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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精神之出版广角 
宋木文:倾情关注出版社转制(上)
  2005年03月22日17:1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宋木文
宋木文
  个人简介

  宋木文:1929年生,吉林榆树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东北大学政治经济系肄业。1950年至1966年先后在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工作。1972年起从事出版工作,历任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代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国家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1987年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党组副书记兼国家版权局局长。1989年至1993年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党组书记。曾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秘书长、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主席,中国版权研究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著有《宋木文出版文集》、《中国的出版改革》(日文版),担任《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工作委员会主任、《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线装本)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

  金秋时节,在宋木文老先生的寓所里,我聆听他讲述了一个十年前的故事:1994年7月4日这一天,在北京龙泉宾馆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来自全国出版界、图书馆界、学术界的众多有识之士济济一堂,正式启动了《续修四库全书》这一国家重点文化工程。

  2002年4月,《续修四库全书》出版,几代文化人梦寐以求的夙愿实现了。《四库全书》这部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丛书,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20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又用自己的智慧,为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部足可与之承继的文库,两者前后辉映,共同构筑起一座中华古代基本典籍的大型书库。

  记者想请宋木文老先生多谈些有关《续修四库全书》的趣闻,但他说,回首往事不如思考当前,我如今最牵挂的是出版改革,特别是出版社的转制问题。

  新形势要求出版社加快转制

  记者:随着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和中央关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改革一系列文件精神的贯彻实施,出版单位的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绝大部分经营性出版单位要逐步转制为企业,出版产业面临着大变革、大调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出版社的转制问题在出版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您怎样理解在新形势下推动出版单位的转制进程?

  宋木文: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文化体制改革和解放文化生产力,对出版体制改革和解放出版生产力,做出了重要决定和一系列指示。

  李长春同志根据十六大报告精神,在多次讲话中,把文化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对两者提出不同的但又都有改革任务的要求,进行分类指导。这是中央对文化出版体制改革在指导思想上新的重大进展。2003年9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34条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总的要求、总的目标,这就是“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决定”第34条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的要求是:“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要“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这里是讲“文化企业集团”,而不是那种事业性质的出版集团。温家宝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十六届三中全会就《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作的说明在讲到文化体制改革问题时更进一步指出:对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实行不同的管理要求。经营性单位,要加快向企业化转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加快发展。公益性事业单位,也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学习中央决定,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对经营性与公益性文化单位提出了不同要求;这两类单位都要进行改革;而经营性单位“要加快向企业化转制”。

  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大多数出版单位都将按照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要求向企业化转制,而且还要加快转制的步伐。由原来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向以公司制为主要形态的企业转变,先有科学出版社和邮电出版社,然而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举措是国务院决定将原定为事业性质的中国出版集团改制为出版企业集团,按现代企业制度组建企业集团公司。如果说,多年来关于出版社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组建出版集团是事业性质集团还是企业性质集团,还存在不同意见的话,那么,将被称为“国家队”的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出版单位组建而成的中国出版集团改制为企业性质的出版集团公司,这就标志着在党和国家决策层面已经“一锤定音”,绝大多数其他出版社都将面临着向企业化转制的任务。

  深化改革带来出版社属性提法的变化

  记者:众所周知,此前我国的出版社一直是遵循“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的模式在运行。作为转型时期的一种过渡状态,这种双重身份一直持续了十多年之久,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其弊端也日渐明显。比如仍有较多的计划经济色彩;管理层仍然由政府任命,搞好搞坏对经营者影响不大;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很多地方仍然是吃大锅饭,员工积极性受到影响等等。据我所知,出版社企业属性问题多年来一直是讨论的热点,您作为出版界的元老,能否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历史考察进行一番梳理?

  宋木文:所谓出版社转制问题,其实质就是对出版社的法人属性问题进行重新定位。

  关于出版社的法人属性问题,多年来是有不同意见的。首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是老出版家、文革前曾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的王仿子同志。他于1992年在《出版发行研究》第4期发表的《出版社是企业,又不同于工业企业》一文中指出,从建国初期直到“文革”结束,出版社一直是作为出版企业来管理的。老出版家、文革前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文革后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的王益同志1999年在《出版发行研究》第1期发表的《事业乎?企业乎?》一文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1年12月第116次政务会议通过并颁发的《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把书刊出版社都定为出版企业,并很有说服力地详加论证把出版社定为企业的必要性和科学性,还尖锐地提出文化部出版局1983年为了将出版社列入调整工资范围而改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把出版社改定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是不正确的,应该纠正”。王益同志这篇长文,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赞成者多,也有反对的。

  王益同志文章发表后,在报刊上仍然常见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因此对出版社属性及其发展变化进行历史性考察仍有着现实的必要性。

  记者:您在这个问题上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了深入思考?

  宋木文: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报告指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关系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部门。

  出版社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都要面向市场(尽管不能一切以市场为导向),才能更好地满足各类读者对出版物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出版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及其相统一的要求终究是要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尽管不是每一本书都以市场发行量多少定优劣)。实际上,不论出版社的属性如何定,而如何面向市场和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一向是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在1988年3月10日,曾对出版社如何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讲过四句话:“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社(文化企业),如果不讲经济效益,也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果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在总体上,我们要争取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后来我加了一句“并通过市场来实现”。

  我在1992年12月23日为贯彻“十四大”精神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出版部门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领域和一项文化产业,需要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出版物是精神产品,但同时又是商品,出版部门是思想文化部门,但同时又是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部门,出版物市场有其特殊性,但同时又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把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作为出版部门体制改革的目标,势在必行。”为了逐步实现这个目标,我提出了若干条深化出版改革的要求和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是“转换出版单位的经营机制,进一步完成出版单位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具备条件的出版单位可以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出版单位的生产活动要按照企业的规范进行。”这次讲的,比从前有了变化,反映了在改革实践中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同时又留有余地,限制在具备条件的出版社进行转制的试点。

  经中宣部部委会议审议批准的此次局长会议的工作报告还提出:“私人、同仁和外资办出版,这个口子不开。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办出版单位,只能经过批准,个别试办,这类出版单位,只限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信息等少数几个领域,中方合作单位必须是正式的出版单位,我方必须掌握终审权,主要向外发行。”按照这项政策,1993年3月12日批准了由北京、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五家商务印书馆合资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除了出版图书外,还有其他各种出版载体如声像电子等出版权,以及对外发行权。

  记者:“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提法在出版界采用多年,在广泛范围和相当程度上形成共识。在新形势下,您是否认为应当把出版社改为企业?

  宋木文:是否要改变提法我一直持慎重态度,经出版界反复讨论,集思广益,我在2001年发表的文章说:出版社(个别除外)同其他企业一样,有生产和经营,讲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重视利润追求并向国家缴纳税款,应当明确就是企业。这也符合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对企业单位的界定:“是依法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这里讲的出版社的企业性质,既区别于从具体单位讲的不具备企业属性的“事业单位”,也区别于从宏观角度讲的各种“事业”,如出版事业、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等。把这两种“事业”划分清楚,既有必要又有现实意义。因为把出版社定为企业,称其为出版企业,是从对一个单位是事业法人还是企业法人这个特定意义上讲的,以便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照企业的规范,加快出版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快出版事业的发展,不是模糊更不是取消出版社作为思想宣传工作、精神产品生产单位的性质和要求,因此不会也不应该由于法人属性的变化而导致偏离出版方向。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出版业改革的发展,出版业是国民经济的一种产业在出版界达成广泛共识,那么怎么解释这个产业最重要的支柱单位和产品源头单位的各类出版社(书刊电音等)竟不是企业呢?!我还做出判断,当时不大可能把出版社定为企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水到渠成,出版社最终会成为企业的。所以我在2001年发表的这篇文章中讲到出版集团问题时说:“我注意到近一二年来建立的出版集团似乎也没有明确为企业集团,建议加强和深化改革,使其能够实际上按企业集团的规范来运行,最终成为出版企业集团。”

  记者:您认为把“事业”与“事业单位”严格区分开来具有什么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宋木文:过去和现在,在讨论出版社、出版业的属性问题时,常常把具有不同含义的“事业单位”与“出版事业”、“文化事业”的“事业”混同使用,带来了不同概念上的混用,更影响出版方针问题上的思想统一和出版社管理属性问题的解决。

  《现代汉语词典》说:“人们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谓之“事业”,“事业单位”则是“特指没有生产收入,由国家经费开支,不进行经济核算的事业(区别于企业)”。

  把一个单位确定为“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只是表明其法人属性的归属不同。我国的出版社一直从事生产经营,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绝大多数),其属性应是“企业”,虽有生产精神产品的特性,但改变不了其企业属性的基本特征。我国出版社的企业管理始于建国初期,几十年一贯制,不同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那种“事业单位按企业进行管理”。

  把“事业”和“事业单位”分开,不要混同,是因为两种“事业”有不同含义,而且并不都与“企业”相对称。“事业”的一种含义是讲一个单位的法人属性,即“事业单位”。“事业”的另一种含义,是比前述一种具有更大规模、完整系统和明确目标的社会活动,如出版事业、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科技事业;即使主要由企业单位组成的行业也可以称“事业”,如人民铁道事业、人民交通事业、人民航空事业等;也有在更大范畴使用“事业”一词的,如革命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等。

  出版领域的“事业单位”同其他领域一样,只表明其法人属性,不表明其他要求,更不表明有高与低、重要与次要之分。然而,多年来,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曾把出版领域的“事业单位”的“事业”当作一个单位的工作内容,当作“出版事业”、“文化事业”的同义语,与思想文化工作的要求、精神生产的要求等同起来。比如说,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文化单位,是文化事业,所以就成了“事业单位”,这就把国家对文化事业、出版事业的要求和国家对文化单位、出版单位管理方式的要求混为一谈了。近来出现的,“我国一直把出版业作为事业来管理”、“出版单位的事业性质”、“新闻出版的事业属性”等提法,似乎也是把“事业”与“事业单位”的含义混淆了,把对一个单位管理方式的要求同对一项事业的要求混淆了。划清“事业”两种不同涵义的界限,不混同使用,既是还原于不同词义的原义,更有利于出版单位法人属性问题的解决。如果不把体现不同含义不同要求的“事业单位”的“事业”与“出版事业”的“事业”严格区别开来,就有可能增加人们的疑虑,你这一改,就要模糊、冲淡、甚至否定对出版社执行出版方针的要求、意识形态的要求、政治指导的要求,否定为保证意识形态安全所制定的区别于一般企业的特殊制度和政策。这是一种不正确但又是多年存在的理解。

  因此,确定出版社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的主要标志是像其他企业一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进行经济核算,通过改制为企业,加快出版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快出版事业的发展,而不是模糊、冲淡、改变党对出版工作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要求,更不是一贴上“事业”的标签就把握了方向,而一明确为“企业”就会走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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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卢晓华[实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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