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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走进直播间”与“布尔迪厄式批判”
黄顺铭 
  2005年07月26日16:00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一、“教授走进直播间”

  《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刊登了李明伟、陈力丹的对话体论文《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以下简称《追问》)。①文章对于郭五林发表在该刊2003年第6期上的《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思考》进行了商榷。②两篇文章对待“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这一传播现象的态度迥然不同,前者是批判省思的,后者是积极乐观。

  笔者有幸阅读了郭氏两个版本的论文:一是《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思考》(以下简称《思考A》),一是《教授走进直播间的学理思考》(以下简称《思考B》)。后者被收录在其个人论文集《电视创新研究》之中,③篇幅远较发表在《当代传播》上的那篇长,全面完整地表达了他的学术观点。因此,两篇文章呈现出了一种“互文性”的学术意义。

  为方便下文的剖析,需要首先将郭氏的主要观点引述于下。其中,加括号()的部分是《思考A》没有而《思考B》中有的,用楷体加粗标明,以示区别。这样,“互文性”也就相应地得到了直观的技术处理,使之一目了然。

  [1]教授走进直播间,是社会要求的必然,是电视自身发展的必然。以学和术为主要的衡量标准,经过严格程序选择出来的教授作为拥有行业知识的集大成者和运用知识的专家走进电视直播间,现在已是一个普遍现象。意味着电视发生了构成性的改变。(电视借助教授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诱惑着观众,)电视借教授渊博的学识和强大的创新能力提升着自己的品位,借教授良好的人格熏陶和感染观众。

  [2]电视在成功地向高级知识分子借脑后,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由浅俗向深刻的转变,而教授也借机取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

  [3]当教授走进直播间之后,相应栏目便不再以生产节目为主要任务,而以策划、组织为首要工作。节目质量的好坏便不是取决于电视人自身的精心制作,而是取决于所邀请的教授是否符合电视媒介的特定需要。也即取决于教授在知识上的真知灼见,在语言上的流畅表达,在镜头前的得体表现。

  [4]在教授大量出现的节目或栏目,普遍带有明显的由感性向理性发展的倾向。

  [5]教授走进直播间,使电视节目内容很明显地分离出3个层面:以肥皂剧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节目层面、以新闻联播为主体的主流文化层面和以对话、评论节目为主的精英文化层面,3个层面的电视节目自下而上,形成金字塔形的电视节目结构。这种结构的合理性在于它与中国广大观众的文化层次相对应,它的不足之处在于3个层次之间的衔接与内部联系不够紧密。

  [6]教授走进直播间,使得电视栏目品牌向上延伸。

  [7](随着教授的数量的日渐增多,电视荧屏于不经意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观众在不知不觉间平息了对电视的批评,转而像学生规矩地坐在教室里虔诚地听教授上课一样安静地坐在沙发上听教授谈话。在远离了具体人物的生动形象之后,在教授抽象概括的话语中随谈话的流变而思考。教授在电视上,带着一群本来漫无目的食草的羔羊开始有方向地寻找草地和水源,并试图把这一群羔羊引向知识的绿原和精神的圣殿,而远离知识的荒漠和精神的戈壁。)④

  [8]电视于无声处也改变着教授。……(名教授必须要善于在摄像机镜头前表现,而不是只会在书斋里做学问。)走进直播间的教授,除了高尚的品德和渊博的知识之外,必须要具有较为良好的外表,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丰富得体的姿势语言,极强的现场随机应变能力等。……媒介时代的教授,不再是仅靠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就能成名的了,而善于与媒体合作、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教授才能更快成为名教授(《思考B》中为“而必须善于与媒体合作,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教授才可能成为名教授”)。(教授走向明星化,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英雄象征,成为新时代年轻人的新偶像。)塑造教授的知识英雄形象,对于促进全民的教育,对于确定知识的基础地位,电视都功不可没。

  [9](教授走进直播间,是一个值得鼓励和提倡的好现象。当一个国家的各个电视台的电视荧屏上有教授频频出现的时候,那我们的电视可能就真正的上水平上档次了。我们期待和盼望着那样的场面出现。)⑤

  在读了《思考A》之后,陈力丹对郭五林所持看法的基本评价是:虽然也不无道理,“但确实有些乐观了。”笔者在相互参照地阅读了《思考A》和《思考B》之后,认为有必要对郭五林的看法和观点进行仔细的清理。

  二、“电视知识分子”

  郭五林的研究对象是“教授走进直播间”这一传播现象。对于“教授”这一行为主体,陈力丹在批判省思时并未受“教授”这一表述本身的狭隘性之束缚,而是跳脱出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他更一般化地表述为“专家学者”。很明显,李、陈的《追问》具有鲜明的批判色彩。他们的主要分析工具来自于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这样,《追问》也就自然而然地将“教授走进直播间”之行为主体“教授”纳入到了一个更为一般化的概念表述——“电视知识分子”——之中,这正是布氏的关注焦点之一。笔者认为,与“教授走进直播间”相比,“电视知识分子”是一种更好的问题意识,有助于将分析开掘得更为深入。

  只要提到“电视知识分子”,布尔迪厄就是一位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学者。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时统宇在《试论“电视知识分子”》一文开篇就指出:“‘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⑥在做客央视国际网络(http://www.cctv.com)之《电视批判》论坛时,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也谈到了“电视知识分子”。在回答一位名叫“yq117”的网友提出的问题时,陶说:“‘电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法国的已故社会学家提出的,它主要指的是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同时又是非电视专业从业人员,也不是电视剧或电影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那一类专家,他们主要是在电视上面作为特邀专家或嘉宾解答电视观众的问题或者就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问题一般都是一些具有公共性的问题,比如说反腐倡廉、下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等,他们的作用是在专业知识和公共领域以及社会大众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也就是说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说电视知识分子既不同于整天在书斋里研究自己的专业问题的学者,也不同于没有专业积累的、没有学术造诣的普通大众。”⑦其实,陶东风未点明的那位社会学家也就是“皮埃尔·布尔迪厄”。

  对于“电视知识分子”的典型状况,布尔迪厄和爱德华·萨义德都有精彩的描述。首先,布氏在讲到传媒对于其他专业场域的侵入时,认为需要在后者中找到同谋,他说:“记者们往往非常得意地看到,众学者纷纷投奔传媒,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介绍,乞求传媒的邀请,抱怨自己被遗忘,听了他们的那些有根据的抱怨,相当让人吃惊,不禁真要怀疑那些作家、艺术家、学者自己是否想保持自主性。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依赖性,并力图找出其出现的理由或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必须弄清楚是谁在合作。”⑧其次,萨氏在《知识分子论》之第四章“专业人士与业余者”中写道:“大约在1968年,知识分子大都舍弃了出版社的守护,成群结队走向大众媒体——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电视电台访谈节目的来宾和主持人、顾问、经理等等。他们不但拥有广大的阅听大众,而且身为知识分子毕生的工作都仰赖阅听大众。”⑨在与电视打交道的个体经验方面,他们两人也有类似之处:都将电视台提供给他们的话语平台用作批判性的用途。正因为此,他们虽然在电视上露了面,但并未沦为一般所指称的典型的“电视知识分子”。具体而言,1996年,布氏在不丧失自主性的前提下,利用法国巴黎一台提供的电视讲座之机会,对电视本身进行了批判;而萨氏则是利用英国广播公司1993年提供的瑞思系列演讲的机会,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同时,在该书中,萨氏还特别提到自己不愿做“电视知识分子”。在“对权势说真话”一章中,他坦言:“过去两年来,几度有媒体邀请我担任有职位的顾问,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意味着受限于那个渠道通行的政治语言和观念架构。”紒紛矠他这是出于对自主性的珍视。对于“电视知识分子”,我国也有一些学者作了研究,总体来看,持批判省思态度的人比持积极乐观态度人要更多。比如,赵勇的《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秉承的是布尔迪厄式的批判态度。紒紜矠张国功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的《混个脸熟的“电视知识分子”》,其态度也完全是批判的。紒紝矠时统宇的《试论“电视知识分子”》首先概述了布氏《关于电视》中对于“电视知识分子”的有关论述,然后结合“中国”的国情语境,述及了“本土化的制度安排”。难能可贵的是,他坦言了自己扮演“电视知识分子”的个体经验。紒紞矠郭五林的《思考A》和《思考B》可能是迄今为止在“电视知识分子”问题上持最乐观态度的研究文章了。

  三、“布尔迪厄式批判”

  《关于电视》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思想含量丰厚,极富启发性。总体上,笔者对于“电视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布尔迪厄式的。针对“电视知识分子”,“布尔迪厄式批判”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批判观点:

  自主性的丧失——专家学者上电视通常要付出代价,比方说,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讲话的时间也有限制,从而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布氏称“这是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紒紟矠快思手——在电视传播中,思维与速度之间经常构成一对矛盾。布氏指出,紧急性与快速思维之间存在着某种负相关。电视往往赋予那些可以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以话语权,这种快速思维者就被称为“快思手”(fast-thinkers)。紒紡矠布氏还指出,电视从业者将“快思手”看作是他们可以仰赖的“好顾客”,因为他们是电视从业者可以邀请的人选,是好搭档,不会惹麻烦,而且还能说会道。紒紣矠

  固有的思想——“固有的思想”,就是“所有人业已接受的一些平庸的、约定的、共同的思想,但同时也指一些在你接受时实际上早已被认可的思想,所以并没有一个接受的问题。”紒紤矠“快思手”们征服紧迫的时间压力之思维出发点,往往就是这些“固有的思想”,他们直接方便而功利地调用“固有的思想”这一文化库存;与此同时,“固有的思想”更是他们快速思维的一种结果形态。如果以萨氏在《知识分子·序言》中所言的标杆——“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和化约式的类别(reductive categorise)”紒紥矠——来衡量的话,“电视知识分子”恐怕就并未在严格意义上扮演“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文化角色。

  媒介常客——“媒介常客”就是大众传媒经常找来在电视节目中露脸的那些人,是对于“电视知识分子”的一种显而易见的贬称。布氏观察发现,电视台掌握着一本“电视知识分子”的通讯录,有了这么一批负责任的讲话者,也就免得去找真正有话可说的人了。有话可说的,往往是些年轻人,他们还没有什么名气,但有自己的追求,没有与媒介打交道的习惯,与其不得不去找他们,倒不如手下有一批媒介的常客,随时可以效劳,时刻准备制造文章或提供访谈。”紒紦矠“媒介常客”是电视台的一种功能性资源,陈力丹的表述也是这个意思:“教授是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

  知识场——“场”鲜明地张扬出了布尔迪厄社会学分析的学术个性。人类知识领域的总体被表述为“知识场”,具体包括“艺术场”、“文学场”、“科学场”、“哲学场”、“法律场”、“新闻场”……换句话说,每一个科学或学科领域都是“知识场”的一个外延。可以说,“场”是一种思维方法:意味着关注结构、边界、作用力。“知识场”就是人类知识领域的总体结构。“科学场”与“新闻场”都分别各自拥有被赋予了专业合法性的科学、学科之内部结构,与此同时,“科学场”与“新闻场”的命名本身就已经反映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它们之间存在着边界。另外,一个场内部的各个元素相互之间具有作用力,不同的场之间也存在着力的汇聚与抵消,经常表现为科学、学科之间的合流、越界或侵入。布氏精辟地写道:“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而进行斗争的战场。”紓紛矠当然,他对于“电视知识分子”的关注,也是以“场”这一思维方法作为工具的。

  新闻场——“新闻场”是布氏《关于电视》的核心关注点,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这一概念虽然有点太专,但我还是不得不提出来”。他指出:“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说新闻界是独立的,具有自身的法则,那是指人们不可能直接从外部因素去了解新闻界内部发生的一切。”紓紜矠布氏分析了“新闻场”的内部结构:由一系列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组成的一个“客观关系网”。紓紝矠对此,他特别提醒我们,要关注“新闻场”中各家媒体之间的“相对实力”。“相对实力”决定了它在新闻场之“结构史层次”紓紞矠上究竟能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同时,“新闻场”对于其他场的侵入也正是布氏想要重点分析的问题:“我确实认为,电视通过各种机制,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危险。”紓紟矠当然,“电视知识分子”正是这种侵入的一种引人注目之表象。互搭梯子——这是对“新闻场”与其他场之间关系的一种批判性透视。指的是,“新闻场”通过媒体的评价功能、放大功能,从而对来自其他场的“电视知识分子”提供外在于其专业领域本身的一种媒体性认可。反过来,媒体则仰赖“电视知识分子”的参与而力图达到自身的各种目的。布氏将这种所谓的“双赢”局面的生成机制称之为“互搭梯子”。布氏对传媒热衷于评选什么“十大知识分子”之类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传媒利用“排行榜”中上榜者的并列手段来“改变评价的结构”,紓紡矠从而抬高某些在自身的专业场中无法获得与此相应的地位与评价之人士。

  “特洛伊木马式”合谋——这是“新闻场”对于其他场采取的一种特定的侵入方式:“新闻业的操纵力量也可以用更为巧妙的方式,利用特洛伊木马的原理,发挥作用,那就是把他律的生产者引入独立自治的领域,他们借助外部力量,可以得到无法从同行那儿得到的认可。”说得更明白些,“他律的生产者”是相对于“独立自治领域”中的生产者而言的。这里,包含着两个不同的场,两者互为外部力量(亦即,他律性力量)。引入外部力量就是在破坏“独立自治的领域”。这里,布氏是在“新闻影响——专业影响”紓紣矠的关系格局中进行思考的。很明显,“新闻影响”是一种外部影响力,而“专业影响”是一种内部影响力,前者对后者构成了一种侵入。

  至于作为从古希腊神话中调用的隐喻“特洛伊木马”(传说希腊人对于特洛伊城久攻不下,于是想出木马计:让士兵藏匿于巨大的木马中。大部队假装弃木马而退,让敌人将其作为战利品拖入城内。夜晚,趁敌人庆祝胜利、放松警惕之际,士兵爬出木马,打开城门,与城外的部队里应外合,一举攻下特洛伊城。)则以战争状态的“本义”表达了新闻场对于其他场的侵入。简言之,“电视知识分子”就是“特洛伊木马”。在布氏看来,假如传媒要侵入科学场,那它就需要在后者中找到“合谋者”。“合谋者”对应的法语词汇是“collaborer”,这样,在此是指侵入专业场中的“电视知识分子”之类,布氏对于“特洛伊木马”式的合谋者持批判态度。

  “伊达诺瓦法则”—— 一个专业场中的文化生产者在面对外部力量时,他们表现出的自主、抵抗或者屈从程度是不同的。布氏发现,他们遵循的是“伊达诺瓦法则”——“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和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紓紤矠这里,“专业资本”与“传媒资本”是一对矛盾。布氏发现,专业资本雄厚的人往往不屑于走上传媒,比方说,做一个“电视知识分子”;而纷纷奔向传媒而取得雄厚“传媒资本”的人则多是在诸如数学场、化学场之类的专业场之内“专业资本”薄弱者。一个独立自治的场,“必须建筑一种象牙塔”。

  那么,布尔迪厄颇富批判力度的这些视点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大致可以这样来总结:

  首先,“知识场”是人类知识之总结构。

  其次,“快思手”和“媒介常客”都是“电视知识分子”的替换性表述,不过,各有语义的侧重:“快思手”的语义重点强调了“电视知识分子”在征服时间压力方面之表象;“媒介常客”的语义重点强调了“电视知识分子”参与到电视节目生产中去的高出镜率之表象。“固有思想”是“电视知识分子”们进行思维的出发点和结果。

  第三,“互搭梯子”是维持“电视知识分子”的一种“双赢”的生产机制;“特洛伊木马式”合谋是“新闻场”作为外部力量对于原本自主的专业场之侵入战术;“伊达诺瓦法则”是传媒之外的其他专业场中各文化生产者抵抗或屈从传媒的一条基本规律。

  对待“布尔迪厄式批判”的“拿来主义”态度应当是:撇开其特定的“法国语境”(即“特殊性”),我们应当看到其批判的“一般性”。然后,再重新语境化(通俗的说法就是“结合中国国情”)。倘如此,自然也就可以从批判的视角来审视我国当前的传播现象——“教授走进直播间”。

  四、对《思考》的商榷

  在第一部分中,笔者详细摘录了《思考A》和《思考B》中基本观点。下面,分别简明地指陈其值得商榷之处:

  [1]的问题在于:郭氏对于教授持有一种未经反思的假设前提,即走进直播间的教授一定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强大的创新能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退一步说,就算教授是“经过严格程序选择出来的”,自身具有这样的知识品质和人格品质,希望在电视上发表有深度的、个性化的讲话,那他就能够如愿以偿吗?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布氏的警告:“自主性的丧失”。郭氏也未加反思。

  以走进科学类电视节目的教授来说,“自主性的丧失”似乎就不可避免。诺曼·列维特在《被困的普罗米修斯》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它针对的是新闻媒体对于“科学场”的报道,即“科学新闻”。他指出:“新闻工作者愿意喜欢科学,但他们只按照自己的方式喜欢科学。它(指科学)是一座故事的宝库,激活了报纸和广播,为读者和观众创造了改变生活节奏的机会,吸引了大量的‘科学爱好者’。但是,新闻出版的文化及其明确的商业目的形成了一个过滤器,对新闻报道进行各种选择——并强调报道中的某些部分——这些报道及其强调的部分并不总是与科学判断或科学工作的现实相一致。”紓紦矠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作为新闻报道的一个兴趣点,科学是高层次娱乐的来源之一。操纵科学新闻报道的目的通常是要让人吃惊、好奇,有时纯粹是为了消遣,尽管这种或那种可怕的警告也很流行。这并不是说,这些报道一定是夸大了的,或过分大惊小怪的——它常常是准确的、有价值的。然而,毫无疑问,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措辞,形成新闻报道反映了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观,而不是准确进行科学阐释的标准”。純紛矠因为客观上有“新闻价值”(属于新闻场)和“科学价值”(属于科学场)之间的这种相悖存在,因此,走进科学类电视节目的教授很难不丧失自主权了。

  [2]的问题在于:“电视在成功地向高级知识分子借脑后”,就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自己由浅俗向深刻的转变”吗?郭氏的表述隐含的假设前提是,走进直播间的教授提供的都是或者至少主要是有价值的睿智见解,而非“固有的思想”。以笔者作为电视观众的个体经验看来,这是一个“伪前提”。陈力丹在《追问》中的坦言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我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专家访谈节目,策划人事先早已确定了节目的基调,我基本依据写好的步骤和要点说话,几乎不可能使用学术性语言,20分钟的时间也不可能谈出多大深度。”另外,“教授也借机取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是一定值得肯定的吗?这是在鼓励“知识分子的传媒化”。批判视角同时检视一对矛盾:“专业资本”与“传媒资本”,这才是辩证的分析。

  [3]的问题在于:“当教授走进直播间之后,相应栏目便不再以生产节目为主要任务,而以策划、组织为首要工作。节目质量的好坏便不是取决于电视人自身的精心制作,而是取决于所邀请的教授是否符合电视媒介的特定需要。”这种看法显然不对。李明伟从“自救”与“他救”的角度来讨论,很恰当。布尔迪厄说,“电视知识分子”是“特洛伊木马”,这已经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警告了,是一种激进的批判。而郭氏的看法呢,则显然是过于仰仗走进直播间的教授了,寻求的是一种“他救”。所谓“他救”,就是仰赖来自于电视台之外的“外部的力量”(即“他律性力量”)来达到提升节目质量、传播水平等目标。与“他救”不同,“自救”靠的是电视从业人员的自身努力。郭氏的观点表明,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缺乏信心。更合理也更现实的定位恐怕应当是:不断提高电视台及其从业人员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和水平,这是“自救”的根本保证;而邀请“教授走进直播间”这种“他救”方式只是第二位的,是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一种他律性的补充。

  [7]是一段存在严重问题的表述。郭氏典型地持“精英—大众”二元论思维,前褒后贬,简言之,就是持一种精英主义的立场。这样,他才说出了极度乐观的文学呓语(而非学术表述)——“观众在不知不觉间平息了对电视的批评,转而像学生规矩地坐在教室里虔诚地听教授上课一样安静地坐在沙发上听教授谈话。……教授在电视上,带着一群本来漫无目的地食草的羔羊开始有方向地寻找草地和水源,并试图把这一群羔羊引向知识地绿原和精神的圣殿,而远离知识的荒漠和精神的戈壁。”这里,隐喻修辞是最大的话语特征:“观众”被比喻为“学生”和“羔羊”;“观众—直播间里的教授”关系系统既被比喻为大学课堂上的“学生—教授”关系系统,又被比喻为“羔羊—牧羊人”关系系统。这种隐喻的生成机制是一种典型的“场域迁移”;将教授在自己专业场中的“出色”表现未经反思地迁移到电视场中。事实上,这种“场域迁移”反映出来的,似乎应是作者的一种“信仰系统”,而非实事求是的“现实描述”。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隐喻修辞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一方面,隐喻修辞再鲜明不过地流露出了一种“仰视形态”和一种“俯视心态”。“仰视”的是直播间里的“教授”(陈力丹在文章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俯视”的是电视机前的“观众”。由此可看出郭氏是站在“传者中心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而且坚信绝对的“强大效果”。这明显与当前的传播环境、传播观念不相符合。不管当前的“受众中心论”的传播观念是否过于乐观,是否是另一种极化性的思维,但是,我们都不能忽略这种研究范式所焕发出的观念变革力量。比如,单是“受众中心论”中的“阐释性抵抗”或“对抗式解读”,对于郭氏的“羔羊”隐喻修辞起码就是相当有力的驳斥。另一方面,退一步说,就是在“传者中心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里,霍夫兰和韦斯的研究(1953年)虽然总体上发现,高可信度来源比低可信度来源能够带来更大的态度改变,但也只是“有限效果”。并且,结果显示,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变量。比如,在“1955年正在经营的电影院数目是否会因电视的出现而下降?”问题上,低可信度来源(一位妇女电影闲话作家)的说服效果反而比高可信度来源的效果更好,“净态度改变”分别为17%和13%。純紜矠这说明,高可信度的“教授”绝非万能。

  [8]的问题在于:这段论述是对“互搭梯子”的正面、肯定评价。郭氏认为:“名教授必须要善于在摄像机镜头前表现,而不是只会在书斋里做学问。……必须善于与媒体合作,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教授才可能成为名教授。教授走向明星化,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英雄象征,成为新时代年轻人的新偶像。”这里的表述因为使用了两次“必须”情态动词而成为一种排他性的行为逻辑。这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太可能。另外,“教授走向明星化”是值得肯定的吗?按照布氏的看法,“明星教授”从贬义上说也就是“特洛伊木马”。“教授走向明星化”是知识分子浮躁心态的一种表现。

  [9]是总结性的看法。不过,笔者不敢苟同。郭氏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各个电视台的电视荧屏上有教授频频出现的时候,那我们的电视可能就真正的上水平上档次了。”这是典型的“他救”心理,“仰视”心理。更合理的认识应是从根本上依赖“自救”。或许,作这样的改动——当“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得到普及的时候,我们的电视可能就真正上水平上档次了,对于纠正错误认识是很有必要的。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邮编:510632

  注释:

  ①李明伟、陈力丹:《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第31—32页,《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

  ②郭五林:《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思考》,第32页,《当代传播》,2003年第6期。

  ③④⑤郭五林:《教授走进直播间的学理思考》,第21—29页,24—25页,29页,《电视创新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⑥时统宇《试论“电视知识分子”》,第1页,1—5页,《现代传播》2003年第2期。

  ⑦《金元浦教授、陶东风教授做客央视国际网络〈电视批判〉论坛》,http://www.cctv.com.

  ⑧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均/译),第71页,11页,29页,38页,29页,30页,46页,44页,45页,48页,1页,68页,70页,73页,7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⑨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第60页,75页,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4月第1版。赵勇:《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http://www.bnu.edu.cn(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3月13日。张国勋:《混个脸熟的“电视知识分子”》,http://www.booker.com.cn(人民书城)。诺曼·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第388页,38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4版)》(郭镇之/等译),第182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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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当代传播 (责任编辑: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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