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批判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受大众传媒操纵的傀儡文化，大众是孤立的、被动的、文化工业标准化生产中失去个性的零件①。本文在对大众文化的讨论中，并不否认大众文化在某个层面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媒体在传播实践的过程中，渗透着价值标准、道德观念等媒体的意识形态，这些都将影响和诱导社会公众思想和观念的形成，影响着大众文化的生产，在社会意识形成过程中加入媒体的判断。

　　应该说，媒体对于多元化社会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整合或者说对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当然整合与一元化并不意味着扼杀多元化的社会存在。

　　对于多元化社会，像东南亚的许多国家，社会文化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产 物，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社会文化必定在广泛的商贸交流和频繁的民族迁徙中，受到亚洲其他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东亚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社会格局。

　　由于政治、经济以及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的诸多原因，东南亚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注重本土和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倾向，它们的意识形态整合，明显地具有应对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冲突，维护国家稳定，引导人民确立国家认同的性质。

　　处于东南亚各国的华文媒体在国家通过文化、政治手段对意识形态进行整合的过程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我们以新加坡著名的华文日报《联合早报》为个案，分析在彼此互异的多文化环境中，如何实现新加坡社会中华人对自我文化的认同，以及调节、平衡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所发挥的作用。

　　本文将从文化身份、文化语境和文化冲突等3个方面来论述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异变，以及反映在其中的海外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离弃。

　　一、“自觉”的文化传承与意识形态化了的东亚文化  在文化分析中，冲突理论认为：文化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保护或促进了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在存在着的许多相互冲突的文化要素中，不同的文化要素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或社会阶级的利益。

　　移居海外的华人在面对当地政治、文化的冲击和压力下，为保持或维系族群的密切联系，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就成为海外华人的“自觉”行为，海外华人广泛的文化认同正是基于这种“自觉”的文化传承建立起来的。海外华人基于血统和遗传建立的族群认同并不能维系稳定、牢靠的社会关系，这集中体现在文化身份与代际关系上，一些移民的后代，为摆脱所在地属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逐渐远离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家庭、华人社区，表示出对居住国主流文化的亲和。

　　一般外来文化并不被当地主流文化所接收。因此，移民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特殊文化身份，以便在主流话语中谋得立足之地。华人社会自然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文化认同和文化上的归属。这种文化上的认同和归属又是通过华人文学、家庭教育以及华文媒体得以世代维系的。

　　我们随机选取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报《联合早报》（网络版）中的“华社网”，对其2002年1月1日到2004年9月31日刊发的社会新闻和相关内容的281篇文章进行了内容分析。考察内容中涉及讲究礼仪、提倡勤劳、重视家庭、爱国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下图为各种内容文章所占比例：（略）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联合早报》所刊发的新闻和相关文章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更确切地说是儒家学说的思想和道德观。这其中关于家庭的文章就占到23%，这些文章中80%以上的是从人们重视家庭，维护家庭团结的角度写的。这与其他一些海外的华人所反映的“中国移民家庭”，如在美国华裔文学上取得显著成绩的吴玉雪、汤亭亭、谭恩美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移民家庭有很大的不同。

　　《联合早报》在2003年4月19日刊发的题为“新加坡的8个天津家庭”的文章，分别记述其中3个家庭具有代表性的经历，从最初的艰辛、奋斗到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文章的话题始终没有离开“为家庭而辛苦工作，从家庭中得到快乐”的主题。之所以在新加坡和美国的华人在反映中华传统文化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与新加坡特殊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新加坡社会被认为是“儒家社会主义型的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新加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忠实地反映了东亚模式的显著特色，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是一位典型的儒家领导者，新加坡的国家政策也是完全儒家式的，盛行道德训诫，或许除中国之外，比其他任何亚洲国家更彻底。但同时新加坡又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政治经济体制上，又是东亚模式中最西化的国家。在这里东、西方文化，新、旧观念的交织碰撞，多语文的社会文化特色，多元宗教、多种族的社会结构，使得新加坡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时突出地遇到国家认同、文化整合以及社会控制等问题。在新加坡，由于政府公开提倡儒家伦理，以儒学为凝聚人心、整合秩序的工具，因而儒家思想便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府的治国理念。对儒家文化的提倡可谓是一种带有实用化色彩的意识形态运动。

　　《联合早报》积极宣扬中华传统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宣扬儒家的思想和观念，是与新加坡政府致力于加强儒学在治理社会中的作用“合拍”的。华文媒体在内容上重视儒家思想既是华文媒体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上的一种自觉行为，又是在政府政治文化导向作用下的有意识行为。

　　新加坡70%以上的人口是华人，针对华人在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双重需要，当地华文媒体必然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吸纳进入媒体的价值体系，并通过策动人们对生活样式的想像和建构“想像中的社会文化”等方式，将媒体的观念和价值判断以及其内涵的文化核心灌输给人们，使他们得到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因此，在谈论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时，政治环境、话语环境是不能回避的话题。《联合早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对新加坡社会、文化的整合作用，都是与新加坡政府政策性地营造一种儒家文化的社会意识氛围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于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方面应视为华文媒体的文化自觉行为；另一方面当海外华人所在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相融合时，文化传承就会被推动，而当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与所在国的主流文化相冲突时，文化传承就会停顿下来，其文化也会不断地边缘化。

　　二、文化语境中的文化异变  新加坡传媒业有个有趣的现象：在印刷媒体中，英文报的销量和读者最多；在广电媒体方面，华语电视台和电台的收视率和收听率最高。根据国际媒体调查机构奈尔森公司（A.C.Nielsen）2000年的调查，新加坡每天阅读英文报的人数为151万，华文报为117万；每天观看华语电视节目的人数为197万，而观看英语节目的有159万。②这种微妙的话语环境和文化环境同样是脱胎于新加坡政府具有教化色彩的语言教育政策，新加坡政府认为：种族主义尤其是华族的沙文主义不适合于新加坡，有意将一个多种族的移民社会改造成为具有新加坡意识的“新加坡人社会”，即所谓的“新加坡化”，而语言与文化乃是新加坡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自1965年，政府、大众传媒不断地强调英语对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性，因为在政府希望英语这个原本不特属于新加坡某个民族的语言，在社会交流中能使各民族处于平等的地位；并希望“长期‘工具性依附感’或许会转变为对新加坡的‘情感性依附’，由此萌生‘新加坡认同’和‘新加坡文化认同’”③。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海外华文媒体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离弃中华传统文化，使其媒体内容中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发生了异变，或者说深深地印上了其他文化和种族的烙印。

　　笔者同样对“华社网”中，从2002年1月1日到2004年9月31日的社会新闻和相关内容的281篇文章进行内容分析，对“新加坡人”一词的出现概率，以及与它“伴生”出现的关键词进行了分析。统计如下：

　　在统计的281篇文章中，“新加坡人”一词在文中出现449次，平均每篇文章1.6次；与“新加坡人”伴生出现的各种关键词分别是，“英语”一词出现224次、“华语或汉语”一词出现219次、“中华传统文化”一词出现134次、“西方文化或是英国文化”一词出现54次。从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新加坡政府强调要在意识形态方面“新加坡化”的大的政治背景下，媒介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为“新加坡人”寻找意识形态或文化上的归宿。新加坡社会或者说是新加坡的经济、政治精英们希望以特异民族性和文化性来面对世人。因此，新加坡的华文媒体要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为华人社会寻找新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这必定造成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异变。

　　三、文化冲突视野中的文化传承与异变  文化冲突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识形态——指某一阶段，群体或其他社会部分在与其他群体为争夺特权与统治的争斗中，为使自己的利益合法化或正当化的一套文化信念④。在多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社会中，这种文化信念不仅仅是维护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精英们的权利，还是保持种族独立性和宗教利益的重要保障。海外华人为切身利益而要维系中华儿女在文化上的“血脉传承”，华文媒体便会承载和具现这种文化传承。

　　文化冲突论的另一个新概念就是文化冲击，文化冲击的概念最早是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奥博格（Oberg）提出的，他将文化冲击定义为“一个人对新的文化环境的心理反应”，文化冲击既是在异文化环境中最初所受的冲击，又是在异文化环境中的心理状态的演变的过程⑤。海外华文媒体所受到的文化冲击应该是一个“集体”的概念，而非个人的；是一个“过程性”的，而不是一次性的概念。

　　这里我们不妨引用大众传播理论中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在文化冲突中的海外华文媒体。“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周围意见环境的认识”会对个人意见的表述产生压力，即所谓的“意见气候”会对个人意见的表明产生影响。这虽是一种舆论观、效果观，但也可以用来阐述海外华文媒体会在所在国受到“沉默的螺旋”的影响，在当地的“意见气候”中，华文媒体在对某些问题上的“意见”会被主流媒体所左右，在意识形态上背离它所代表的种族和文化。新加坡曾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继而又因为其他政治或意识形态等因素又积极推行华语。对待华语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载体的不同“意见气候”，使华文媒体在表达与诠释中华传统文化时，产生了异变。

　　由此衍生出的社交性、情境性的讯息诠释的异变又会影响到华人社会。这时的华人社会中的成员虽与中华民族在血缘上有程度不同的渊源与连结，然而在华人的相互沟通、交流与合作中，营造、聚合并且调整出情境性、暂时性与概念性的“第三文化”⑥。这种“第三文化”既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又区别于中华传统文化，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异变。而这种传承与异变与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有着紧密的关系。跨文化传播中因文化差异导致对意图与诠释的不同理解，从而产生沟通不良，羁绊着跨文化/种族传播的和谐与流畅，为寻求和谐与流畅的跨文化传播，海外华文媒体必定会对固有的媒体意识形态以及背后所承载的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在传承与异变之间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既可以视为是主动的，也可以被视为是被动，受环境影响的。海外华文媒体反映的是整个华人社会的文化、观念和心理所受到的文化冲击，媒体所面对的选择也是华人社会面临的选择，在继承与离弃中华传统文化之间进行选择，寻找着自己在文化上的归属。□

　　作者：白贵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王南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邮编：100031

　　注释：

　　①潘知常、袁力力：《文化研究：传媒作为文本世界》，载于《现代传播》，2003·1期。

　　②［新加坡］林任君在“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的演讲，2003/8/8，中国新闻网。

　　③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正中书局出版，1985年版。

　　④［美］戴维·波谱诺：《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⑤陈俊森主编：《外国文化与跨文化交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⑥叶蓉慧：《初拟华人社会中多元文化互动沟通的研究蓝图——从实用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原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