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危机时期党报的新闻舆论引导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2008年5月13日至6月12日期间刊登的汶川地震报道进行分析，讨论该报在这次危机传播中的新闻舆论引导规律与特点。

　　[关键词]人民日报 汶川地震报道 新闻舆论引导 内容分析

　　一、研究的背景

　　这是一个危机环伺的时代。由于环境变动快速而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所有的组织形态，包括政府机构、政党、企业、医院、学校、社会福利团体、甚至是宗教组织，只要是与外界环境有所互动，就随时处于危机的威胁当中。①在危机发生时，能否高效率地传递危机识别信息与危机应对信息，是成功解决危机与否的关键所在。而在危机传播中，主流媒体所具有的高度权威性又担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的职责。因此，探讨主流媒体在危机传播中新闻舆论引导的规律与特点，有助于提升主流媒体危机传播的业务水平。

　　二、基本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先生指出：主流媒体是以吸聚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受众（主要指那些具有较高的决策话语权、知识话语权和消费话语权的社会成员）作为自己市场诉求的传媒，即以质取胜的传媒。②按照喻国明先生的说法，《人民日报》则可以算是中国主流媒体的中坚力量，其自1949年8月被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来，一直承担着每日向公众宣传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传播各项方针政策的重任，扮演着引导社会舆论的主体角色。

　　危机就是在无预警的情况下所爆发的紧急事件，若不立刻在短时间内作出决策，将状况加以排除，就可能对企业或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造成重大的威胁。③危机的发生可以用“天灾”和“人祸”加以分类，前者如台风、地震等由外在自然环境造成的危机属于自然危机，而像“毒奶粉事件”这类由人主观行为导致的危机则称为“人为危机”。汶川地震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和威胁性，而且也需要决策者在短时间内作出抗震救灾的决策并加以解决，所以符合“危机”概念的界定，是一起典型的外在环境引发的自然危机。

　　新闻舆论是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舆论的定义，也和新闻的定义一样一直没有比较权威和稳定的结论。学者胡钰在其《新闻与舆论》一书中梳理了中西方“舆论”定义的产生和演变，并归纳了一个新的定义：“舆论就是社会中特定群体对特定事件表现出来的特定意见。” ④由此观之，新闻舆论就是新闻媒介对具体的新闻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意见。新闻媒介产生新闻舆论的目的是通过对某一特定意见的传播来引导社会公众舆论，改变公众舆论先前的不确定和复杂异质的状态，以求达到公众意见统一，这就是新闻舆论引导。

　　三、理论、方法与编码

　　本文关于《人民日报》汶川地震报道的分析是在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的指导下完成的。社会学家E·Goffman在其《框架分析》中指出：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框架能使我们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⑤框架理论在于意义的建构，即新闻是如何建构的，这进一步涉及到影响新闻建构的的各种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如新闻媒体、消息来源或社会情景对新闻建构的影响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等。⑥框架成为新闻媒体向受众“选择性还原”事实的方案和结构，所以分析《人民日报》汶川地震报道框架，则是我们探讨其危机传播中新闻舆论引导规律与特点的主要手段。

　　本文内容分析的编码类目建构参考了阿兰·贝尔（Allan Bell）构建的新闻文本的话语结构。⑦以及柯惠新《两岸三地报纸灾难事件报道研究——以9·21台湾地震报道为例》与刘毅《四川日报地震报道内容分析》两文中的相关论述，分析单位和具体类目建构如下：

　　○　新闻发生地：四川灾区、其他省份灾区、国内非灾区与港澳台地区、国外。

　　○　报道体裁：消息、通讯或特写、社论、评论与其他。

　　○　新闻来源：本社采写、新华社、本社与新华社综合、其他媒体或未标明。

　　○　事件评估：正面、中立、负面。

　　○　新闻行动者：党政官员及其机构、社会团体及其他机构、媒体、灾情与灾区、受灾者及其家属、国际组织、救灾人员、一般个人与其他。

　　○　报道内容：灾情信息、受灾感受、慰问与救灾、重建工作、人物介绍、慈善募捐、港澳台救援与相关活动、海外救援与相关活动、解释与分析、评论与其他。

　　广告、小帖士、漫画、新闻图片和副刊文字等均被排除在样本之外，除此之外发表在该时段《人民日报》上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全部编码入样。若同一个标题下有两则以上报道的，则按标题下的新闻条数计算，一条新闻算一个样本。考虑到一条新闻中有可能出现多个新闻行动者与报道内容，故按照其在该条新闻样本中的重要性程度递减排列次序依次选择前三项进行编码，数据采用SPSS13.0与Excel2003软件进行录入与分析。

　　四、报道分析与相关讨论

　　1.《人民日报》在“汶川地震”危机事件中存在媒体议程设置，且明显受政策议程设置影响。

　　经过统计，《人民日报》在2008年5月13日——6月12日这个月内刊登了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数量随时间而变化的情况如图1所示。


　　单纯从数量上看，总的报道量为1565条，平均日报道量为50.48条。由于《人民日报》的性质属于日报，而汶川地震发生时间为下午，故报纸没能在地震当日作出反应。在地震发生次日直至该时段终止，每日均刊发有汶川地震报道。在“全国哀悼日”第三日（5月21日）日报道量达到最大值（82条/日）之前，报道数量一直处于明显的总体上升趋势。5月21日之后报道数量一直处于波动状态，6月4日之后的报道量则基本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但是，由于这31天之内的《人民日报》日出版版面数量又不总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用“相对报道量”（汶川地震报道在整个报道总报道量中占比例）来更准确地讨论汶川地震报道在该时段《人民日报》报道中的地位。


　　图2清楚地表现出汶川地震报道量的变化情况：地震发生后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即汶川地震报道占《人民日报》总报道量的百分比一直在增加，往后虽然有波动，但是基本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甚至有接近1（几乎整张报纸都在报道汶川地震）的时候。计算得出，这31天之内，汶川地震报道占总报道量的64.62%，即超过六成的报道篇幅花在了汶川地震的报道上。

　　《人民日报》在这31天之内将汶川地震设置成了媒体议程，进而影响了公众议程设置，使汶川地震成为全中国在该时段最为关注的热点事件。地震发生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就花了一半版面报道汶川发生地震的消息，以及领导人召开部署抗震救灾工作会议与抵达现场指挥抗震救灾的情况，及时、真实地传递了危机发生的信息；从5月16日开始，《人民日报》在其历史上首次为突发公共事件创办特刊，在第5至8版增设《抗震救灾特刊》全面报道汶川地震的救灾情况，“汶川地震”成为《人民日报》的媒体议程。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媒体，尤其是党报等主流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出现“议程设置缺位”现象的话，公众模糊的认识就可能引导他们依靠从非权威信源得来的信息建构纷繁异质的舆论。在这种情况下，负面舆论的传播极其迅速，最后很可能会引起社会混乱。所以，《人民日报》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成功地影响了公众议程设置，占到了新闻舆论引导的先机。

　　其次，由于汶川地震发生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不久，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得到了政策上的有力支持；加之地震发生后，政府的抗震救灾决策中也包括了对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工作的部署，如李长春同志强调的，“新闻宣传战线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大力营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社会氛围，为抗震救灾工作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⑧要求新闻媒体工作要紧跟中央工作部署，所以《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从汶川地震发生伊始，其报道工作就已经纳入了抗震救灾工作的总体系之中，成为在政策议程设置下与社会进行“政治沟通”的角色。从报道上看，地震发生的几日内，报道主题多集中于党和政府全力组织开展救人工作以及打通前往灾区救人的道路等方面，随着救灾工作的进行，报道主题又依次把重点集中于灾民的安置与救灾、全国哀悼日的情况、灾后心理干预与灾区重建工作、次生灾害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解释等方面。


　　如图3表示，在后半时段，重建类报道增多与慰问救灾类报道减少就是因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已经由救灾转为救灾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而图2显示相对报道量下滑也是因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部署转变而造成议题多样化导致了原先报道汶川地震的版面被其他议题分散掉了。这说明了《人民日报》的媒体议程设置是受政策议程设置影响，其在危机传播中的报道内容要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危机应对工作而进行，为新闻舆论的引导做相应的工作转变。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