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没有偏见，但学术永远有门槛。在中国，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心在北京，这里名家辈出，成果辉煌。很多媒体都曾提出，中国有三大中心，他们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因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移民。可是我们在讨论经济的时候，上海和广州可能在某些方面具有更强的活力，但是如果从人文科学研究来看，北京的资源优势是其他任何地方无法相比的。同样的道理，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在发展科研事业的时候有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然而，一本承载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的杂志——《当代传播》脱颖而出，它突破了各种障碍，爬上了学术高原，为学界和业界所称道和注目。

　　青年学生成长的摇篮

　　《当代传播》已经20岁了，可是我和她的相识却在她成年之后。1999年，我掸掉满身灰尘，拖着疲惫的脚步，以研究生身份，重新回到了课堂时，我与《当代传播》的故事开始了。

　　学术之风是清新的，当我坐在教室开始听第一节课的时候，我就有了一种脱胎换骨之感。角色变了、思维变了，我写论文的热情也有了。我把坐在课堂里得到的灵感记录下来，生发开去，付之成文，1篇、2篇、3篇，一年下来我发了18篇论文，看着床头的样刊逐渐垒得高了起来，心中不免有点自豪。可是有一天一位师兄向我泼了盆冷水，他说发论文要讲究档次，说话间，他骄傲地拿出了《当代传播》，向我炫耀他曾经在上面发过的文章。那次谈话后，我经常到学院阅览室去翻看《当代传播》。在2000年的时候，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是我拿起《当代传播》的时候，就被它深深吸引。当时《当代传播》封面常用的底色是天蓝，封面上没多少点缀，刊名简洁大气，一本杂志拿在手里显得厚实而不张扬。

　　南师大新闻学院原副院长鄢光让教授来自《新疆日报》社，他曾给我们上过新闻业务研究课程。在他的课上，我得知师兄师姐们在《当代传播》上发的文章，是他从布置的作业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当我读研二的时候，他被聘为一家民办高校的新闻系主任，我有幸跟在他的身边做他的秘书。在工作之余，他经常给我讲在新疆的经历以及《当代传播》艰苦创业的故事。经过他的介绍，我虽身在遥远的江南，却对这份杂志有了特殊的感情，并把在《当代传播》上发论文当作我的一个奋斗目标。经过努力，我的论文《网络是祸还是福》终于有幸在2001年第5期上发表了。

　　时间在悄悄的流逝，不知在何时我从学术和情感上产生了《当代传播》情结。我读《当代传播》，因为它让我见到了学术前沿的精彩；我不断给它投稿，想检验我的科研水平。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我曾多次在本科生课堂上举起《当代传播》，向我的学生推荐这本杂志。在很多场合我都说，《当代传播》是年轻学生成长的摇篮，她能给青年学生前进的动力和能量。

　　学术精英驰骋的疆场

　　实践需要理论指导，理论来自思想的碰撞，思想碰撞少不了学术交流，而学术期刊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是科研队伍驰骋的疆场。因此，学术刊物要想办得有特色，有品位，上档次，必须要摆脱小家子气，开门办刊。我们知道，全国很多媒体都办了新闻理论研究刊物，但出类拔萃者无几。在发稿上，一些杂志成了媒体内部的自言自语，成了编辑记者评职称的“论文工厂”。而《当代传播》跳出了新疆，以博大的学术胸怀接纳了来自全国的作者。开阔的办刊视野，也让《当代传播》得到了回报，使她逐渐拥有了今天的辉煌。

　　经常能在《当代传播》上看到学术名家的身影，他们的一家之言往往能够激发学界的更多思考。2002年，当舆论界大呼“传媒入世”的时候，刘建明教授撰文认为“传媒入世是杜撰”，文章虽然引起较多争议，但却给“入世恐慌症”打了一针镇静剂。2003年陈力丹提出，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原有范畴的研究方面发展非常缓慢，而在许多边缘领域扩张迅速，但创新不多。相信他的善意提醒会给学术浮躁降降温，使新闻传播学研究得以深化。2004年媒体竞争更加激烈，喻国明教授提出我国媒介产业进入“渠道过剩”阶段，渠道将成为过剩资源，内容掌控力成为未来竞争的制高点之一。……随着《当代传播》办刊理念的进一步明确，杂志上名家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刊物变得越来越好看了，有影响力的重头稿件也多了起来。

　　学术要想能够很好地指导实践，首先应该具有严密的体系和深邃的理性。没有过硬的理论体系，理论生命就很短暂。由于新闻传播研究长期缺乏科学的、成熟的理论模式，因此很多人认为“新闻无学”。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传播研究逐渐与国际有了交流，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新闻传播研究开始有了新的起色。在新闻传播事业中，学界和业界是有分工的，业界经营新闻传播事业，而学界为业界提供智力支持。面对新闻传播研究的新任务，《当代传播》对作者队伍进行了重要调整，比较多地倾向了新闻传播研究机构和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学院派的文章提升了刊物的理论水平，刊物质量大幅提高，《当代传播》真正成了学术精英驰骋的疆场。

　　学科地位提升的平台

　　学术强调规范，强调知识产权，强调研究方法，它们是一个学科能否成熟的重要手段和指标。然而，由于新闻传播学太年轻，在我们的新闻传播研究期刊中强调论文学术规范的不多，一些核心期刊上的学术论文竟然没有内容提要、没有关键词、没有注释，这直接影响了其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当代传播》是少数几家追求学术规范的理论刊物之一，可以说它对新闻传播学科在整个学界地位的提升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美国华人传播学者李金铨曾撰文说：“在华人传播学术社群里，许多人论多证少，有人甚至只论不证。他们没有传统朴学或西方经验‘技术’的严格训练，但凭直感和空话铺成一篇篇‘应该’如何如何的论文，独独说不出‘是’什么。”“两岸三地比较起来，大陆最欠缺朴实的技术训练，太多聪明人尽讲些华而不实的套话和空话，太少人愿意踏实深入分析点滴材料”。①应该说，李金铨的评价是中肯的，它鞭策我们在学术研究上要更加注重研究思路和方法。翻阅最近3年的《当代传播》，我们发现论文中调查研究的方法多了，理论建构多了，严谨的逻辑证明也多了，这些学术内涵上的提升，必将改变学界对新闻传播学的传统看法。

　　正是《当代传播》的扎实工作，在2004年中国“新闻核心期刊”评选中，《当代传播》连续第四次当选，并且综合排名仅次于《新闻战线》和《国际新闻界》列第三。此次核心期刊评比的数据包括载文量、被摘率、被引量、被索量等。②《当代传播》能名列第三，证明在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方阵中，她已经走上了高原。当然，由于新闻传播学在整个学术圈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当代传播》的成功还是相对的成功，她还要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肩负更大的使命。正如列宁所说的：“动手干吧，同志们！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是伟大的和有成效的新任务！”③

　　可以说，《当代传播》在办刊的过程中克服了很多困难，并最终形成和巩固了自己的优势。相信在编辑们的继续努力下，杂志会变得规范再规范，厚实再厚实，实用再实用。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①李金铨：《视点与沟通》，载《2004年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集》，3页，复旦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等单位编。

　　②刘保全：《刻意创新 与时俱进》，载《当代传播》2005年3期，75页。

　　③列宁：《列宁选集》（第一卷），6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