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过20年的发展，《当代传播》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新闻传播学期刊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份扎根西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新闻核心期刊。今天《当代传播》已经成为青年学子成长的摇篮，学术精英驰骋的疆场。在经历了艰难的创业期后，《当代传播》会继续发展，为新闻传播学学科地位的提升肩负起更大的使命。

　　【关键词】《当代传播》；青年学生；学术精英；学科地位

　　影响新闻信息传播效果的因素有哪些？有三个重要因素：媒体、受众和权力因素。在这三个因素中，权力因素的作用最大。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对新闻传播的研究不能不触及权力这一敏感的要素，且不能不在触及这一要素时小心谨慎。因此，当下新闻学术期刊呈现出两种走向：一种是纯学术的研究，但远离了敏感的问题和媒介发展的现实需要，远离了活生生的新闻实践，因而失去了学术研究的锋芒；另一种是纯技术研究，由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介绍采写编评的经验总结，这种研究源于新闻实践，但因其琐碎、感性而远离了学术研究的特性。可喜的是，《当代传播》避免了这两种倾向，它既追求学术研究的新锐和锋芒，又坚守学术理性的学术期刊特质，因而在地方新闻媒体主办的学术期刊中独树一帜，保持着很高的声誉：2004年，其论文的被摘率、被引量、被索量在全国同类期刊中名列第三。

　　学术锋芒是学术期刊的必备素质。学术研究没有学术锋芒，就会变成观点的重复，无甚价值。我是在2002下半年才接触《当代传播》的。过去在报社做记者，很少关注学术期刊。2001年从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调到华中科技大学任教后，因为教学与科研的需要，开始较多地关注被学校指定的核心学术期刊。当我读到这本期刊，我首先被它的新锐、它的锋芒深深吸引。随手翻开一篇《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现状分析及改进对策》，①我看到了其他同题论文中没有看到的观点。它在分析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多而滥的原因时指出：“党委机关报因在群众中的高权威性、强影响力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资源。这种独特的政治资源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被变异成一种政治资本被寻租。”“某些人利用党报的影响力、权威性，有意过多地报道自己或者工作以影响上级或群众对自己的判断，从而为自己谋取某种利益。”改变这种状况的对策，首先就是领导干部要转变“官念”。这些观点振聋发聩，真可谓大胆，直指问题根源。在文章中毫不隐晦自己所持的观点，尽现学术研究的锋芒，没有一定的学术勇气是难以达到的。后来，我的几篇大胆提出自己观点的论文如《信息量与社会承受力》、《时政新闻“结构性紧缺”现象》等相继在《当代传播》发表。

　　新锐观点和新锐力量是学术期刊活力的体现。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已有的理论在新的实践面前常常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固守已有的理论往往使学术研究脱离社会现实而死气沉沉，乏人问津。在这种背景下，敏锐地观察现实，善于提出新锐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可能不尽完善，但它一旦亮相，就能让人眼前一亮。《当代传播》里新锐的学术观点频频闪现，让人感受到一种创新的活力。

　　比如，过去我们总以为人际传播导致谎言盛行，然而结合“非典”期间广州市民有关“非典”的消息有八成是从手机、网络中获得的事实，《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信息畅通》②提出，“在现代信息化社会里，手机短信和互联网已经为重要的人际传播载体”，并提出“信息畅通的基础——人际传播”的新锐观点，增强了学术期刊的吸引力。除此之外，《当代传播》的新锐还体现在培养新锐的作者队伍方面。有些学术刊物长期为几张熟面孔所占据，这些“学术权威”固然有其学术严谨、学蕴深厚之长，却少了些创新的锐气。《当代传播》的作者队伍中不乏著名的专家学者，但它开设的“研究生专论”专栏，为一些观点新、有学术勇气的新锐力量创造了展示思想的舞台。

　　学术理性是学术期刊的学术品质的保证。学术期刊是积累和沉淀学术思想的舞台，它不能追求热闹和花哨，它追求的是理性的精神。因为，学术论点的提出必须是学者经过一定时间的材料搜集、理性分析、思想沉淀的过程，而不是头脑风暴式地火花闪现，这是一个学者的学术品位，自然也关系到期刊的学术品质。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竞争的加剧，当下的新闻学术期刊也出现了一种追求热闹和跟风的风气。一个事件刚刚发生，正在进行，马上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殊不知，学术研究与新闻报道有着严格的区别，新闻报道是对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事实发展的每一步进展，都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即使报道有误，还可以随着事态的发展进行纠正，而以媒体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虽然也必须紧密结合活生生的新闻传播现实，但必须等事实得到了充分发展，可以明确对其进行基本判断，方能通过缜密的学术思考，沉淀为富有学术理性的学术思想。不然，跟风式的文章虽很喧闹，但华而不实，远离了学术，最终会败坏学术研究的名声。《当代传播》也研究大量新闻现象，但它常常建立在对新闻报道的问题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从而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比如，对于“非典”与禽流感的研究文章有很多，《当代传播》发表的《不同理念导致不同实践——“非典”报道与禽流感报道比较研究》，③对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媒体的不同态度对公众心理及处理事件带来的不同影响，通过详细的实证研究，不仅剖析深透，而且严谨缜密，既解决了人们的思想困惑，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当然，如果对《当代传播》进行分析，我还可以举出诸多优点。在这里，我祝愿《当代传播》天地越来越广阔，在学术界和新闻业界知音越来越多。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注释：

　　①《当代传播》2003年第4期。

　　②《当代传播》2003年第3期。

　　③《当代传播》2004年第3期。

　　▲无题有感︵河北︶赵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