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生类法制节目的传播形态

———以“法治现场”节目为例

胡翼青 张毅

2008年10月27日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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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来,法学以一种强势学科的姿态介入了新闻传播的研究领域,并且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审视着诸如“新闻自由”、“新闻立法”、“新闻审判”以及“新闻与隐私权”等问题,但研究者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新闻传播的范式也在对法律,尤其是受众心目中的法律起着程度相当可观的反作用,这个现象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也许这是因为,相比法律对于新闻的规范,媒体对于法律的影响是相对隐性的。

  笔者近年来一直关注着南京电视台的一档法制类节目,叫做“法治现场”。起初是出于研究社会新闻的目的,而后来则越发感觉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该栏目不但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南京市民对于法律的认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一、市民新闻语境下的法律报道

  从李普曼开始,西方传播学就一直倾向于认为,受众对非亲身接触的事件的认识完全取决于传媒的建构,而传媒又常常用自己的话语重塑着现实,并直接影响受众的认知。作为影响力最为强大的大众传媒,电视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尤其显著。电视上所播出的内容,“被无数的电视观众认为是实在环境的组成部分”。①那么“法治现场”所报道的法律个案,在受众心目中建构了什么样的法律现实呢?

  首先,这些个案基本上都与受众的心理特别贴近。这种接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地社会纠纷与婚姻家庭方面的案件比较多,甚至一些不属于法律问题的道德纠纷也常常登堂入室。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新闻学领域,这些案件报道常常与社会新闻相关。然而经济犯罪案件(除与市民特别相关的类似于诈骗市民案以外)、政治腐败以及行政诉讼的案件———尤其是外地的经济犯罪案件与政治案件———则相对较少,如果有,通常也只是通过短讯的方式来加以表达。这说明“法治现场”更多关注的是案件的贴近性,而不是案件的重要性或显著性。二是个人化的案件相对较多,而涉及群体或组织的案件相对较少。个人化的案件常常以专题的形式受到深度的挖掘,而涉及群体或组织的案件往往会被一笔带过。在个人化的案件中,主体常常是本地一般市民而不是什么知名人物,这样一来,故事发生的空间与本地普通市民的空间就具有了相当的接近性。由此可以判断,“法治现场”极其关注案件与南京市民的关联,强调地理与心理上的接近性。

  其次,这些个案多具有强烈的情节性或趣味性。在“法治现场”中,情节曲折的案件不但容易被播出,而且经常小题大做。而一些较为重大的案件,如果没有离奇的情节或动人心魄的场面,却通常会以短讯的方式被处理。栏目对于播出的情节离奇或与市民生活高度相关的案件常常会采用极其刺激的标题,拍摄的手法也故作扑朔迷离,解说词则写得相当煽情。在一期题为《苦果》的节目中,主人公与他前妻之间的交往充斥离奇与巧合的情节,在叙事上引人入胜,法律的问题被淡去,节目成了一档社会新闻的脱口秀。这样的节目在“法治现场”是相当常见的。

  主持人:那你后来是怎么开始跟她有了交往了?

  赵先生:没有什么深交,就有一天她也在那里蹦迪,我也在那里蹦迪,我女朋友去上班了。那时候我有辆车,我家人帮我买的,她说她要回去我把她送回去。当时她住在迈皋桥我就住在后宰门。大概是秋天晚上,有点冷,我说先到我家去穿件衣服吧,到家里穿件衣服再把她送回家去。她当时在我家就是不想走,我说不行,然后……可能也是晚上两个人都喝点酒,就有了一次关系吧,就这样有了一次关系。

  ……

  通过上述的价值选择,法律被当作受众娱乐、消遣或发泄的对象。有时,人们享用的是法律案件的情节,就像听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有时,人们享用的是一出情感大戏,或是捧腹大笑或是洒上一捧同情的眼泪。有时,人们享用的是街头巷尾的邻里故事,满足的是对他人家庭的窥私欲。许多研究者观察到了上述现象,他们用民生新闻娱乐化和低俗化的观念来表达这些现象;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这是新闻理念受众本位化的一种体现,是一种进步。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表述的那样:“《法治现场》的‘有请当事人’是个谈话类节目,不起眼的市民纠纷进入了演播室,双方当事人的唇枪舌剑被现场直播,鲜活的市井语言让新闻节目与市民的心贴得更近了。”②然而这些争论并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我们更关心的是通过“法治现场”播出的案件,受众的法律观念受到了何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法治现场”的子栏目“有请当事人”曾在网站上公布本栏目的宗旨:“‘有请当事人’所讲述的大多是百姓生活中的一段纠葛、一场情感冲突。编导和主持人在节目中,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与当事人共同面对困惑、痛苦、悲哀和烦恼,但是,‘事实’和‘法律事实’有时并不是等同的。常理、常情与法的冲突,在激荡人心的同时,既彰显了法的精神,也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涵养了法治理念。”③那么“法治现场”是否如其所说的那样,能够彰显出法的精神或培养正确的法治观念呢?

  法学家们几乎已经得出共识:“一个法律制度,从其总体来看,是一个由一般规范同具体适用与执行规范的行为构成的综合体。它既有规范的一面,也有事实的一面。……法律制度的规范与事实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相作用。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否则就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了。”④培养受众正确的法律观念,恐怕也得同时强调这两个方面。然而从上述的分析来看,“法治现场”的报道与谈话类节目比较多地突出了法律的事实,甚至只是事实中具有接近性与趣味性价值的情节,因此在歪曲法律的同时,它很难培养其受众对于法制和法治的正确认识。

  对于法律本身的认识尚且如此,对于法的精神的理解就更难以保证了。法的精神,就是一种社会公平与正义,“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⑤然而,通过“法治现场”,关于合法性的讨论则演变成了关于合理性的讨论。关于这一点,在“法治现场”栏目中所设立的与受众(有意思的是,该栏目的受众互动非常排斥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市民的参与)的现场互动中就可以得到明证,受众街谈巷议式的高度情感化与道德化的讨论参与得到了媒体的肯定与支持。法律的严肃性变成了案件的故事性,法律的公平、正义等真正重要的内涵和精神被放到一边。正如大卫·阿什德所分析的那样,媒体“帮助误导公众注意一些具体的控诉而不是非正义,特别是不关注结构性的与系统性的社会或经济问题”。⑥“法治现场”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也许用一句话来改写“有请当事人”栏目是特别合适的,那就是:“在激荡人心的同时,既无法彰显法的精神,也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曲解了法治理念。”

  二、是法律调解还是道德审判

  然而,“法治现场”对于法律的冲击绝不仅仅体现在市民的观念层面,在实际操作层面,事实上它已经扮演起了某种法律角色,并对法律机构的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在子栏目“有请当事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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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实习]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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