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协商：电视时事谈话节目的理念及其困境

　　近年来，电视时事（谈话）节目与协商民主的密切关联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话题。在我国，从协商的意义来说，电视时事谈话节目与西方有着发展的共性，但对于现实的作用也有着不同的背景，尤其当这一节目形态以利益攸关的民生问题为话题时。

　　上海新闻综合频道在2006年黄金时间开播的《撞击》就是这样一档电视时事谈话节目。虽然该节目仅存在不足一年即告关闭，但对于中国电视时事谈话节目若干命题的探讨却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范本。

　　一、《撞击》的失败与“协商”

　　1.《撞击》描述

　　作为2006年主推的一档创新新闻类项目，上海本地最具影响的主新闻频道（新闻综合频道）在周一至周五晚间推出电视新闻辩论栏目《撞击》。该栏目由一位主持人邀请两位嘉宾到场，展开对新闻话题、新闻人物、新闻事件乃至公共事务的讨论。

　　从内容来看，《撞击》以新闻时事为由头，关注转型期最为尖锐的社会问题，内容涉及房地产、医疗卫生、教育、影视分级、知识产权，以及包括“安乐死”在内的社会伦理问题等，选择的话题具有较强的敏感性。①

　　在共196期节目中（除重播期数外），最为社会关注的房地产、医疗卫生、教育等节目题材分别达到13期、9期和21期。这在当前电视娱乐盛行的情势下是罕见的。

　　从节目形态来看，明确追求不同观点的碰撞。该节目的口号是：“你不能改变事实，但可以改变观点”，意指在事实的基础上展开不同观点的交锋；要求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必须持完全对立的观点进行激辩，从而让观众加深对时事的理解。

　　从以上两个特点来看，该节目以公共生活和公共利益为关注点和出发点，采用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在协商基础和协商形式上都具备了较为典型的有限度公共协商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中国电视时事节目的又一次重要尝试，尽管它被认定是失败的。

　　2.《撞击》失败及其原因的讨论

　　《撞击》在近一年的时间内运作了196期节目匆匆关闭（最后12期重播了以前播出的节目）。

　　这个新尝试的失败是毫无疑义的，但对其失败的原因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从业者来说，对失败的判断主要来自于收视率———实际上该节目被关闭的根本原因正是源于收视率的考量。与2005年同时段相比（4.6%），2006年该时段平均收视率仅有2.3%。

　　也有人认为该节目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没有找对目标观众和播出时段。②

　　问题在于：有关民众切身生活利益的这些话题为什么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也许这档新型节目存在编排策略上的失误，但若综合考虑收视率之外的因素，显然还存在生产者对于节目本身认知的问题，即《撞击》节目形式是否与其内在的节目特性发生了偏离，生产者是否图解了“撞击”而没有从节目本身的诉求来考量其与节目形式、功能的内在契合？如果对该节目的反思拓展到这样的范围来看，这种“失败”实际上是双重意义上的，也为我们讨论时事谈话节目与协商民主关系提供了最典型的范例。

　　二、理念与模式：为了娱乐的“交锋”？

　　1.节目理念与模式的意义

　　《撞击》的口号（理念）与其节目模式（辩论）看上去是吻合的，它试图通过辩论来提升民众对事关公共性质的新闻事件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形成妥协，形成被普遍接受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观点碰撞是协商过程的内在意涵。这与自由主义知识论哲学传统是相吻合的。它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任何人的认识都有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非经过自由讨论和辩论无法保证自己会获得比较正确的知识。“谈话类节目”正像一个意见的“自由市场”，通过表达竞争性观点和不同利益方之间的碰撞式对话，可以充分展示利益相关者对于事件本身的认知。在信息的汇集、综合中，每个参与者也会更全面地看待所面临的问题，从而有可能形成一个互相能够接受的结论。

　　2.走向封闭的话语结构

　　从节目形态看，《撞击》以辩论为特色，并寻求不断强化这一特色。它要求两位出场嘉宾必须持有完全对立的观点。它每一期节目标题都采用探讨式的疑问句：“夜间急诊难错在医院吗”、“大城市该宽容无证小摊贩吗”、“如此出名可取吗”等等。

　　节目主创人员强调辩论精彩激烈才能吸引观众，提升收视率。

　　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节目组会先和两位嘉宾沟通，形成大致的演播脚本，即将他们设置为完全对立的角色，甚至要求嘉宾阐述自己并不认同的观点。由于追求观点的激烈碰撞成为节目的全部，观点完全对立的“辩论”使得参与嘉宾缺乏应有的包容性，不能吸收对方的意见或者至少更好地听取对方意见。两极化的辩论模式形成了封闭的话语结构，悖谬的是，其必然无益于交流，无法形成具有建设性的结果或结论。

　　要使公共理性在有关公共问题的探讨中呈现应有的说服力，对话的条件比辩论的条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辩论是对话性的时候才具有协商性。③而《撞击》为了博取收视效果片面强调观点的对立，恰恰封闭了协商的可能性。

　　3.娱乐与协商能否兼容

　　传播信号的媒介就是信号的一部分（或者表达为“媒介即讯息”），电视具有天生的娱乐功能，但这种娱乐品性与电视协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电视协商类节目在表达形式上是否可以追求理性与娱乐的兼容？

　　《撞击》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话语“冲突”，冲突本身的不确定性是具有戏剧性、观赏性并可以引发旁观的欲望的。但对这一娱乐品性的追求易导致简单化———二元对立、非黑即白；为达成这样的简单化，就有了对于现实观点的虚假安排，而这一点与协商价值取向格格不入。协商与娱乐行走在不同行动逻辑的边缘，最终威胁到协商价值本身。而且，对于《撞击》这样的节目而言，追求不确定性同时也意味着风险的存在。因此，其结果就变成了：一方面试图营造辩论的形式感带来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通过虚假直播、事先编辑等手段来控制任何潜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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