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于永湛：深悟科学发展观　殚精竭虑出版业（上）

于永湛

　　个人简介

　　于永湛:1946年10月出生于河北昌黎。高级工程师。1964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供热与通风专业学习。1970年3月毕业分配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先后从事行政管理和技术工作。1978～1982年间曾进修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课程。1984年4月调任中国盲文出版社社长。1985年6月调任国家出版局印刷处处长。1985年9月调任文化部计财司副司长。1987年3月调任新闻出版署党组成员、秘书长。1990年9月任新闻出版署党组成员、副署长。2001年3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

　　从印刷厂技术员到出版社社长，从出版局印刷处处长到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34个春秋弹指一挥间，于永湛见证了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风雨历程。“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清华校训深深浸润着他，“调查研究出真知，关注前沿献良策”是他的为官之道。在两次访谈中，我们不仅收获了他的深邃见解，还有醇厚的人生感悟。

　　解读三大机遇、五大难题和十大关系

　　记者：您是我国老资格的新闻出版高级官员，34年来一直在新闻出版的前沿进行实践、思考、探索。请您用数字列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取得了哪些长足发展？

　　于永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出版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出版业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已基本形成了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门类齐全，编辑、印刷、发行、科研教育和贸易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2003年全国出版业的统计情况来看：2003年，全国新闻出版系统的总资产已达2098亿元，销售收入近1546亿元，利润总额达到134亿元，已成为国家的重要产业部门之一。

　　用纸量是衡量出版业规模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比较出版业发展速度的重要参考指标。2003年，全国出版图书、报纸、期刊总用纸量为41995万吨，是1989年的377倍，是1978年的675倍。

　　除了媒体出版业的长足发展之外，我们还应关注印刷、发行、版权贸易方面的发展规模和发展状况。

　　我国现有各类印刷企业16万多家，全国印刷工业总产值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全行业各类印刷企业工业总产值估计约为2000亿元，利润上百亿元。发行业的发展规模也很可观。2003年，全国发行网点已达67356处，全行业图书纯销售68亿册，462亿元。我国图书的销售收入，约占全球图书销售总额850亿美元的655%，已成为世界十大图书市场之一。版权贸易也十分活跃。1990年，我国版权贸易刚刚起步，到2002年，全国各出版单位共引进图书版权10235项，输出1317项，分别比上年增长24%和1017%，增长速度也在两位数。

　　从2003年全国出版业的统计情况来看：2003年，我国图书发行总销售15754亿册，人均年消费图书523册。中国有图书出版社570家，出版图书190391种，其中新版图书110812种，出版期刊9074种，2947亿册。出版报纸2119种，38312亿份。全国有音像制品出版单位320家，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121家，出版录音制品13333种，录像制品14891种，电子出版物4961种。

　　在出版物进出口方面，2003年全国出口图书、报纸、期刊共计76605万册（份），233034万美元；出口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3273万盒（张），139万美元。全国进口图书、报纸、期刊共计187746万册（份），1460827万美元；进口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0402万盒（张），227264万美元。2003年出口创汇246934万美元，进口用汇1688091万美元。在版权贸易方面，2003年引进版权12516项，输出版权811项。

　　记者：这一串串数字的确令人欣喜！到目前，国内外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出版业而言，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您怎样看待出版业的发展机遇？

　　于永湛：当前，我国出版业正处于新世纪重要的发展阶段，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所谓机遇，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各种有利条件的综合，属空间范畴；二是指良好时机的偶合，又属时间概念。

　　十六大明确提出了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即具有综合有利条件的重要发展时期。我国的出版业在本世纪头20年也将是重要的发展时期，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重大机遇：

　　第一个重大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给出版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闻出版工作不仅仅是服务和支持，它本身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指标中，包含了文化和新闻出版的各项指标。如出版物的人均消费水平的指标，包括各类出版物实物量、可供量、可供品种、人均购书量、千人拥有报刊量等量化指标。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将有显著增长。从经济属性来看，出版业在未来20年GDP的统计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就是重大的发展机遇。

　　第二个重大机遇：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召开之后，加快了出版体制改革的步伐。目前，出版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一是以组建集团为突破口，加大了出版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到2004年3月为止，在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备案的各类新闻出版集团共有64家。其中，出版集团13家，报业集团39家，期刊集团1家，发行集团11家。集团化建设对于政企分开，管办分离，调整结构，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模效益，提高企业竞争实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通过深化新闻出版单位的内部改革，积极探索一条出版单位内涵式发展道路。集团之外的大社名社，产业发展的道路如何走？这几年，像高等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等图书出版社，及有关的杂志社如《知音》、《读者》等，都积累了不少的改革经验，很有借鉴意义。

　　三是发行体制改革的推进，连锁经营的加强，物流配送体系的建设，大大增强了出版产业发展的活力。目前，全国已建立规模较大的连续经营总部22家，各种形式的连锁店4000多家，1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书城18个，大型物流配送基地23个。

　　四是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出版产业的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快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步伐。2003年2月中国印刷集团公司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新闻出版总署原有的23家直属单位已全部同总署正式脱钩。各地的脱钩转制工作也在积极地推进。此外，近两年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步子很大。从2002年11月至2003年2月，国务院先后两批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中，总署共有9项。今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施行前，经国务院批准，总署又有19项行政审批项目被取消，另有5项行政审批项目下放到省级新闻出版局。经取消、下放和归并，目前总署保留下来的审批项目已从原来的112项减少为45项，对职能转变十分有利。

　　第三个重大机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和出版交流得到加强。出版产业将面临新一轮开放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上面主要讲了新一轮出版改革所带来的机遇，这里主要讲的是新一轮对外开放所蕴涵的发展机遇。

　　从整体上讲，入世将促进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入世之后，随着中国出版市场的开放，外国投资者将给中国出版物市场注入资金、技术，带来管理经验。在竞争的压力下，中国出版和发行企业也会增加相应的投入，加快市场体系建设。一方面，国内发行市场的网点将会更多，基础设施建设将得到改善，规范的发行渠道将得到拓展，市场体系将逐步完善。这些市场条件和市场环境的改善，将进一步扩大出版物发行市场的规模，将带动和促进整个出版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发行市场的开放，也将促使中国的出版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入世以来，国际版权贸易量的增加，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这种机遇。

　　我们还要看到，入世也将推动中国出版业深化改革。入世后，在出版物市场管理方面，要按照世贸组织的原则和要求，加快推进由传统的管理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理体制的转变。这种外在的压力有利于解决政企不分、管办不分的问题，有利于推动各级政府部门管理职能的转变，有利于企业走向市场，增强经营管理的活力和市场的竞争力。所以，无论是从出版行业的整体改革，还是从出版单位和企业的内部改革来说，入世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您说的这些机遇很是鼓舞人心，然而据我了解，现实中总有不足之处。您认为出版业现状与新形势、新要求存在哪些不相适应的问题？

　　于永湛：改革开放到今天，出版业确实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要看到，出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版业远没有适应这种变化。出版业与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比较突出。具体说来，至少存在五个不相适应的问题。

　　一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前面已经谈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把文化同经济、政治的发展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文化的发展，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所有目标的实现，都依赖和要求文化的高度繁荣和发展。而我们现实的状况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差距不小。就某些具体指标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制定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及2000年目标的综合评价》把出版物的人均消费水平作为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具体指标是：图书消费年人均7册，报纸每千人每天75份。而现实的情况是：2000年全国图书消费人均为495册，报纸每千人每天63份；2001年图书人均消费543册，报纸每千人每天65份；2002年全国人均图书消费547册，报纸略有增加。从近三年的情况看，均离小康的指标还有较大差距。

　　二是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据了解，我国许多地区恩格尔系数已降到05以下，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已下降到04。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表明：恩格尔系数下降到05以后，居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将迅速增长，消费能力将大大增强。而且，精神文化的需求将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多样性的特点。而我们出版业的现实状况是：能提供的出版产品和服务，无论是出版物质量和精品力作方面，还是多样性、多层次、个性化方面，都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不相适应。

　　三是现行的文化体制和出版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绝大部分行业已基本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新闻出版业由于长期受到政策保护，从体制到机制，都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我们还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手段进行管理，不善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长期把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事业，由政府包揽，并长期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整个行业尚未真正形成市场主导下的竞争局面。

　　四是与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我国出版业目前的现状确实又与开放了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外来文化、外来出版业，尤其是西方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处于竞争的强势地位。我们的文化产品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进出口呈现严重逆差。从2002年的版权贸易和出版物贸易对比中，也可看出这些问题。2002年共引进图书版权10235项，输出1317项，引进与输出之比为78∶1；进口出版物用汇11亿美元，出版创汇近2000万美元，进口与出口用汇之比为55∶1。

　　五是与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形势不适应。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带来文化创新和传播领域的重大革命，为加快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手段，为各种出版业态、文化业态的变革带来了新机遇。目前，在充分运用高新技术发展出版产业方面，我们还缺乏主动性和适应性。全行业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亟待提高，运用信息技术开发网络和多媒体出版物的能力需要增强，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出版业的步伐需要加快。

　　记者：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适时做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您认为新闻出版界如何结合行业特点和实际，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探索一条中国特色新闻出版业发展之路？

　　于永湛：我认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出版业发展，首先必须全面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谈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

　　出版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各行业相比，既存在许多共性，又有着自身的个性即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去做，又要结合本行业的特点和实际，具体分析，具体运用。当前，出版产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

　　第一个方面的关系：事业和产业的关系。首先要坚持两手抓的原则，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两者之间互相联系、相互促进，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两个轮子。深化出版改革既要保证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又要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壮大。其次要明确发展思路政策。从发展思路上讲，公益性文化事业由政府主导，经营性文化产业由市场主导。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经营性文化产业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再次，要做好对现有出版单位的区分定位和分类指导工作，积极稳妥地推进属于经营性文化产业性质的出版单位的转制改制工作。

　　第二个方面的关系：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应把握好三点或掌握好三个原则：一是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出版业是生产精神产品的特殊产业，具有教育人民、引导社会的功能。新闻出版工作应当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充分认识我们生产的精神文化产品对人民、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二是要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对不同性质的出版单位，要求有所不同。对事业单位，主要要求的是社会效益，因此要加强政府的支持力度；对企业单位、产业单位，要在强调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努力做到两个效益的统一。三是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处于冲突时，经济效益要坚决服从社会效益，决不能以一己之利、一时之利而损害人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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