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为何不办报?--读中国新闻史偶记--传媒--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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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为何不办报?--读中国新闻史偶记

黄 旦

2012年02月14日12:2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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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记者》杂志供稿

  1838年底,钦差大臣林则徐奉道光皇帝旨意,急急如律令由北向南飞奔,去完成那个后来让他倒透霉的查禁鸦片之使命。翌年春甫抵广州,鞍马未歇,即着手译报,“籍以采访夷情”。翻译人员不算多,而且在今天看来,十足为一拼凑的草台班子,可在当时,算是很不容易的了。约20天左右,就译出了一批材料,实力端的不弱,而且一切进行得竟是如此有条不紊,可见他是深思熟虑早有谋划。不过无论如何,后来的事恐怕是他做梦也绝对想不到的:他不仅因此成为中国重视近代报纸的第一人,而且在现今几乎所有的中国新闻史著作中,都被屹立于中国人自办报刊历史的开端,煞是风光。

  虽说翻译西书风气,在明季就初见端倪,但通过翻译报纸了解“夷情”,在此前中国历史上从无所见,林则徐此举不说是石破天惊,也确属盘古开天地来的新创举。只是话说回来,办报和译报,仅一字之差,相距何止千里。硬把林则徐与办报牵扯一起,且推举为历史渊源,总觉是圆凿方枘,任凭死塞硬套,实难严丝合缝。

  想起来多少有点气闷。中国是印刷术的老祖宗,到清代同、光年间,铅印、石印均非罕见,林则徐若有心办报,客观技术条件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况且在19世纪前40年,洋人在中国,尤其是广州所办报刊已是不少。对此林则徐不但是知道的,而且了解得十分具体:“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到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他本来完全可以依样画葫芦,却偏偏只想到“译报”。尽管他本人甚为自得,“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取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①可就是因此,硬生生让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历史往后挪了好几十年。

  也好,后世的新闻学者们因此有了一道值得百般琢磨破解的谜题:林则徐何以就不知道办报最后总算有了一个大家似乎都接受的结论(因为至今不见异议),说是他还不懂“发挥报刊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舆论的功能来推动自己的事业,只是以情报的观点来利用报刊……当然,在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创办自己近代化报刊的条件。”②

  这是一个很有点暧昧的结论,因为看不出二者有何关联,更不必说主观上不懂和客观上不具备条件,只要有其中一项,另一个就是多余。在这个看似矛盾的结论背后,其重点明显还是对于林则徐的惋惜。之所以提出客观条件的问题,其本意也许是想为之做点开脱,如果不是附带以示结论全面的话。

  说林则徐不懂报刊,不会有什么错,因为的确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则徐是懂近代报刊的,相反,他却说“夷人”、“新闻纸”就是“内地塘报”③,倒完全有可能把二者相混淆了。塘报即邸报,因清一代在中央、省一级均设提塘,以抄传邸报,故有塘报之称。如所周知,邸报所载的是宫门钞、谕旨、奏章,类似于政府内部情况通报,其读者对象为各级官吏,所起作用是沟通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僚之声气,加强中央政权的集权统治。从政治体制结构看,邸报是统治机构政治权力功能的一部分。这与西方近代报刊的确不是一码事,后者是因社会公开交流新闻信息的需要而产生,“为公众刊行物”,“乃写与多数不定之人”,戈公振最后把这种种归结为报纸的首要特点——“公告性”④。自便士报时期始,西方报刊更是继承了启蒙与理性主义遗产,公开标榜自己是公众的代言人,从而在社会结构中作为与政府并行或对立的一极力量而存在。话是如此,可邸报在功能上,还是有沟通信息的作用,与“夷人”所办“新闻纸”倒也有几分类似。林则徐虽然知道“夷人”新闻纸可以“传事”,对于其来龙去脉不一定了了。不同的是,对于自家之邸报,他是熟得不能再熟。在其日记中,隔三岔五就有阅读邸报的记载。所以面对西方“新闻纸”这新玩艺儿,以自己头脑中已有的,而且与之最为接近的“塘报”互相比照,从而于其“传事”的特点中,方便得手,“了解夷情”,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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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hi
 
(责任编辑:实习编辑 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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