者的惩罚缺位，起不到威慑作用。所以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比其他职业更需要有明确、完善、有效的法律条款来规范，以弥补自律制度缺乏和强制性执行力缺失的缺憾。

　　●交叉感染：媒介没有自律

　　“史上最毒后妈”事件伊始，全国媒体蜂拥而上狂热报道，真相大白之后，却仅有中国青年报、东方卫视等几家媒体做了澄清，其他则集体失语，没有道歉，更没有反思。我国新闻界在对待来自外界的威胁时，总能联合起来彼此保护、彼此支持，但在对待“内乱”时，却缺乏一种自我批评与坚决惩罚的魄力与勇气，忘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古训。只有彼此监督的媒体才可能是健康发展的媒体，“互护其短”只能使伤口在貌似完好的皮肤下继续糜烂，病症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会恶化成不治之症，危及整体。尽管假新闻的病因很多，但大环境的污染应该居其首，媒体不可能在真空中生存。在一个假象环生的社会里，媒介很难保持一片净土，何况在许多时候，媒体还要在某种压力下隐去真相留下假象。因此，要治疗假新闻，首先要改造环境，防止交叉感染，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过这需要下猛药，目前，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无法做到。现在，只能靠媒体从业者经常看看“急诊”，自发“体检”，用良知来自我纠错和自我修复。

　　注释：

　　①[美]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报纸的良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章来源：人民网——《青年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