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7月26日13:56


2002—2004年新闻学研究综述(上)
○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内容提要】2002—2004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相当繁荣。从这两年的学术研究成果看,学界关注的热点集中,研究领域有所扩展,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不过从研究方法来看,研究突破不大,仍然以思辨性的学术随笔为主。

  【关键词】新闻学研究;综述;研究方法

  2002年末,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曾梳理过2001—2002年两年的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的基本状况,研究报告发表于《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一期。其实这几年类似的梳理文章很多,如,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陈力丹教授撰写的综述性文章①。这一份综述报告跨越的时间仍然是两年(由于前两年的报告研究文本未能概录最后一期,因此此次我们就众2002年最后一期开始,但2004年最后一期刊物也未能纳入)。与2002年的那份报告相比,此次的文本量在原选定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新闻界》和《当代传播》等7份刊物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传媒报告》、《中国记者》、《新闻战线》和《新闻与传播》(人大复印资料)4份刊物。

  本文粗略统计了以上11种刊物2003—2004年论文发表的数量,两年共发表新闻学方面的研究论文286篇(其中新闻理论方向151篇)、新闻传播法方向158篇、新闻史方向86篇、新闻务实方面1573篇。从这两年发表文章的数量看,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文章较前两年有较大的增加,新闻史研究方向的文章仍然不多。

  一、新闻理论研究

  03—04年新闻刊物发表新闻理论方向文章篇数统计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现实性的具体问题越来越多地遮蔽了研究者的视野,新闻理论一度被忽视,研究相当零散。但近年呈现“回归”的趋势,因为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只能建立在理论研究深化的基础上。②这两年传统的新闻基本理论研究的话题仍然围绕新闻定义、新闻真实性、客观性、新闻价值、新闻事业的性质等方面展开。

  关于新闻定义,王渝新通过对以往新闻定义的理论评判及对新闻的起源、产生的动因、本质、存在形式及特有属性的简要分析,重新界定了新闻定义:新闻是广泛传播的反映新近事实变动的信(讯)息。③黄旦则通过对中国新闻思想史上3个新闻定义的解读和分析,认为徐宝璜的定义重点是“事实”,以建立客观中立的报刊模式;陆定一定义的中心是“报道”,由此演变成“用事实说话”的基本理念和规范;范长江则是把“群众”置于首位,力求以此来探索新形式下党报工作的新路子。④

  关于新闻真实性问题,董天策认为真实性只是新闻传播或新闻工作的首要准则,而不是新闻的首要特征,也不是新闻价值的首要因素或不变因素。在证明这一观点的过程中同时表达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只有将有关的理论概念科学地纳入理论体系之中,找准理论概念的范畴归属,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才能走上真正科学的轨道。⑤有关在新闻实践中的新闻真实性问题,吴元栋结合媒体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分析了战争中的新闻真实;⑥也有学者从《足球》报因为一则被斥责为“假新闻”的报道,而被中国足协剥夺报道权的事件来强调新闻真实性问题。⑦

  关于新闻价值的问题,刘建明在一篇论文中讨论了传统新闻价值说的自我颠覆过程,并探讨了如何认识和创立现代新闻价值理论。⑧对此,叶育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刘建明教授在论述时犯了将“新闻价值”与“新闻的价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的错误。⑨对他的质疑,刘建明回应说,叶育登的文章并没有对“新闻价值”和“新闻的价值”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而只是将传统新闻价值说的一些陈旧的结论重复了一遍,并再次重申自己在前文中的观点。紒紛矠对两位学者的有关新闻价值与新闻的价值关系问题的争论,桑木认为,学者们往往运用“概念的区别性思维”对“新闻价值”来进行研究。作者进而对我国新闻传播界在“新闻价值”上的“概念的区别性思维”错综复杂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紒紜矠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我们从这场有关“新闻价值”的讨论中看到的这种学术探讨与争鸣的现象是可喜的。

  在这两年的新闻理论研究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探索性地研究新闻理论的体系建构和理论创新。不少学者认识到,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它的理论体系缺乏系统性,还不够成熟。而且我国目前的新闻理论研究大多仍然停留在经验描述和归纳的阶段,真正揭示规律性的内容相对较少。我国当下新闻学研究创新难,特别是新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几乎无法深入,是当前我国新闻学界面临的问题。这种创新难的局面使许多学者不再倾心于新闻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转而热心于研究具体的实际问题、边缘问题。因此,近年来一些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层出不穷,给人一种新闻学研究空前繁荣的假象。但是,这种繁荣的背后却是基础研究的薄弱。基础研究的薄弱并不能由其他实际问题、边缘问题研究的繁荣来弥补,相反,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很可能造成新闻学的畸形发展。紒紝矠陈作平指出,从学科建设角度看,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发展,研究者就不仅要关注实践和应用理论层面的变化,更要将精力投向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水平常常对一门学科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充分肯定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前提下,作者从学术水平和理论层次指出了它所面临的理论内部缺乏逻辑关联、观点冲突、统摄面不足、价值判断过多、研究水平低层次徘徊等深层次问题,并从研究方法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上对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探讨。紒紞矠陈力丹指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创新,主要应表现在总体观念的更新和研究的深化上,要防止将“创新”解释为添加几个新名词、添加几个“某某新闻学”或“新闻某某学”,这种庸俗化的现象现在有所抬头,我们不能为此捧场。作者还比喻道,我们现在是把新闻理论的地犁了多遍,但缺少的是在地里的一个点上挖下去,掘一口井,涌出水来,然后再向四面扩散。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学科进步的一个标志。紒紟矠郝雨认为,如果不能形成不同体系和理论框架的中国化新闻学流派,新闻学的真正成熟是值得怀疑的。因而,更加科学和理性地开拓思维,勇敢地变革观念,积极地探索新的科学化的方法,显然是使我们的新闻学在新的实际取得根本性突破的重要途径。紒紡矠

  在新闻理论研究当中,更多学者关注到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对我国当前新闻职业理念建构的参照意义,有关新闻教育、新闻工作者素质培养的论文也不在少数。侯迎忠等将新闻专业主义的涵义概括为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独立于政府、公众、财团之外,担负独特的社会责任等一系列行为规范和行业标准。作者还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特性及其起源和发展进行了描述,分析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和作用,并指出:面对国际国内竞争环境,国内新闻媒体应当在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加速发展的同时,高扬新闻专业主义的旗帜。紒紣矠有关新闻教育的探讨更多地与传媒实践必须直面的媒介全球化、网络时代的到来、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创新等话题联系在一起。张梦新、叶琼丰撰文对网络时代中国新闻传播的现状进行观察,并对其改革方向与实践作多角度思考。作者认为,网络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必须拓展和改革其学科设置并更新学科内容;要改革新闻传播教育的观念;要更新新闻传播教育的手段;要树立“创新性、交叉性和国际性”的新理念,加大和深化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力度,努力建设学科队伍,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大胆尝试和创新,以培养符合网络时代需要的新型新闻传播人才。紒紤矠黄侃指出,加入WTO后,中国传媒业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高新技术将广泛应用于传媒领域。信息传播者面临学科知识和技术更新的挑战。没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势必会制约高新技术的运用和开发,影响信息传播质量和和传播功效的充分发挥。要与WTO框架下的传媒竞争相适应,要在全球化传媒业竞争中占据先机,要更好地发挥新闻传播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需要大量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的新闻传播人才。

  二、新闻传播法

  03—04年新闻刊物发表新闻传播法文章篇数统计

  

  新闻传播法的研究仍然是目前学界的研究热点。新闻传播法的研究队伍较之以前有所壮大,研究主题基本保持稳定。主要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新闻传播法的各个层面,如新闻传播法的立法基础讨论、表达自由、隐私权、舆论监督、传媒与司法、新闻侵权、新闻著作权法、传播伦理道德等等。

  关于表达自由问题,表达自由仍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吴飞对西方传播法立法的基石——“思想市场”理论做了系统的评析。“思想市场”理论包括了自由和表达自由是人的天赋人权,人民有知情的权利和知情的自由;人是理性的,能够判别真伪和是非,应当让人民在“思想市场”上发表和接触各种意见之间做出判断和选择;在自由竞争思想市场中,何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那么这种意见就是国家政策的基础,这正是民主政治“多数统治”理论等等。吴飞总结得出:在思想传播领域,确定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这是个两难的抉择;相信市场的选择并不是彻底放弃政府的适当调控;消减“市场失灵”还有一个更有效的方式就是信息传播者的自律。紒紦矠邵培仁教授从舆论、物质、知识、干扰、流通和语言等6个方面揭示表达自由所受到的隐性干扰。他认为,这些隐性的障碍要比显性的障碍更为可怕,因为一种控制过于明显即会遭到受控者的反抗,而这些隐性的因素很少被人们清楚、强烈地感觉到,从而有了长期发挥它们的作用的可能。紓紛矠伊拉克战争中的英美媒体行为也是对西方新闻自由实质的一次揭露。雷淑容认为西方媒体标榜的“新闻自由”的特点往往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选择一个接近民众的中立、客观的角度,挑剔、批判政府,把自己扮演成政府的监督者。但是近几年来,从“9·11”事件,到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作者发现“许多美国媒体都用国旗把自己包裹起来,因爱国热情而牺牲客观公正。”紓紜矠纵观欧洲历史,为争取出版自由进行最为持久、最早、最猛烈斗争的是英国。在“情报门”事件中,BBC秉承新闻自由精神,并运用新闻自由武器批评政府,但最后以失败告终。陈绚认为从“情报门”事件中可窥一斑,西方媒体的批评自由是受到政府权力制衡的,而这种制衡的手法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控制。政府一旦被揭丑,就会想方设法试图惩罚媒介,把批评它的报道看成是不公平的、不适宜的。新闻自由的实然权利是指权利主体能够实际享有的应然权利和法定权利。但在“情报门”事件中,凯利博士的自杀、赫顿报告的出台、BBC记者吉利根和总裁戴克的辞职以及BBC对英国政府的道歉都可见新闻自由的实然权利在现实中的泯灭。

  关于隐私权的问题,张晓辉注意到了“木子美现象”。他提出在社会转型期加强互联网及网站管理的迫切性,并呼吁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媒体的道德认知水平急需进一步提高。紓紞矠赵维运用了大量事实,列举英、美、法、日等各国政府在被揭露隐私后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发现各个国家政治制度、新闻制度、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公众对于名人“隐私”的关切度、关切内容、关切方式也是有差别的。“时报——沙利文原则”自被确立以来一直影响深远,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邵志择副教授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几个原则,对“时报——沙利文原则”与公众人物做了界定。作者认为:首先,隐私权并不禁止公开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实;其次,隐私权并不是禁止传播在本质上是私人的事务,如果它是在诽谤法授以特权的情况下公开的话。

  关于新闻采访权问题,陈力丹就当前引起关注的记者采访权问题发表以下看法:记者采访的权利是一种公民间自由交谈的权利,记者没有、也不应有其他的特权;记者的采访权不是行政、司法和其他组织赋予的,因而权力组织无权剥夺记者的采访权;记者采访不是“执行公务”,而是人民赋予的服务于他们获知需要的一种延伸的公民权利,记者应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紓紡矠吴飞教授则就足协与《足球》报之间的论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即使媒体报道不完全真实,但足协仍然没有权力封杀《足球》报的采访行为,因为媒体的采访权应当受到尊重紓紣矠。张振亮将“一般采访权”与“新闻采访权”进行了区分,主要体现在二者的权利主体、权利属性、权利内容、法律渊源以及相应法律救济方式等方面。新闻采访权是新闻媒体及新闻记者享有的不同与私权利与公权利的范围,除了特定情形下的法律限制外,它作为独立于私权利与公权利的特殊社会权利可以对抗私权利的滥用与公权利的过度扩张。新闻采访权的法律限制包括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制;基于公民、法人及非法人团体合作利益的限制;基于保守秘密义务的限制;基于采访方式的限制等。紓紤矠关于新闻侵权问题,自1985年以来,我国已经发生过上千起新闻官司,在这些新闻官司中,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名誉权的纠纷而展开的。但是最近一两年中,新闻官司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另外一类以前不曾有过的诉讼类型——原告并不是新闻报道的对象,而是新闻报道的读者。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失实新闻的受害者,这些原告看了新闻报道以后就按照新闻的指引去做了一些事情,但因为新闻失实而没有做成这件事情并且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和精神方面的损失,他们与媒体打官司的目的在于要求补偿这些损失。紓紥矠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在面临诉讼时,应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民事检查厅杨立新在谈及记者应如何应对法律诉讼时,曾经提出可以使用几个重要的抗辩事由。这几个抗辩事由分别是:“公众知情权”、“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公众人物之有限隐私权”以及“新闻性”等。应该说,除此以外,还有几条抗辩事由,如“真实”、“公正评论”、“合理引用或重复传播”、“特许权”和“已经致歉”等。记者如能善用以上抗辩事由,获得完全免责或部分免责,在新闻纠纷中就可居于有利的地位。紓紦矠肖华东则从权利和权力的视角出发,对新闻自由与新闻侵权进行了法理学方面的思考。法理学是整个法学研究的基础,要建构比较完善的新闻法体系,对具体课题的法理学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純紛矠。李衍玲借由美国历史上的“曾格案”引出了对新闻侵权名誉诉讼中的“真实性证明”的讨论。对于“真实性证明”的认识各国有同有异。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一般情况下进行“真实性证明”应是有效解决新闻侵权诉讼的主要途径,但“真实性证明”是否构成“完全抗辩”必须有一定条件的限制,同时,“真实性证明”也才存在“证明失效”和“无需证明”的情形。純紜矠

  关于舆论监督问题,舆论监督向来是研究的重点,所以相关文章的数量也最多。《新闻与传播》在2003年第9期发表了一组关于舆论监督与传媒本质研究新视角的文章。其中喻国明指出,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在散布消息时,政府仍然是最具有掌控能力的权威角色。如果政府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发布信息,说明情况,这对于制止流言、以正视听、降低恐慌心理是惟一有效的方法。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的基本含义,就是要使新闻媒介肩负起“社会守望者”的社会职责。遇到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或具有普遍兴趣的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即使是所谓“负面”事件,也应该在第一时间让人民群众“及时”地知情,“客观”地知情。純紝矠陈力丹也谈到我国舆论监督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都需要职业化、更加关注媒介监督的杀伤范围和力度等等。純紞矠在时下中国,随着民主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媒监督和司法独立两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胡正强认为,传媒与司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惯性,使两者的紧张与冲突依然存在。传媒监督功能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监督范围较窄,而且其在司法界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司法界对传媒排斥的倾向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传媒监督仍然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既存在传媒监督权利受到侵犯和损害的情况,也存在传媒监督权利受到滥用以致侵犯和损害司法独立的现象,“媒体审判”仍难避免。要改变现状,对社会而言,应明确传媒对司法监督的独立性;对司法机构而言,首要而急迫的是进行观念上的某些转变,更多地从积极、正面的意义上来评价传媒对于司法的功效。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要通过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来最大限度地落实有关审判公开制度,接纳与配合新闻监督。

  关于著作权问题,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保护时事新闻的知识产权,时事新闻的使用第一次纳入了司法规范的范畴。喻国明表示“注明出处”是对智力劳动的尊重。律师也指出,根据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注明出处”不是“提倡性”的规定,而是具有“强制性”的规范,不能随意违反。純紡矠对于新闻网站的著作权保护,吴瑛和胡滨斌也提出了自己的策略。除了防止侵犯他人著作权外,更要重视保护自身著作权。其中包括,汇编作品申明版权,同时做好被侵权后的证据保存;加强各种技术措施为非时事性作品著作权加道锁。

  关于传播伦理道德方面的文章,与前两年相比,数量有所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2003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一个关于“贵州艾滋女小琴结婚”的报道,被国内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严重干扰了小琴和男友小明的生活。而小琴和小明实际上却是屡戒屡吸的瘾君子,使得一场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爱情喜剧变成了荒唐的闹剧。难道横竖都是记者的错吗?朱学文从道德分析视角探讨了这一议题。文章指出,媒体是建构社会公共舆论的公器,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获取、沟通和交流信息的公共平台,所以也就决定了在任何一家大众媒体里供职的记者、编辑都是社会公职人员,于是他们行动的正当性权利和目标都是外在性的、异己的,追求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作者建议建立一个与时俱进的新闻职业道德评价体系,并融道德教化与制度安排于一体,构建新闻职业的诚信制度純紤矠。犯罪报道一直是新闻学术界争论的话题。王浩通过美国电视媒体对华盛顿狙击枪击案报道的分析,揭示了在电视媒体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犯罪报道涉及到更为复杂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受众、警方、作案人和媒体四方在新的形势下,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对立的关系。媒体如果为了眼前利益而违背了职业道德,失去的将不仅是一点收视率,而是公众的认同和信任,这才是最可怕的。

  三、新闻传播史方向

  在我们选定的11种刊物上,2003—2004年共发表新闻史方面的研究论文86篇,从年度发表文章的数量看,2002年2篇,2003年38篇,2004年46篇,见下表:

  

  这两年新闻史的研究方向依然集中在对报刊、报人和学者的分析上。其中对报刊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报刊的起源、民国时期的报业情况以及对党报的分析上;而对报人的分析则集中在办报人的活动、理念以及其对中国报业的贡献上;在对学者进行分析的时候,则侧重于对其思想、学术成果的界定。这两年的研究出现了对以前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性论述的文章。

  关于报刊史研究方面,这两年的分析集中在报刊的创办历程、报纸的办刊宗旨、理念、方式以及其经营运作的情况上,着重分析各个报刊的特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许多史家相信孙樵的《读开元杂报》是关于中国报纸的最早记载,但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思考:《读开元杂报》不是信史,而是文学体类。因而,《开元杂报》是否存在,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純紦矠有学者研究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报刊的编纂者、办报方针、内容等一系列的变化后,指出需要结合时代的背景等各种因素准确地界定报纸的性质。因为他发现“《东西洋考》的办刊方针确实发生了变化。……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东西洋考》的内容是有一个由宗教性向政治性、世俗性转变的过程,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紕紛矠在2004年对国外华文报刊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另外一份新华文报刊——《飞龙报篇》,研究者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了该份华文报刊,认为其在1866年就已经出现在伦敦并行销中国、朝鲜和日本等东亚地区,应该算是欧洲最早的华文报刊。文章分析了该份报刊的创刊原因、办刊宗旨、文章内容、编辑方式、版面安排、报刊的发行量、创办人等基本内容,指出了该份报纸的办报特色以及不足之处,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详细考证了该份报纸。紕紜矠而黄旦教授则对“全党办报”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文章首先明确地界定了“全党办报”的含义,其次分析了“全党办报”的历史发展历程,接着文章指出了党对报刊调整、整顿的努力。文章在最后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全党办报”的另一个含义:全党“办”报,认识到党报办报体制的方针和路线。紕紝矠由于近几年,国内媒介经营管理已成热点,这一研究动向在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方面也有所体现。有的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民营报业托拉斯道路破灭的现象及原因。在文章中,作者列举了几个有影响的民营报业的报团雏形:“世界报系”(“成氏体系”)、“新记大公报”、《申报》和《新闻报》、“三报一社”以及“新民报系”,阐释了这些报系产生发展直至毁灭的过程,并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该条道路之所以破灭的3条原因,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整个社会状况没有多大改变的情形下,不可能有独立发展和繁荣的天地”。紕紞矠针对晚清报业中的民间资本的问题,有些学者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在该篇文章中,作者分了4个部分分析了民间资本的问题。其中包括民间资本对晚清报业逐步渗透的过程、民间投资的主体、晚清时民间资本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民间资本与报纸近代化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民间资本通过公开性对抗权威性,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依附走向独立……民间资本逐渐推动着报业的近代化历程。”紕紟矠还有学者则分析了《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对该报纸的巨大影响。作者认为,由于《大公报》有着自己的办报宗旨和办报理念,采用了“四不”的方针,真正的做到了公众的舆论工具,才使该报纸的内容吸引受众。另外,《大公报》将民营资本介入了报业的运作,也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紕紡矠在对党报的分析上,针对战争年代党报的发行经营,有的学者对党报当时的体制、手段等进行了分析。认为战争年代之所以党报的发行量得以扩大,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党报的经营管理体制已经确定;第二,则是由于其灵活多变的发行手段和发行队伍。

  这两年对报人的研究依然强调其独特的思想以及对中国报业发展的贡献上,在研究方法上也更侧重于实证的内容分析法。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办报人办报活动的分析上。在《游历于中西之间的晚清报人蔡尔康》一文中,研究者对蔡尔康历年的办报活动进行了归纳。指出蔡尔康曾经涉足的报纸:《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万国公报》,并着重分析了他在新闻实践上的创新:创办了第一份白话报、第一份画报,首次采用了报名横书的方式,在《字林沪报》上编辑文艺副刊,并发表了连载小说等等。紕紤矠在分析邓小平的新闻实践时,详细指出了邓小平历年创办的报刊,从最早的《少年》、《赤光》到后来的《红星报》,尤其在为《红星报》工作的过程中,邓小平充分显示了其工作能力,所写的文章带有很强的战斗性,使该报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新闻舆论工具的重要作用。

  第二,是对报人办报理念的分析。诸如李佳佳对沈从文创办文艺副刊的分析,指出了沈从文希望借一份与其志趣相同的报纸来培养年轻的作者,追求严肃、兼容、自由、民主的办报风格。紕紦矠而对《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创办者郭实腊的分析,则侧重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创办报刊的目的和编辑方针。认为在郭实腊的影响下,该报纸比较注重中国传统的汉学,以此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而更好地传播西学。文章同时指出,正是这份报纸对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创办形式起到了示范作用,并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帮助国人更好地认识世界。

  第三,报人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的总结。例如对瞿秋白与《红色中华》报的关系分析中,研究者更侧重于讲瞿秋白对《红色中华》报的贡献,强调了他在该报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方面,虽然成果不多,但也有一些成果值得关注。如王颖吉对徐宝璜发表于《北京·大学月刊》上的3篇新闻学佚文进行了分析。认为徐宝璜在文章里阐述了自己对公共舆论学的观点,丰富了“五·四”时期中国新闻学和舆论学的成果。同时,这3篇文章的发表,也是最先在大型学术刊物上发表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新闻学和舆论学研究论著的开端,奠定了徐宝璜“新闻界之先觉”的地位。紖紝矠陈力丹教授对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做了独到的分析。他从新启蒙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出发,介绍了“以新闻为本位”的思想在边区水土不服的情况,深入分析了陆定一对法西斯新闻理论和西方新闻学常识所做批判的是非得失,着重分析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对构建党报理念所起的作用,并阐明了该文章对当今的历史性影响。紖紞矠还有学者撰文称李慎之先生对中国思想界和新闻界有多方面的贡献:通过对“五·四”精神的重新发掘和阐释,重新举起了自由主义大旗。同时,文章又分析了自由主义的普遍哲学基础和产生历程。紖紟矠还有学者分析了黄天鹏对中国新闻学术的3个方面贡献:首先,是著书立说,通过编辑文献的方式向大众普及新闻学常识;其次,创办纯粹的新闻学研究机构——北京新闻学会,并出版了《新闻学刊》,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学术化”;最后,文章指出黄天鹏热衷于新闻教育事业,在上海复旦大学创办了新闻学研究室,以帮助培养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紖紡矠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丁淦林先生和张允若先生对新闻史教学方面的关注。他们分析了目前高校的外国新闻史教学存在的弊端,对教学方法、教材使用等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该研究报告为浙江省传播学重点学科研究项目成果,项目负责人为吴飞教授,各主题执笔人依次为白林、鲍璐茜、刘佳、陈珂、李佳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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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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