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电影演员于蓝和白杨

　　于蓝谈电影

　　于蓝，原名于佩文，1921年生于辽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九·一八”事变后，随父亲逃亡关内。抗日战争爆发后投身革命。1938年偷越敌人封锁线，辗转到达平西抗日根据地。同年冬又转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入鲁迅艺术学院艺术工作团任演员。先后演出话剧《佃农》、《粮食》、《周子山》、《带枪的人》（苏联话剧）。抗战胜利后，她随第一批干部去东北，参加演出《东北大翻身》、《血泪仇》、《日出》等舞台剧。1946年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在电影《白衣战士》中任主角。1950年转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在《翠岗红旗》、《龙须沟》中担任主要角色。1954年入中央戏剧学院深造。1960年在电影《革命家庭》中任主角，细致地刻画了一个家庭妇女成为革命母亲的光辉形象。1961年在苏联第二届莫斯科电影节上获最佳女主角奖。1965年主演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后来又任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

　　于蓝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奖不久到上海，以此为题我奉命去采访她。她住在上海电影局招待所，在瑞金路上。整个招待所不过是几间简单的房间，但都窗明几净。她住一间不大的单间，一张单人床，一个小写字桌，一盏台灯，几把椅子，连沙发也没有。于蓝穿一件天蓝色衬衫，下着蓝色牛仔裤，脚登白色运动鞋，在那个时代是够时髦的了。采访首先从她在莫斯科得奖谈起，我请她谈谈参加电影节和得奖的感想。她说，新中国电影还很少参加国际电影节，因为大部分国际电影节是在西方──美国和欧洲，我们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更重要的是我国电影同西方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的价值取向不同，也就是所反映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大不相同。西方电影，除少数揭露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外，大都被我们禁映。莫斯科电影节是例外，社会革命的电影主题是被看好的，这正是《革命家庭》得奖的重要原因。

　　于蓝时年40岁，看起来远比她的年龄小。但她说话很稳重，不紧不慢，深思熟虑。我问她，莫斯科电影节上，我国电影在技术与艺术方面同国外电影有什么差距？她说，抛开思想性，我们电影的技术与艺术，同国外的先进电影差了很大一截。譬如，当时国外已纷纷拍摄彩色片，我们还大多为黑白片。只有很少的几部用了进口彩色胶卷。国外电影的特技等制作技术，以及资金投入也是高得惊人。她对当时苏联新锐导演拍的《第四十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雁南飞》等并不掩饰赞许之情。她认为这些电影从思想性到艺术性都是好的，思想上表现了人性的普遍性与阶级性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符合生活真实，艺术上是美的，是感动人的。但在国内有争议，一些人说好，但一些主管文艺的人说是修正主义电影、资产阶级人性论。暗指江青之类的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假“左”派。

　　我向于蓝提了一些当前文艺界的形势与任务方面的问题。她认为，每个时代的文艺都应着力反映该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活、矛盾与斗争，宣扬为国家、民族、社会发展与进步而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思想先驱、崇高道德的楷模。传统国粹京剧、昆剧许多优秀剧目应当保留、整理、演出、光大；然而，最重要的是创作一些反映本时代内容的新剧目，否则，中国戏曲的发展不就中断了？电影艺术更应以当代题材为主。《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带有时代性，《暴风骤雨》、《南征北战》、《革命家庭》、《小二黑结婚》同样带有时代性。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或者说现代题材的很弱。毛主席提出要搞现代戏是对的。现代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是应当用戏剧、电影等各种文艺形式去传扬的。听说上海沪剧团做得很好，什么《芦荡火种》、《鸡毛飞上天》等。《鸡毛飞上天》是反映先进教师的，若拍成电影比《武训传》要影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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